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文与新文学

摘 要：民国时期，新文学作家介入中小学教育界是一种潮流性现象，叶圣陶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既是现代国文教育的缔造者，又是新文学的创始人。叶圣陶从教的1912年，正是新文化运动酝酿之际，也是现代国文科诞生之时，新旧两派有关国文科的性质争论非常激烈，叶圣陶在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上发起了一场“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又在《国文杂志》上参与了“抢救国文”的争论，目的在于引导社会形成对国文科的一个科学认识。他通过区别于公民科和文学科，似乎给国文科找到了独立的依据，但实际上，是新文学的实绩让新的国文科得以产生，新诞生的国文科又承担起了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学，培育现代公民的新的责任，国文科要真正独立于公民科和思想科是不可能的。

关键词：叶圣陶；新文学；国文教育；国文科；中学生国文程度；抢救国文

叶圣陶，名绍钧，原字秉臣，1911年改字为圣陶，他既是现代国文教育的缔造者，又是新文学的创始人。基于叶圣陶这两方面的成就，对他进行的研究已有相当之多，然而，这些研究始终无法打破教育和文学的隔阂，无法同时将既是新文学作家、倡导者又是国文（语文）教育家的叶圣陶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实际上，叶圣陶是现代国文教育和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联结点。民国期间，具有教育家和作家双重身份的叶圣陶并不是一个特例，新文学的作家、倡导者介入中小学教育领域在当时是一股潮流，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叶圣陶、胡适、朱自清、夏丏尊等人。新文学的倡导者和作家为什么会如此热心于介入中小学教育事业呢？“新国文”和“新文学”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本文正是试图通过具体研究叶圣陶具有代表意义的对国文科性质的认识，来回答这两个问题。

1912年，叶圣陶中学毕业后到苏州言子庙初等小学担任国文教师，由此开始了他不平凡的教育生涯。叶圣陶从教之始，正是辛亥革命爆发，民国创立之际。这年，教育部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对初等小学教育颇为重视。江苏省都督府也接连了几项教育通令，推广初等教育，废止简易识字学塾，酌改为初等小学或补习科。苏州学界解聘了一批“旧教员”，新设和扩建了一批初等小学，补充了一批新教师。实际上，“国文教师”这一称谓也才出现没多久，在此之前，中国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分科教育，只有作为启蒙教育性质的私塾“蒙学”，内容是识字、读经讲经，为以后参加科举考取功名打基础，教师则被称为“私塾先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为应对时势巨变，清政府颁布了由张百熙所拟的《钦定学堂章程》，产生了新的系统的学制，因该年为壬寅年，所以称其为“壬寅学制”。但这一学制并没有得到真正实施，次年又颁布了由张之洞、张百熙和荣庆合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实际推行，这也就是“癸卯学制”。“癸卯学制”课程中，中小学设有“读经讲经”和“中国文学”必修两科，并在《学务纲要》中明确规定：“其中国文学一科，并宜随时试课论说文字，及教以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宦科实用，但取理明辞达而止。”从教学宗旨看“中国文学”科已经颇重实用，为以后国文单独设科奠定了基础，其实就是国文科的先声。到了1912年，也正好是叶圣陶从教那年，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在《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文》和《中学校校令施行规则》中废除了“读经讲经”一科，设置“国文”课，从此才有了“国文科”和“国文教师”的正式称谓，中国具有学科意义的现代语文教育也由此诞生。 可见，叶圣陶从教之始，正是现代分科教育体制下“国文科”诞生之际，“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在此时酝酿和爆发，社会处在新旧两派思想相互交替争夺的状态中。实际上，在言子庙初等小学仅仅执教两年后，叶圣陶便被教育界守旧的一派所排挤丢掉了这份教职。 从这里，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当时教育界旧派势力的强大和新旧争夺的激烈程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新诞生的“国文科”应该如何，社会上新旧两派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而最能代表这场争论的是30年代在叶圣陶、夏丏尊等人主编的《中学生》杂志上发起的关于“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和40年代同样是叶圣陶主编的《国文杂志》上围绕“抢救国文”问题爆发的争议。

