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贪腐录

这是一份沉重的报告，它汇集了23年（1987年－2010年）来120名省部级高官的腐败样本。

一份120人的腐败样本

在落马官员中，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位高权重，占有更多体制内外资源，直接或间接拥有巨大的“话事权”。但在权力失衡与监督失效的制度背景下，他们的贪腐行为带来的破坏力更大，亦更大地影响法治建设和依法治国进程，故有其典型性和代表性。

这120人，仍不是这23年来落马高官之全部，不完全统计盖因信息不透明。

他们因违法违纪被查时，年龄最大者83岁，早已退休；年龄小者则不过48岁，于正得意时陨落。罪名除常见的、贪污罪、巨额财产之外，还有鲜见的爆炸罪、重婚罪等；其中受贿额最高者近2亿元人民币，并创下单笔受贿1.6亿元人民币的贪腐纪录（案）；确凿可证的是，他们中近半数人养有情妇；绝大多数出身于平常人家，仅寥寥数人为高干之后。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已成为中共十七大后的流行语，但由于制度缺陷及监管漏洞，近20多年来，虽然反腐力度有增无减，但贪腐行为却与日俱增。目前的腐败形势呈现出级别越来越高、窝案越来越多、涉案金额越来越大、行业领域越来越庞杂等特征。

在较长的时间维度内观察，以每五年党政轮替的周期为计，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年度工作报告披露的数字，2003年至2007年的五年中，进入司法程序的省部级官员有35人。而1998年至2002年，这一数字是19人；1993年至1997年则为7人。由此可见，在数量上，每过五年相关数字即翻一番。最近的2008年及2009年则分别为4人和8人，在这个五年未到中点之时，已有12名省部级官员落马并进入司法程序。

这份样本广泛分布在全国要害部门的各重要职位。除、内蒙古两个少数民族自治区未有涉及外，这份样本涵盖了其余30个省级行政区（不含港、澳）。其中，党政系统官员61名，人大、政协官员35名，司法机关官员10名，国企和大型金融企业官员13名，另有系统高级将领1人。

在官员序列最顶端，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落马官员有三名。巧合的是，他们均匀分布在前三个五年周期中：1995年被查处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1999年被查处的原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2006年被查处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

事实上，多重信息表明，对官员腐败的关注，以及对于预防与惩治腐败体系的建设，已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过去20多年里，历届领导人皆高度重视腐败问题。邓小平表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称：“不论是谁，不论职务多高，该受什么处分就给什么处分，该重判的坚决重判，该杀的坚决杀，决不手软。”

中共中央总书记连续八次在每年年初的中央纪委全会上发表讲话。其中今年1月12日，表示要“严肃查处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案件”，同时继续推进“建设科学严密完备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

转向“法治反腐”

如果说腐败源于权力的异化，那么异化的根源便是权力产生的土壤和环境。将过去23年（1987年－2010年）合并为三个阶段后，可知各阶段的腐败各有其明显特征：（1）1987年至1992年，表现为商品经济发展初期的流量腐败；（2）1993年至2002年，主要体现在资本存量领域腐败；（3）2003年之后，呈现复合式权力寻租，尤其是出售权的腐败――“买官卖官”大量出现。统计表明，高官贪腐行为契合时代经济特征，与市场经济共生共长，呈多发趋势，并在此过程中进化为复杂的高级形态。

而经过数十年探索，中国的反腐败模式已经逐步形成纪委、监察部门的党纪、行政监督，检察院系统的司法监督，以及审计系统的经济监督的“三位一体”模式。随着中央反腐败“战略方针”的正式提出，前述三家监督主体分工负责，又相互配合，有序开展反腐败工作。

目前的实践中，反腐尤其是高官反腐主要为中纪委主导，而其依据为一系列党内规章制度。在中纪委之外，检察院系统因为有《宪法》《检察官法》《检察院组织法》等明确法律规定，已经形成稳定制度模式，在未来的变革中，能更多地开发其法律框架内的增量。

因此，以纪委为主导的“党内反腐”转向以司法为核心的“法治反腐”，应是大势所趋与改革所向。

高官“落马”程序复杂

高官落马后，经历的过程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先是党内纪律检查过程，主要指无期限的“”（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其后是司法过程，包括检察院的侦查、审查、公诉，法院的一审、二审甚至再审。

在120名落马高官中，我们又选出其中具有详细司法审判材料的50人组成第二个样本，这个样本亦涵盖了各省级党政一把手、人大、政协官员、国家部委负责人、国有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高层等。

针对这50人的统计表明，在8个半月内能提讼的占到总数的四成，8个半月至11个月的占10％，11个月至13个月的占30％，13个月以上的占18％，表明省部级及以上官员的案件耗时相对漫长。

在司法审判过程中，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8条规定，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一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

如果是重大复杂的案件，则可以再延长一个月。而检察院补充侦查的案件，审理期限可长至半年。不过，由于律师可以无限次（每次一个月）申请延期审理，半年并非最长期限。

根据上述规定，按不同时间限制分类后的统计表明，大多数案件能在半年内一审完结，但仍有逾一成的案件超过这一期限。

根据对50人的统计，45天内审结的14人，两个半月内的14人，半年内的15人，半年以上的达7人。不少刑辩律师表示，职务越高、涉及经济犯罪范围越广的，审判超期情况也越严重。

但也有迅速判决的情况。原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因爆炸导致其情妇柳海平死亡，于2007年8月9日一审获死刑。该案的审判速度，在中国司法史上鲜见。自2007年7月9日下午爆炸案发生，至8月9日一审宣判，历时仅一个月。从犯罪实施到死刑宣判，作为副省级高官的，在短短一个月内即走完了全部过程――警方刑事侦查总计11天；检方审查5天；法院从接到书立案、开庭审理至作出一审宣判仅用15天。

