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论文

一、中国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

在食物的生产过程中，肥料、饲料、农药以及原材料、添加剂等具有两重属性，一方面，这些资材都是商品，具有适用于自身的生产流通渠道和质量标准；另一方面，它们是作为最终产品———食物的一部分而被使用的，在与其余各种原料混合或者在食品的生产中为发挥某种功用而被使用了以后，其功用、效能乃至于可能出现的质量问题都是通过食品安全反映出来的。就产品质量而言，工商行政管理局、质检局、专营专卖管理机构以及行业协会等都可以进行监督，而就添加入食品的物质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规定由卫生部门得有权对其进行监督管理，该法第十一条指出生产、经营和使用食品添加剂都具有卫生标准和卫生管理办法，这些标准和管理办法也是由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规定有风险监测制度，虽然监测并不必然导致对某类食品的强制措施或处罚，但如若风险过高，监测部门将得向公众公布并进行警示，某种意义上说亦是对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该工作也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组织。食品添加剂的目录、食品添加剂使用许可、以及新的食品添加剂的安全评估也都由卫生部门负责。食品进入市场流通领域，应符合市场基本管理的诸多规范，作为商品的诸食品被纳入到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监督管理范围内。而这样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职责就进一步增加了，食品从生产到加工、销售乃至于到消费环节工商局都要进行监督管理，一旦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或者产品质量问题，消费者协会也会与工商、质检等部门协调。不惟工商局，如卫生行政机构、质量监督检查机构等面临职责跨度较大的问题。此种状况形成的原因首先是流通与消费环节不能僵硬地进行区分，实践中有很大一部分食品尤其是制成品从生产者手中产出后到最后进入消费领域流程比较长，流通中经销商、分销商数量较多，客观上导致违法者为牟取利益而忽视食品安全的风险进一步增加，某些食品的经销商既是向其余经销商或者销售终端供货的批发商，也是直接销售商品给消费者的终端。流通领域和消费环节的冗杂对工商局、卫生部门等监督管理机构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联合执法等手段只能突击解决相对较大的食品安全问题和食品安全隐患，对此监督管理体制的变动势在必行。事实上，就目前已经出现的问题，我国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制度已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在2008年《卫生部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被批准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被纳入卫生部管理下，就前述的各个环节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都进行了分配，建立起了“分段监督管理”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具体包括：卫生部牵头建立食品安全综合协调机制，负责食品安全综合监督。农业部负责农产品生产环节的监督管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负责食品生产加工环节和进出口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负责食品流通环节的监督管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餐饮业、食堂等消费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卫生部承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组织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的责任。各部门要密切协同，形成合力，共同做好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通过该文件的表述可以看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非以食物为区分标准，而是以对食物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处分作为不同部门职权区分的依据；其次，理论上看，各部门专门负责的领域范围较大但互不交叉；第三，农业部、质监局和工商局等职权相对变化不大，文件更多地是对其原有职权进行了概括，相对地，食药局承担餐饮业等消费环节的监督，这项职权从卫生行政部门和工商部门中独立，由该局专门承担。最后，主抓食品安全的“最高部门”是卫生部，卫生部不仅承担综合协调、制定标准等工作，还需具体承担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的责任。

二、美国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

美国作为联邦制国家，与我国能够建立从上至下相对统一的一套监督管理体系有所不同，其各州政府主抓本州内部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而联邦政府的专门职能部门主要是统摄全国的食品安全工作，并负责州与州之间食品安全工作的协调配合。早在1902年，美国就颁布了《生物产品控制法》、《肉品检查法》以及《纯净食品药品法案》等法律法规并依据《纯净食品药品法案》建立了第一个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称为农业部化学局，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可能带来的食药质量方面风险的日益清醒的认识，该局发挥了巨大作用并越来越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1927年，该机构更名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职权不仅包括对于食品安全相关问题的现场调查、实验室科学研究，还可以以查禁、禁令乃至的方式对问题食品进行禁绝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罚，此后，其部分职权逐渐被美国农业部设立的食品安全检验局（FSIS）、动物植物卫生检验局（APHIS）以及美国环境保护局（EPA）、国家海洋渔业局（NMFS）和海关等分割，并与上述机构一起组成了美国的食品安全体系。从分工上看，FDA负责联邦领域内生产的或者进口的除畜肉、禽类、瓶装水和酒精含量小于7%的葡萄酒饮料外各种食品的监督管理工作，而肉类和禽类以及相关肉制品、含肉食物的质量监督管理工作主要由FSIS承担，NMFS负责海产品的质量监控，而EPA主管饮用水的安全和农药，加之APHIS在防治病虫害方面、美国卫生部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在食源性疾病方面等等机构在各方面加以配合，建立起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系。应特别指出的是，1998年克林顿签署了13100号总统令，成立了总统食品安全管理委员会，成员包括商业部、农业部、卫生部、环保局、管理预算办公室、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从其职权看，该委员会可向联邦政府的相关机构建议对食品安全的某些领域进行优先投资；制定食品安全的发展计划，并在计划发展执行中与相关州政府、消费者代表、制造业以及学界代表进行沟通和交流；该委员会还下辖一个食品安全联合研究学会，上述职权显然已经超越了简单的议事协调，而进入了统一规划、领导的初期阶段。由此，美国建立起了以食品种类为基本分类标准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系，在不同种类的食品由不同部门进行监督管理这一历史形成的前提下，各部门之间的交流合作目前尤得彰显，呈现“由分而合”的趋势，在监督管理手段上，以检验、审查为主，禁令、限制为辅，对于某些破坏食品安全的违法行为实施主体采取的方式将之推上法庭，具有鲜明的普通法系国家监督管理机构执法的特点。

