会计―税收差异与企业投资效率

时间:2022-05-04 10:28:08

会计―税收差异与企业投资效率

【摘 要】 由于会计准则与税法对收入、费用的确认口径和时间存在差异,使得在此基础上计算的会计利润与应税收益存在背离,从而产生会计―税收差异(简称“会税差异”)。近年来的研究发现,“会税差异”不仅反映的是会计与税法规定的不同,还有可能反映了企业盈余管理的程度,从而将其作为盈余管理的特征指标。文章以2008―2014年中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会税差异”与投资效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会税差异”越大的企业越容易发生非效率投资现象,且在投资过度的企业中,不同产权性质下“会税差异”与非效率投资的关系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为会计准则制定者评估和完善现有准则以及证券监管者加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提供了经验证据的支持,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会计―税收差异; 产权性质; 投资效率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6)03-0056-06

一、引言

由于会计和税法具有不同的目标以及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我国与国际惯例一致,对于企业所得税的核算采用的是会计与税收相分离的模式。会计准则和所得税税法对收入和费用的确定在某些方面存在不一致,进而导致了按照会计方法核算的利润总额与按企业所得税税法要求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产生了差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表明“会税差异”不仅是制度因素造成的,还有可能是企业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而导致的。Penman(2001)研究表明由于会计收益远超过税收收益,反映了企业具有较差的盈余质量,因此应将这种大额差异视为危险的信号。Philips等(2003)研究发现,递延所得税费用比总应计和异常应计项目在发现内部管理者通过盈余管理来避免盈余下滑和盈余亏损的效应更强。在“会税差异”与盈余持续性方面,Hanlon(2005)、周中胜(2009)、Blaylock(2011)等进行了相关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的“会税差异”越大,则该公司的盈余和盈余组成部分的持续性比其他企业越低。在会计稳健性方面,车菲(2012)进行了相关研究,发现当“会税差异”为正值时,其与会计稳健性呈负相关关系,反之两者正相关。

从对已有文献的梳理中不难发现,目前关于“会税差异”相关问题的研究,已从其是否与盈余管理有关转向了“会税差异”经济后果的研究,但研究视域仍然有限。本文致力于研究“会税差异”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主要贡献有以下三点:一是拓展了“会税差异”经济后果研究的研究视域。之前对“会税差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会税差异”形成原因以及“会税差异”与盈余质量关系的研究,近年来开始有文献研究“会税差异”的经济后果,而在经济后果研究方面,有从高管薪酬角度(刘行等,2012)、审计师角度(李青原,2009;Hanlon等,2012)、信用评级机构角度(Ayers等,2010)、投资者角度(伍利娜等,2008;Chi等,2013;龙月娥等,2013)、分析师角度(Weber,2009)、税收征管角度(Mills,1998)和企业持续经营角度(Noga等,2013)进行研究的,但是鲜有从企业投资效率角度来研究“会税差异”作为盈余管理特征指标带来的经济后果,本文的研究弥补了这一缺憾。二是丰富了投资效率相关问题的研究文献。Stein(2003)认为资本配置过程包括公司投资和融资两方面,但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比较重视企业的融资问题,而对企业投资问题的关注程度并不高,且现有研究还没有从“会税差异”作为盈余管理特征指标的视角来研究其与投资效率的关系,本文对“会税差异”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进行研究,丰富了投资效率相关问题的研究文献。三是研究成果预期能够为会计准则制定者评估和完善现有会计准则以及证券监管者加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提供方向性指导。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目前鲜有将“会税差异”作为盈余管理特征指标来研究其与投资效率关系的,但国内外学者对投资效率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已进行了相当程度的研究。Healy等(2000)研究表明,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会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问题,最终使得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升。Jensen等(1976)认为导致企业投资过度的主要原因为两权分离带来的问题,问题的存在使得内部控制者拥有过多的自由现金而在没有很好的投资项目时把资金投入净现金流为负的项目中导致过度投资。Xu等(2011)认为导致企业投资不足的主要因素为资本市场和企业内部控制者的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融资约束,使得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去投资净现金流为正的项目。Biddle等(2009)研究表明,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可以降低投资者跟内部管理者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进而缓解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最终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周春梅(2009)从关系的角度研究了盈余质量与投资效率的关系,表明盈余质量的提高可以降低内部管理者成本及缓解大股东问题,从而很好地缓解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Goodman等(2013)研究发现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有利于增强管理者对以后期间收益预测的准确性,最终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综上可知,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能够有效抑制企业的非理性投资行为。

