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俊魁:中国需要一个“强”政府

汶川大地震之后,中国政府在慈善市场的角色几经变化,看似又回到原点。北京师范大学博士韩俊魁对此持第三方态度,希望政府从政策环境入手,影响、约束、培育慈善市场。

环球慈善:近年,中国政府在慈善事业的发展问题上不断提高重视程度,政府高调介入慈善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但从“一日捐”到河南荥阳市打造慈善城市,许多公众、公益组织认为政府挫伤了他们慈善的积极性,政府应该完全退出慈善领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韩俊魁:慈善供给的主体是多元化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的培育、监管以及服务是慈善的重要环节。如果慈善完全是民间的,就可能出现一种无序状态。但政府不能越俎代庖,不能越位,否则会伤害公众的慈善感情,反而更不利于培育慈善市场。

环球慈善:中国政府的能力在新中国建立60年的时间里,政治、经济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但在社会领域还很模糊。这种模糊往往被归咎为我国政府和社会的格局,你是否也认可“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方向?

韩俊魁:“小政府、大社会”是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一个改革方向,我觉得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小”未必就是好,世界上很多动荡不安的国家都是小政府。我们不能简单从规模上去考量,况且也很难界定“大”、“小”的标准。我认为应该从国家和民间的能力上倡导强政府、强社会,从而达到双赢。“强”不是对抗,而是资源动员能力强、执行能力强。一个强大的政府能使政令畅通,信息损耗低,能强而有力地推动、规范社会的发展。为什么现在有些NGO透明度不高?除了自身治理的不规范,另外一个原因是它们很难获取政府资源,甚至是必要的服务,所以NGO认为政府根本没资格要求我。

环球慈善:民间组织觉得最难莫过于登记注册难,你认为当下采取的双重管理体制是否会在近期得以改变?

韩俊魁:和西方一些国家的追惩制相比,中国是一个预防制的国家。登记注册难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但也不能一概而论。例如,有官方背景的NGO不难、申请非公募基金会也不难。难的是没有官方背景、资源不足,又涉及敏感领域的NGO。虽然政府正在尝试改变民间组织登记注册制度,但我认为,在没有确定社会治理的战略思路之前,在没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和问责机制的情况下,改变很难。

环球慈善:现实是,中国现在是一个快速转型的国家,新现象不断出现,但对于慈善市场引导、规范的各种政策为什么出台的速度反而明显滞后?

韩俊魁:改革缓慢,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提慈善就问责民政部门是不合适的。民政也是一个弱势部门,例如,购买民间组织服务必须和发改委、财政部合作;税收减免必须通过税务总局;陈发树想捐股权,还必须通过证监会;如果涉及国际NGO还要通过外交部、公安部……这些部门都比民政部门要强大。现在国家已经意识到社会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强烈,也意识到民政这个部门的重要性,但让民政部门把这些强势部门拉在一起做事,无异于小马拉大车,难度可想而知。

环球慈善:从当前慈善市场的发展情况来说,政府应该从何处入手,良性介入,从而大大改善公益慈善市场环境?

韩俊魁:从政策环境入手是首要途径。近来,《慈善法》已经通过民政部送达相关立法部门,很多人都寄希望于《慈善法》的出台,通过提高立法层次,扩大法律对慈善市场影响力,对慈善行业中的不当行为进行约束。除法律政策制定外,政府还要采取一些具体行动,比如,对NGO提供资金并实行合同式治理,帮助NGO专业人员降低从业风险等等,从而形成对慈善市场鼓励刺激,弥补政府对慈善行业引导不足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