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四大结构性危机

编者按：

“唱衰中国”现在很热。“唱”者中现有出于暗示中国威胁的别有用心者，亦有想在“中国热”面前反一下潮流达到自我炒作的人；当然，也有真心为中国发展中的隐忧焦虑的有识之士。本文作者或可归入这类有识之士，因此，他的文字值得一读。当然，因作者长年生活海外，具主要是从其日本研究出发，结论的真确也就并非不可商榷。比如，中国能否简单地比附日本即是大问题，至少中国经济的纵深度与多层次，就比日本更具抗击能力；又比如，对中国经济较高的外贸依存度也应具体分析――作者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更深入地观察会发现，中国的外贸几乎是独立于广大非城市居民之外的状态，尽管构成庞大数量，但其衰荣的传导作用令人怀疑。但无论如何，作者善意的警言，以及隐含的结论――我们无法改变外部世界，但我们可以加快改革，完善我们自己，都是有益的。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在制造着四个结构性条件。这四者的合流和互动将使中国经济在未来的几年中面临着重蹈日本泡沫经济覆辙的风险。

中国经济过于依赖美国市场

中国经济严重依赖美国市场，不断增长的中美贸易不平衡与美国经常账户上的整体逆差一起为美元带来强大的贬值压力。2003年，中国 GDP对美国市场的依存率已经接近10%。根据美国官方的统计，2003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已经超过1200亿美元。中国经济在这样一种局面下面临着双重风险：一方面，美国必然向中国施加政治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实行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如果在现在的条件下回应这些要求，中国必然面临出口下降、经济发展减速的风险。

必须指出，无论是中美贸易不平衡还是美元贬值压力中的中国因素，都只是很多因素中的一种，而且美国自身对二者也有很大责任。中国完全可以据理力争，强调美国政府在计算美中贸易时香港地位的不合理性以及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对贸易不平衡的影响。中国也可以指出美国国内的储蓄率过低，政府、企业和个人靠举债度日是导致美国财政贸易赤字的根本原因。但是，根本性问题在于无论是谁的责任，只要美国贸易赤字持续扩大，美元危机的可能性就进一步增加。只要美元危机爆发，中国经济就要遭受沉重的打击。中国与其和美国理清责任的是非，不如对如何在这种前提下以一种全球性观点对维护本国利益进行战略性考量。

一旦人民币由于国际压力或是由于美元危机急剧升值，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世界工厂模式马上就要面临很大的压力。如果人民币在未来的五年里也像日元在80年代一样对美元的汇率升值50%，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恐怕在顷刻之间就会大打折扣。中国至今仍然没有像日本一样建立起以独立研发能力和自主品牌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

现在，中国国内掀起了一系列产业政策的大辩论，无论在关于汽车，还是关于京沪高速列车，或者“运十”的辩论中，人们潜意识里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中国是否应该继续依靠以廉价劳动力为主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一直等到这个优势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幅度的上升彻底夺走，还是从现在就开始向以独立研发能力和自主品牌为基础的比较优势转变。当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真的大幅度上浮时，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是否有除了廉价劳动力以外的比较优势，马上会成为对中国经济来说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中国式的世界工厂模式过早造成资源冲突

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大量吸引外资，在贸易方面大出大进的世界工厂模式使中国过早地进入与其他国家之间在能源和资源方面的冲突，并被认为抢走他国的工作机会。积极吸引外资的结果是跨国公司纷纷在中国设厂甚至建立地区总部。世界工厂的崛起已经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为了维持世界工厂的运转，中国必然需要一个与其生产规模相匹配的世界级的供销科，大量使用能源、原材料和设备。尽管这可以为其他国家增加就业机会，但也可以使中国与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摩擦和冲突骤然加剧。这并不是说中国不应该发展，也不是说中国不应该与他国争夺能源和资源，而是说中国应该考虑资源争夺效益比，要思考在一定的能源资源争夺水平上如何实现更高的发展水平。或者说，在追求一定的发展水平时如何降低与他国在能源资源方面的冲突。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思考，在恶劣的能源资源条件下，发展什么样的产业结构既能在国际贸易里获得更大的利润，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与他国在资源方面的冲突，以便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

如今，能源条件的骤然恶化一下子把世界工厂与世界办公室之间在度过石油危机能力方面的区别显示得淋漓尽致。我们在全世界到处找油的同时也应该想一想中国发展模式本身是否隐含着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因素。

过高的贸易依存度加大来自国际市场的风险

中国大进大出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大大提高了本国GDP的贸易依存度，并大大增加了中国经济面临的来自国际市场的风险。直接受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以吸引外资为手段、建立大进大出的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影响，中国GDP贸易依存度近年在急剧上升，2002年还在50%左右，2003年就上升至60.2%。据预测，中国GDP贸易依存度要上升到70%以上。这样高的GDP贸易依存度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国际市场发生大起大落，中国经济必然要受到严重的影响。