这两次争论叶圣陶都非常积极的参与。在第一次有关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中，他分别写了《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读了》和《再读》、《欢迎国文教师的意见》概括了这次讨论得出的对国文科的几点共同看法。在第二次讨论中，他又写了可以作为“抢救国文”争论的总结性的文章《读罗陈两位先生的文章》。两次讨论中他的主要观点包括：“赞同国文科的目标是在于养成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阅读与写作又须贴近现代青年的现实生活，尤其是后者才是国文教学成功跟失败的分界标；”“阅读的材料却不必要名作，只要内容形式都没有毛病的就行”，“不能像医生配药似的，哪类文章包含道德教训，要读多少，哪类文章包含某家思想，要读多少”；“写作在乎是否“言之有物”，“必须要先有所感，先有所思”，而反对只会作一些鹦鹉学舌似的文章，要能用活的语言写出实际生活；”

如若将叶圣陶对国文科的这些主张和1917年胡适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被公认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开创之作《文学改良刍议》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他们的观点是何其的一致。此文有两个重点，一是强调“言之有物”，即以“情感”与“思想”为文学的“灵魂”，反对“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的形式主义倾向。其次是强调文学写作要摆脱“奴性”，“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其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真之目的，即是功夫”。 同样叶圣陶主张在中学国文教学中不能以文言文为高深，而以语体文为卑浅，这就是反对文言文为文学正宗，力图确立中学国文科中白话文学作品的地位；国文阅读材料不必要“国学根柢”“固有文化”，正意味着白话文作品，新文学作品可以入选；要让学生“有话可说”“言之有物”，更是五四文学革命的直接主张。因而，我们知道叶圣陶、朱自清在国文教学上的观点和胡适《中学国文之教授》和《再论》两篇文章中的立场是一致的，他们都是站在新文化、新文学的立场上来看国文教学的。

这两次讨论，叶圣陶在国文科认识上的新文学作家立场已经清楚可见。进一步将叶圣陶民国38年间所写的有关对国文科性质认识的论文进行系统地归纳，我们可以发现他是通过将国文科和公民科和文学科进行区分，从而界定国文科的性质。首先，国文科是区别于公民科的，国文科并不全部担负养成学生修养的责任，而只是承担全部教育的一部分责任，这便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叶圣陶《国文科之目的》一文依然是从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论调谈起，认为“在这里，颇有问一问国文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的必要。我们的回答是‘整个的对于本国文字的阅读与写作的教养’。换一句话说，就是‘养成阅读能力’、‘养成写作能力’两项。”而其中“要养成阅读能力，非课外多看书籍不可。”认为教授阅读重要在方法，至于“修养云云那是身体力行的事，民族精神也得在行为上表现。”他认为要想单靠国文科提倡修养，振起民族精神，是不现实的，“不免招致‘文字国’的讥诮”。“要养成写作能力，第一宜着眼于生活和发表的一致；说明白点，就是发表的必须是自己的意思或感情，同时又正是这意思或感情。”“至于文体，语体文和文言文原没有划然的界限。然而就亲切、便利等条件着想，语体文应该普遍地被应用是无疑的。学生就性之所好，兼作文言文，当然不必禁止，一定要作了文言文，才算国文程度不低落，这成什么话？”在这篇文章当中，叶圣陶已经指明国文科目的只在于养成学生阅读和写作能力两项，而不单独承担养成修养的责任，并且进一步言明了对待中学作文文体的态度，从实用角度是鼓励用语体，当然也并不排斥文言。1940，叶圣陶在《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 中更明确地谈到：国文是各种学科中的一个学科，各种学科又像轮辐一样辏合于一个教育的轴心，所以国文教学除了技术的训练而外，更需要含有教育的意义。说到教育的意义，就牵涉到内容问题了。这是应该的，无可非议的。不过重视内容，假如超过了相当的限度，以为国文教学的目标只在灌输固有道德，激发抗战意识，等等，而竟忘了语文教学特有的任务，那就很有可议之处了。叶圣陶在此文中认为国文教育内容方面固然不容忽视，但方法方面尤其应当重视，认为这是国文教学必须明确的第一个基本观念。1942年《略谈学习国文》 中进一步指出“在人群中间，经验的授受合心情的交通是最切要的，所以阅读和写作两项也最切要。这两项的知识和习惯，他种学科是不负授与和训练的责任的，这是国文科的专责。每一个学习国文的人应该清楚：得到阅读和写作的知识，从而养成阅读和写作的习惯，就是学习国文的目标。”其次，叶圣陶认为国文科又是区别于文学科的。叶圣陶在《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中所谈的第二个基本观念就是：国文的涵义与文学不同，它比文学宽广的多，所以教学国文并不等于教学文学。以前，国文教材是经史古文，显然因为经史古文是文学。“五四”以后，通行读白话了，教材是当时产生的一些白话的小说、戏剧、小品、诗歌之类，也就是所谓文学。这两派实际是一路的，都以为国文教学是文学教学。叶圣陶认为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他说“其实国文所包的范围很宽广，文学只是其中一个较小的范围，文学之外，同样包在国文的大范围里头的还有非文学的文章，就是普通文。这包括书信、宣言、报告书、说明书等等应用文，以及平正地写状一件东西载录一件事情的记叙文，条畅地阐明一个原理发挥一个意见的论说文。中学生要应付生活，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就不能不在文学之外，同时以这种普通文为对象。”叶圣陶又说，“至于经史古文与现代文学的专习，那是大学本国文学系的事情，旁的系就没有必要，中学当然更没有必要。我不是说中学生不必读经史古文与现代文学，我只是说中学生不该专习那些。从教育意义说，要使中学生了解固有文化，就得教他们读经史古文。现代人生与固有文化同样重要，要使中学生了解现代人生，就得教他们读现代文学。但是应该选取那些切要的，浅显的，易于消化的，不宜兼收并包，泛滥无归。”在《读罗陈两位先生的文章》一文中，叶圣陶又说“语文法不是古文笔法，也不是新文学做法，只是我国人口头笔头习惯通行的说法。”