在会计准则下,管理者对于会计政策的选择具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具有一定的盈余管理空间,而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则更具刚性,因此会计上的利润总额与按税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的差额就能够用来衡量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也即“会税差异”能够反映企业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根据已有研究,“会税差异”在信息披露质量方面是一个较为综合性的指标,它既能够反映当期盈余质量,又和后续期间盈余的持续性相关,同时还与会计稳健性相关。高质量的信息披露一方面可以通过降低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程度缓解问题进而有效缓解投资不足问题;另一方面可以有助于更好地监督内部管理者,进而有效缓解内部管理者将资金投资于负净现值项目而导致的投资过度问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H1: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企业“会税差异”越大,越容易发生非效率投资

根据已有研究,会计信息质量在不同产权性质下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会存在差异,不同产权性质下会计信息质量与投资效率的关系不一致。吴德军等(2012)将2008―2010年中国沪深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了不同产权性质下盈余质量与投资效率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与非国有控制公司相比,在国有控制公司中,盈余质量与公司投资效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而李青原等(2010)以2004―2006年沪深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结论表明与国有控制公司相比,非国有控制公司中会计信息质量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联度更大。由于“会税差异”可以用于度量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因此本文为了进一步探讨不同产权性质下“会税差异”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提出假设2:

H2:在不同产权性质下,“会税差异”与非效率投资的正相关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初始样本为2008―2014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选择2008年为研究起始年度,是由于我国从2007年开始规定上市公司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表核算所得税的会计影响,同时在2008年开始执行新的企业所得税税率(龙月娥,2013),从2008年开始可以保持研究数据的可比性。行业分类根据2012年证监会颁布的分类方法,其中制造业按照二级行业分类,其他行业按照一级行业分类。在此基础上对数据进行了如下筛选:(1)剔除金融保险业的上市公司;(2)剔除资产负债率大于1的上市公司;(3)由于观测值太少不具有统计意义,因而剔除了同一行业年度观测值小于15的上市公司;(4)剔除研究变量缺失的年度观测值。最终剩下11 526个观测值。为了降低异常值影响,本研究对连续变量进行了缩尾处理(1%和99%分位,Winsorize)。

(二)变量定义

1.投资效率

对于投资效率的衡量,本文采用的是Richardson(2006)建立的模型。其计算公式如下:

INVi,t=?茁0+ ?茁1Growthi,t-1+ ?茁2Levi,t-1+ ?茁3Cashi,t-1+ ?茁4Agei,t-1+

?茁5Sizei,t-1+?茁6Reti,t-1+?茁7INVi,t-1+?撞Year+?撞Ind+?着t (1)

公式中残差代表非效率投资,残差小于0表示投资不足,大于0表示企业投资过度。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2.“会税差异”

对于“会税差异”的度量,本文参照龙月娥(2012)的计算方法。“会税差异”等于会计利润减去应纳税所得额,会计利润可以直接从利润表获得,但由于我国企业纳税申请表不对外公开披露,所以应纳税所得额(即应税收益)需通过财务报表数据间的逻辑关系来推导得到,进而计算出“会税差异”。根据2006年颁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所得税费用由当期所得税费用和递延所得税费用两部分组成,所得税费用的数据可以从利润表中得到,通过利润表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项目可以计算出递延所得税费用,进而推导得到当期所得税费用,用当期所得税费用除以税率可以得到应纳税所得额,最后“会税差异”用利润总额减去应纳税所得额可以求得。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递延所得税税费=当期递延所得税负债-当期递延所得税资产

应纳税所得额=(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税费)/所得税税率

会税差异=税前会计利润-应纳税所得额

(三)“会税差异”与投资效率的模型设计

为检验假设1和假设2,本文建立了模型(2)和模型(3):

INVESTi,t=?琢0+?琢1BTDi,t+?琢2FCFi,t+

?琢3M-feei,t+?琢4Occupyi,t+?琢5Payi,t+?琢6Statei,t+

■Y+?撞■I (2)

INVESTi,t= ?茁0 + ?茁1BTDi,t + ?茁2

BTDi,t*State+?茁3FCFi,t+?茁4M-feei,t+

?茁5Occupyi,t+?茁6Payi,t+■Y+■I

(3)