日本一直把GDP贸易依存度控制在较低的水平。有人会说，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相似的发展阶段相比，中国的GDP贸易依存度并不算太高。关键在于中国有许多与他国不同的地方。当年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在冷战期间鼓励出口时，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很少被认为形成对他国的威胁。它们也不会受到像今天中国面对的压力。这个趋势单独出现就已经是一个严重问题，如果与第一个和第二个趋势同时出现，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就显示得更为清楚。

以稳定换产业升级的做法隐含巨大风险

中国发展模式与日本发展模式相比，在处理政治稳定与经济结构升级换代之间的矛盾时采取完全相反的做法，这种以政治稳定为代价追求经济结构升级换代的做法隐含巨大的政治风险。日本长期以来以稳定为优先目标：尽管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面临着一系列的外部经济环境的挑战却始终坚持以稳定为主，特别是注意保护对就业有直接影响的农业和零售业。当然，日本也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直到去年为止，日本经济一直在困境中挣扎。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另一面是，尽管日本经济长期停滞，其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却依然如故。中国则显示出一种大刀阔斧对经济结构进行升级换代的魄力。中国经济不仅在开放程度方面远远地把日本经济抛在后面，而且在经济结构上也迅速地在低技术产业、中技术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同时追赶，显示出极大的活力。与此同时，中国对社会保障付出的努力远远不及日本。三农问题、下岗职工的问题以及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程度的加剧已经成为社会与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在加入WTO协定中，中国在农业与零售业方面作出远远超过许多发达国家的让步。当然，这里的逻辑是如果中国加入WTO后，通过扩大出口、制造足够的新就业机会，就可以充分吸收这些让步造成的失业。但是，随着反倾销正在成为许多国家抵制中国产品的新手段并有大幅度蔓延的趋势，中国在农业和零售业的让步能否顺利度过后WTO时代来临的冲击还有待观察。

以廉价劳动力为优势的发展模式必须加以调整

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必须建立在低工资的基础之上。这种发展模式如果不加以调整，从长远的角度看会严重束缚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中国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滞后结果是收入不平等过大，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这种分配不平等的后果是国内需求疲软。而国内需求疲软不仅导致通货紧缩，而且又使得中国GDP总值中国内部分所占比例相对较低，从而使GDP对贸易依存度过大。如果中国在GDP对贸易依存度过大的条件下被迫实行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国际市场的任何急剧变化都会使国内经济遭受重创。这时，长期以来没能得到很好解决的不平等问题反过来就很有可能以突然爆发的形式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从这层意义上而言，去年以来中国政府开始重视农村问题、下岗职工的问题以及提出振兴东北的问题，不仅仅是在解决不平等的问题，也是在为中国经济外部环境可能发生的变化提前做准备。

中国发展模式伴随的以上四种趋势如果合流或者在更深刻的层次上互动的话，可能给中国经济在最近的将来带来不少的挑战。这种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吸引外资、靠大出大进维持的世界工厂模式，不仅在国际上增加了中国经济在国际金融与能源方面的风险，而且在国内削弱了中国经济抗拒外部冲击的能力，并埋下了政治不稳定的根源。

2003年出现的这四种趋势合流并互动的初步预兆，是对未来数年中中国经济面临挑战的一个极大警示。直到2002年底，笔者仍然以为对中国来说要面临日本上个世纪80年代那样的挑战恐怕还是2008年至2010年左右的事。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挑战会来得这么快。转眼间到了2003年春天，就开始出现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强大国际政治压力。到了夏天，国内国外更是开始纷纷议论中国经济过热的问题。十分明显，中国面临着一个比当年日本面临的更为急剧变化的国际环境。

历史将证明，我们如何高度评价2004年以来中国政府实行的宏观调控的意义都不为过。因为它将成为中国经济在未来数年里应付国际政治经济严重挑战的一场预演。与今后几年即将面临的泡沫风险相比，2003年的中国经济过热可能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挑战。在未来的几年里，几个导致当年日本泡沫经济出现的基本条件将会全部出现在中国：在国际资本流动与外包日益发展的大趋势下，中国将日益变成世界工业制成品的主要产地，中国出口的飞速发展导致的中美两国贸易之间的不平衡以及中国经济对世界能源市场、资源市场和工作机会的冲击将会带来要求人民币升值，或采用浮动汇率，甚至开放资本账户的强大国际政治压力。这些冲击的效果将被中国国内的几个已经注定要上马的大型发展项目（包括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及西部开发和振兴东北）进一步放大。一直存在的虽然机制不同、但与日本性质相同的重协调轻监控的中国企业治理在这些条件下很容易制造经济泡沫。至今为止，中国在一个以稳定汇率（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与不开放资本账户为特征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创造了一个发展速度与日本相似的经济奇迹。正像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带来了日本经济体制的逆转一样，如果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在强大的国际政治压力下真的实行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中国经济体制在监控方面的弱点可以成为直接威胁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死穴。

（作者系美国杜克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