亦是120个样本中，第六位被判死刑的省部级官员。

此前，原江西省副省长、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安徽省副省长、原国家药监局局长是因贪污受贿的经济犯罪被处以极刑；原河南省副省长是因买凶杀妻的暴力犯罪被正法。而则集经济犯罪与暴力犯罪于一身，堪称“空前”。

九成高官获“生刑”

统计表明，这50名省部级及以上官员的罪名涉及、罪、巨额财产、挪用公款罪、罪、爆炸罪和行贿罪等。

据统计数字，最为普遍，超过九成的落马高官身戴此罪，表明“拿人钱财，替人办事”仍然是贪腐的主流；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较易暴露，其中犯贪污罪的只有1人；犯行贿罪者仅一例，表明在位居高位后，这一群体已“只进不出”，少求于人。从另一方面讲，也有高官不查行贿罪的不成文惯例。

针对量刑问题，有最高法院工作经历的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宣东称，犯贪污、，在贪腐数额的划线上，轻刑划线，重刑无线。按规定，个人贪污受贿数额在5万元至10万元间，处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10万元以上，处以十年有期徒刑；10万元以上则无具体划分，且并不唯数额论，在量刑上也标准不一。

他举例说，受贿1810余万元，被判处死缓。受贿1.9573余亿元，也被判处死缓。受贿仅649万元，但仍被判处死刑。

而随着经济发展，贪腐金额在1亿元以上的官员越来越多，而级别越来越低。2010年8月，山东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李华森因贪腐1.6亿元受审；而2008年落马的辽宁抚顺官员罗亚平，贪腐金额即已达1.45亿元，其仅仅为一科级国土局长。

近年来，高官犯巨额财产越来越多，这一罪名在1988年首被确立，2009年的刑法修正案（七）将该罪的最高刑由五年有期徒刑提高至十年有期徒刑。新华社评论称，这意味着反腐力度进一步加大。

虽然2010年印发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对财产申报作出严格要求，但遗憾的是，规定中并没有明确的处罚措施。相较之下，美国的法律对财产申报中的违规行为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对拒不申报、谎报、漏报、无故拖延申报者，各单位可对当事人直接进行处罚；检察官可对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可判处1万美元以下的罚款；对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的人，可提起刑事诉讼，判处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或五年监禁。

就50人统计，若以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缓及死刑分类，可以发现，被判死刑的高级官员约10％（其中包括杀情妇致死的、杀妻致死的），死缓为26％，无期徒刑为14％，而有期徒刑则高达50％。加上无期徒刑与死缓，这意味着贪腐至少九成可获“生刑”。

如果将6个死刑案例置之120人样本中，其比例已降至5％。

财产刑的判决也不尽相同，除、庞家钰分别被处没收30万元、20万元个人财产外，其他受审官员大多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由于省部级及以上官员面对司法机构的审判时，往往“积极招供，主动回忆”，因而不少人在最终被判死缓。例如一案中，一审判决书称，“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因涉嫌受贿被审查后，坦白了有关部门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认罪悔罪，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按照北京大学教授陈兴良的计算，死缓的平均执行年限为18年；无期徒刑平均执行15年；有期徒刑最高为15年，平均执行10年；数罪并罚有期徒刑平均执行13年。

此外，高级官员的上诉率并不高，大都在获得一审判决后开始服刑。亦有在调查前或调查中自杀的官员，被认为是对司法审判的不信任。同时，不少高级官员在服刑后，均以保外就医等方式提前出狱。

不仅如此，在服刑期间，不少沦为阶下囚的省部级及以上官员仍可享受高规格的待遇。

“绿树掩映、山岭叠翠，院中遍地青草和成排的果树林。”这是韩嘉毅律师对用以关押省部级以上官员的秦城监狱的第一观感。

从源头预防腐败

2010年10月18日，历时四天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在京召开，反映民心向背的话题照例在此间汇集，而反腐仍是当前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会后的公报称：“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依照惯例，在此次会议向中共十过渡期间，仍将查处一批大案要案。随着近年来一批声名显赫的高官被查处，凸显出决策层在反腐上的决心与胆识；体制改革与反腐、防腐同步推进，也体现了从源头预防腐败的思路。

溯及23年前，中共十三大报告对政改的措施至今仍具现实意义：（1）实行党政分开。（2）进一步下放权力。（3）改革政府工作机构。包括合并裁减管理部门，制定行政机关编制法和行政诉讼法等。（4）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包括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政务类公务员实行任期制、业务类公务员实行常任制。（5）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要求领导机关的活动要开放，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6）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包括人大常委会委员专职化、坚持差额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方式，建立人民申诉制度。（7）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照应于此，中国反腐大业长路漫漫，当下或可推进几项实质性的工作：

――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使官员及其家庭曝露于“阳光”下；与此同时，解禁新闻报道，保护舆论自由，以充分调动公民社会的反腐能量；

――加强检察院在监督官员方面相对于纪委的独立性，保障法院依法审判时相对于政法委的独立性，以落实反腐相关法律，促使反腐模式从党内主导转为司法主导；

――在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之外，即应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阻断权力不受约束、不受制约的腐败之源。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预言：“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而现任国务院总理，亦于近期多次谈及政治体制改革。

“要根除腐败，我们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告诉记者，“在现有的体制下，必须做某种重大改变，否则不可能有突破。”（实习生唐文竹、杨佳秋、李湘宁为本文采写提供大量资讯整理、样本核定及数据统计支持，实习生张乐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