叶圣陶这样界定“国文科”的性质颇有意思：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和思想启蒙者，叶圣陶却更愿意将国文科看成一个培养学生技能的科目，强调它区别于公民科，不单独承担思想教育的责任；作为新文学作家和倡导者，叶圣陶又强调国文科区别于文学科，强调语文法既不是古文笔法，也不是新文学的做法，它是不偏重于白话新文学，也不偏重于文言古文的学科。他强调了国文科的独立性和中立性，这是为什么呢？

在叶圣陶1942年为《国文杂志》写的发刊辞《认识国文教学》 一文上，我们能够找到他强调国文科独立于公民科、思想科的原因。文中写道：“国文教学没有成绩的原因，细说起来当然很多；可是概括扼要地说，只有一个，就是对国文教学没有正确的认识。学校里的一些科目，都是旧式教育所没有的，唯有国文一科，所做的工作包括阅读和写作两项，正是旧式教育的全部。一般人就以为国文教学只需要继承从前的传统好了，无须乎另起炉灶。这种认识极不正确，从此出发，就一切都错。旧式教育是守着古典主义的：读古人的书籍，意在把那一套程式和腔调模仿到家，不问它对于抒发心情相配不相配，有效果没效果。旧式教育又是守着利禄主义的：读书作文的目标在取得功名，起码要能得‘食廪’，飞黄腾达起来做官做府，当然更好；至于发展个人生活上必要的知能，使个人终身受用不尽，同时使社会间接蒙受有利的影响，这一套，旧式教育根本就不管。因此，旧式教育可以养成记诵很广博的‘活书橱’，可以养成学舌很巧妙的‘人形鹦鹉’；可是不能养成善于应用国文这一工具来应付生活的普通公民。”我们可以明白叶圣陶力主国文科区别于公民科、思想科的真正原因：他是要将新的国文科与旧式教育的“文以载道”传统割裂开来，确立起国文科培养现代公民适应现代生活能力的新传统。但这里存在一个有趣的悖论：叶圣陶为了割裂新国文与旧式教育传统，就需要强调国文科区别于公民科、思想科的独立性，强调国文科只是一个阅读和写作技能层面的训练，无关乎思想和修养；然而，他之所以强调国文科的责任是培养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又是因为这是作为一个现代公民适应现代生活所必须掌握的技能。叶圣陶这种区分正是他站在新文化和新文学的立场之上，反对国文科承继旧式教育的“利禄主义”、“古典主义”的一套，主张新的国文科应该为培育现代公民服务，这是一种以“新”取代“旧”的新文化运动思维模式，其反对旧式教育“文以载道”，却又确立了一种新的“文”与“道”的关系。