三、比较与思考

基于前述比较可提出的问题包括：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是否需要改革，应向什么方向改革，以及进一步地，是否应学习美国的监督管理体制建立起以食品种类为划分基础的部门监督管理模式。应首先指出，我国食药总局于2013年成立以来，组织了数次专项整治行动，因时间相对较短，不易从整体上对其工作成果作出评价。但仅就“分段监督管理”这一体制而言，最大的问题是“无缝对接”只是理论上的，实践中监督管理有诸多漏洞。虽然目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设立与美国总统食品安全管理委员会类似，都起到了领导、协调的作用，但从本质上看，分段监督管理是主流，分段监督管理中的漏洞依然存在。相较FDA等部门某种意义上类似“警察”的执法权，我国监督管理机关在行政执法的方式上稍显薄弱。在美国，政府与资本家们的本质利益是一致的，然而一旦政府监督管理机关被赋予监督管理职权并且开始严格行使这种职权，就会出现经济利益和政府监督管理的对立，以食品生产者的庞大资金和社会影响力而言，之所以还要以如此“针锋相对”的态度抵制监督管理，监督管理部门能够作为者将之推上法庭使之承受“倾家荡产式”地赔偿应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权是与普通法系的法律制度、庭审方式等法治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监督管理机关身兼具有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某些特征；反观我国，监督管理中采取的强制性、惩罚性等措施中不包括提起，在实践中更未出现过“监督管理机关诉违法者”的情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行政机关缺乏相对强有力的监督管理手段，笔者认为，上下统一的监督管理体制和严格的层级在此并不成为阻却监督管理执行力的“屏障”，反而应成为我国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具有强大推动力和适应力的关键所在。由于政府对其组成部门、上级政府对于下级政府这两个方面保持着相对稳固的领导，一方面在本级政府所辖领域内其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另一方面也必须融入全国一个大的“上下级”的大局之中，这使现行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虽然存在着诸多漏洞，但是在已经明确的职责范围内，监督管理责任可以落实得非常细致。必须看到，上述优势的基础是“分段监督管理”的模式，如将“分段监督管理”改为美国式的以食品种类为区别基础的监督管理体制，监督管理“线”更长，势必需要跨区域的、更加具有自和专业性的数个机构，即便可以建立这样的机构，其工作的开展也势必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市场监督管理机关以及地方政府其他卫生机关、质量控制机关、司法机关相配合，名曰“食品链统一监督管理”，实际上某种意义上仍然是“分段监督管理”和“分区域监督管理”。由此观之，在能够有效领导的情况下将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职权分段化、分区域化再进行有机整合未必不是明智之举，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的划分基础上不能对美国完全照搬照抄，需要坚持适合我国国情之路线。首先，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漏洞形成不能仅仅将之归结为监督管理体制划分存在“模糊地带”，相应地，也不能仅靠将简单地运输、储存等环节纳入监督管理范围而希图达到目的，前已述及，在我国目前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无法进行大的变动的前提下，将“分段监督管理”中各监督管理机关的职责领域由原有的“区块”改变为“点到点”的形式以避免制度设计上的漏洞，同时在每个机关具体的职权范围内，可建立类似于美国的追踪机制和“一揽子”的监督管理职权；其次，国家食药总局目前属国务院直属，综合协调食品安全的各项工作，这种模式与美国综合领导机关最高政府直辖，具体监督管理部门设在部委之中的体制十分相似，虽然美国各监督管理机关并不直接听命于总统食品安全委员会，但仍需执行其所制定的计划等。我国各级食药局也并不能直接调动政府部门，则其究竟以何种方式“协调”值得怀疑，将食药局的级别略微提高能解一时之需，但长远看，建立专门的协调、沟通和调度渠道才是治本之策；最后，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中，轻微违法、违法、严重违法乃至于犯罪的尺度相对较难把握，美国监督管理机关与司法机关的紧密配合给了我们“重典治乱”的另一种思路，即“典”也就是法律本身并不需要极端严苛，在保证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标准科学有效的情况下，在执法中更加严格地贯彻上述规范，按照规范的要求将违法者进行惩处，事实上这正是美国模式最大的亮点之所在，法院的判决未必比行政处罚更为严厉，但是一旦违法者知道违法遭到惩罚将不可避免，距离监督管理的最终效果也就并不那么遥远了。

在进行科学规划的前提下，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系在面对具体的、重大的问题时并非完全不可进行变动，事实上一个体系必须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容错性”或曰“灵活性”，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形势。无论我国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体制将进一步如何变化、将向何处去，惟以国情为基础，科学分析，博采众长，才能配得上公众对于政府的———虽然面对事故有所削弱但永不会放弃的———信心，与期待。

作者:路磊时晨单位: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