模型(2)检验假设1,模型(3)检验假设2,模型中所涉及的变量定义见表2。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3描述了主要变量的几项重要指标:mean(均值)、sd(标准差)、p25(四分位值)、p50(中位数)、p75(四分位值)。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投资过度的观测值为5 591个,投资不足的观测值为5 935个,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的观测值数量相当,说明计算得到的投资效率基本服从正态分布,同时通过描述性统计结果还可以知道主要控制变量的值已无异常值,这能有效保证后续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二)相关性分析

表4的PanelA和PanelB分别列示了投资不足组和投资过度组的相关系数,结果表明无论是存在投资不足还是投资过度现象,“会税差异”与非效率投资都存在正相关关系,初步表明“会税差异”具有治理功能,既能够抑制投资过度又能够有效缓解投资不足问题。进一步分析可知,“会税差异”与其他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比较小,在多元回归中可以较好地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回归分析

表5列示了模型(2)的回归结果,Panel A和Panel B分别是投资不足组和投资过度组的回归结果。从表5第二列的全样本回归结果可见,虽然两组中“会税差异”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在显著性水平和系数上有差异,但是整体上“会税差异”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非效率投资正相关(在投资不足组,“会税差异”绝对值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绝对值呈正相关关系,其系数为0.317,t值24.39;在投资过度组中,其系数为0.475,t值为23.84),实证检验表明假设1成立。

同时Panel A和Pan-

el B中的第三、第四列分别列示了国有控制公司和非国有控制公司中“会税差异”与投资效率的关系。回归结果表明在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下国有控制公司和非国有控制公司中,“会税差异”都与非效率投资显著正相关。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投资过度组还是投资不足组中,非国有控制公司中“会税差异”与非效率投资之间在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水平上都高于国有控制公司。为了检验这种差异是否显著,引入了模型(3),Panel A和Panel B中的第五列列示了模型(3)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在投资不足组中,交互项的系数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表明在投资不足组中不同产权性质下,“会税差异”与投资效率的关系没有差异;而在投资过度组中,交互项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投资效率负相关,表明与国有控制公司相比,非国有企业中“会税差异”与投资效率的关系更显著。因此结果表明在投资过度组中,假设2成立。

五、稳健性检验

(一)删除交叉上市公司观测

由于同时发行A股和B股或者H股的企业同时会受到两个市场的监督,在信息披露监管上会与其他A股上市公司有差异,因此本文将同时发行A、B股和A、H股的企业删除。回归结果表明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二)剔除投资效率正常组

参照已有研究,Richardson(2006)的模型假定上市公司整体不存在系统性的投资不足和过度现象,整体投资行为是正常的,否则会存在系统性偏差。因此,为了克服这个问题,本文将用模型计算出的非效率投资分为3组,然后将中间组作为正常的投资行为而剔除,再进行回归,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与前文的研究结论一致。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2008―2014年中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会税差异”与投资效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会税差异”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显著正相关。这与前人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也即“会税差异”越大,表明披露的盈余质量越差。缩小“会税差异”一方面能够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进而缓解投资不足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对内部管理者的监督,防止其投资净现值为负的项目导致的投资过度问题。同时本文还分别研究了在投资过度组和投资不足组中不同产权性质下“会税差异”与非效率投资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投资不足组中,不同产权性质下“会税差异”与投资效率的关系并无显著差异,而在投资过度组中,相比国有控制公司,在非国有控制公司中“会税差异”与非效率投资的关系更加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存在投资过度现象时,在非国有控制公司中,信息的治理作用比在国有控制公司中更强。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会计准则制定者应当根据已有的实证研究证据,全面评估和完善现有会计准则。由于会计和税法存在不同的目标,因而将会计和所得税分离是符合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但是如何避免管理者利用准则给予的自由裁量权进行盈余操纵是准则制定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改进的方向应当是在给予企业管理者更多职业判断自由的同时又能使得披露的信息更加可靠和与决策相关。

其次,对于税务部门,在当前所得税申报资料没有披露时,税务部门可以提供相关资料给学术研究者,以便更好地使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最终实现理论研究指导实践的效果,这一做法在Mill(1998)的研究中得到实施,美国国税局为其理论研究提供了纳税申报资料,在此建议中国税务部门也可以借鉴此方法。

最后,对于证券监管者而言,应当提高企业披露信息的要求,尤其是在应纳税所得额的披露上,提高信息披露质量首先能够更好地保护投资者,进而通过降低企业管理者与投资者直接的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成本,使得有好的投资项目的企业尽可能融到所需资金,投资净现值大于零的项目,改善投资不足的现状。对于自由现金流比较多的企业,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能够加大投资者对高管的监管,进而抑制投资过度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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