在这个区分中，我们可以看到叶圣陶新文学作家的立场，但是他为什么又要强调新的国文科又区别于“新文学”呢？我们可以发现，叶圣陶在说国文科区别于文学科的时候，他强调的是国文科的教材除了经史古文和新文学之外，还有许多的“普通文”。为什么要看普通文呢？因为“中学生要应付生活，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就不能不在文学之外，同时以这种普通文为对象。”在《国文随谈》一文中，他更加详细谈论了这个问题。他针对民国教育部所定的几条国文教学标准谈了自己的看法，针对“阅读一般文言文”一条谈道：“可见初中要读‘一般文言文’，高中要读‘古书’，都为适应当前的情形。如果当前的情形改变了，就是说，报纸、公文之类不用文言了，固有文化扼要而且正确地记述在历史教本里面了，初中就不必读‘一般文言文’，高中就不必读‘古书’”。又针对“除继续使学生能自由运用语体文外，并养成其用文言文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一条谈到：“至于高中要写文言，也只为适应当前的情形。而当前的情形不是不能改变的，据许多人的意见，语体文普遍地应用，这一个倾向现在已经越来越显著，只要大家再努力，语体文便可整个儿取文言而代之。于是高中只需求语体文的‘精’，那个‘精’也就不难达到。这里偏重语体文，撇开文言，并不存在有什么成见。只因现代人要用文字表白情意，唯有写语体文最为贴切，最能畅达，文言写得无论如何到家，贴切与畅达的程度总要差一点的缘故。” 叶圣陶还特别针对“培养学生创造国语新文学之能力”一目谈道：“就字面看，好像每个学生必须成为‘国语新文学’的作者，即使并不动手‘创造’，至少要有‘创造’的能力。可是一般的见解，文学创造是天才与努力的乘积，并不是人人能够着手的。说人人要能用本国文字叙事说理表情达意，是大家承认的。说人人要有文学创造的能力，就好比说人人要有国画创作音乐创作的能力一样，事实上必然办不到。”在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叶圣陶主张国文科要区别于文学科，要关注“普通文”：是因为普通文是生活中常见的文字材料，要应付生活就必须要学习普通文，这是其一；此外，国文科不肩负培育新文学作家的责任，因为文学创造的能力不是人人都有，因而要国文科承担这一责任事实上是办不到的，但国文科培养学生用本国文字叙事说理表情达意却是能够做到的，这是其二。透过叶圣陶对国文科性质的这两个区分，我们可以明白，叶圣陶心中的“新国文”是在反对旧式教育和旧文学中诞生的一个学科，是现代教育和现代文学合力产生的一个学科，必然就承担了传播现代新思想和新文学的任务，是新文学倡导的理念和创作实绩使新国文科得以诞生。在现代分科教育的体制下，它一方面和其它各科一起承担了现代教育的总体任务“培育现代公民”，另一方面又确立了自己不同于思想科和文学科的学科特性——培育学生“适应现代生活”的阅读和写作技能。这就是叶圣陶对新国文性质上的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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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学生》月刊 叶圣陶编 1930年1月创刊 华东师范大学特藏报刊阅览室

[11]、《国文月刊》叶圣陶编 1940年创刊 华东师范大学特藏报刊阅览室

[12]、《民国教育史》李华兴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年8月第一版

[13]、《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刘国正、顾黄初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7年4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