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论诗学视阈中的杜诗艺术风格特质新探

[摘要]“诗圣”杜甫的“集大成”诗歌艺术是一座令后人开采不尽的诗学宝藏，但同时不应被误解为简单的众多风格之“大拼盘”或者玄妙的“奇变”和“天机”。通过当代中西诗学理论的汇通与契合，从悖论诗学理论的学术视角来重新深入审视杜诗艺术风格的特质，杜诗风格组合确实呈现出典型的诗学悖论特质，亦即前贤诗评家

[关键词]悖论诗学；杜甫；诗歌；艺术风格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13）03―0107―05

悖论诗学视阈与杜诗艺术探赜

“悖论”（Parodox）一词原是西方古老的修辞学概念，汉语又译为“反论”、“矛盾语”、“自否”、“吊诡”等等[1]，原本是指两个相反的或互相矛盾的命题。后来，这个哲学命题和修辞手段成为逻辑学、语义学以及数学等领域中的重要范畴。上世纪初欧美“新批评”理论的学者对文学中的悖论现象极其关注，将悖论这一理念以崭新的现代诗学意义用于诗歌批评领域。在我国学术界，钱锺书较早地运用西方“新批评”中的“悖论诗学”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研究，如认为杜甫《江亭》诗中“寂寂春将晚”一句即为典型的悖论[2]。北美学者刘若愚（JamesL.Y.Liu）《悖论诗学和诗学悖论》（TheParadoxofPoeticsandthePoeticsofParadox）[3]一文和《语言・悖论・诗学：一种中国观》（LanguageParadoxPoetics：AChinesePerspective）[4]一书，也着力倡导以“悖论诗学”来探讨中国古典诗歌艺术。近年来，悖论诗学愈来愈受到世界文学批评领域的重视，成为对诗歌艺术创作各层面进行解读的重要批评方法论，并且也在理论建构上逐渐丰富完善。撮其要义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悖论诗学是诗歌艺术在风格、修辞以及语言等各个层面上将异质、对立的元素并置的诗学模式，昭示了诗歌艺术的本质具有悖论的特质，正如有学者所归纳：“悖论诗学的研究目标是探索文学艺术的本质属性，论证文学艺术的悖论性本质。悖论性不仅是文学艺术的特质，不仅是文学艺术各种体裁的共同特征，还是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也即是文学艺术的方法论”[5]。

其次，在诗歌语言层面上，悖论诗学认为悖论是诗歌语言最基本的原则，强调语义冲突和形式冲突是诗歌艺术的基本特征和本质。“新批评”派干将布鲁克斯（CleanthBrooks）于1942年发表《悖论语言》（TheLanguageofParadox）一文，提出“诗的语言是悖论语言”的著名论断：“它把不协调的矛盾的东西紧密连接在一起。”并且指出：“很明显，只有使用悖论，才能通向诗人要诉说的真实。……这种夸张的说法可说明诗歌的一些很容易被忽视的本质因素”[6]。有的学者将这种观点概括为“无诗不悖论，无悖论则无诗”[7]。国际著名比较文学学者艾布拉姆斯（M.H.Abrams）的《文学术语汇编》将诗歌艺术中的所谓悖论阐释为：“表面看来是逻辑矛盾或者荒谬的陈述，结果却能从赋予其积极意义方面来解释”[8]。悖论现象体现了诗歌作品文本所存在的语义矛盾现象，而诗歌的思想内容正是在语义的悖论之中产生的。

再次，悖论诗学揭示诗歌作品在矛盾修辞、反讽语境等多个艺术层面上所体现的异质并置的基本模式，其表现形式就在于把两个以上的对立事物并置，从而造成因并置而产生的意义，从而达到诗歌作品所体现的真实。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高玉昆：悖论诗学视阈中的杜诗艺术风格特质新探

悖论诗学认为悖论是揭示、阐释诗歌艺术奥秘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它深化了认知文学的范式，越来越成为文学研究中阐述文本内外关系的一种解读方法。”“作为一种文学理论范式，悖论通过提出新的定义、建构新的概念颠覆了现存的、固定的观念，是对常识的深刻而广泛的挑战。作为一种文学解读方法，悖论引导读者从文学文本中深入挖掘矛盾的内在含义，是解开文学文本内外关系的密码”[9]。因此，在当今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中，悖论诗学以“令人耳目一新的结构原则，由于揭示了诗歌内在因素的某种有机的、隐蔽的和生动的关联，成了推动诗语研究和意象研究向前发展的一股动力”[10]。

杜甫曾被闻一多誉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诗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11]。得到历代诗学界的持续推崇。唐代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曾盛赞：“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认为杜诗于多种体格无所不备[12]。至明代，杜甫则独揽“诗圣”之誉，被公认为古典诗歌艺术之集大成。但另一方面，世人对其艺术成就的概括有时失于涵盖宽泛、比喻玄乎。例如韩愈《调张籍》谓杜诗“光焰万丈长”[13]。金圣叹家兄金昌《叙第四才子书》谓杜诗有“妙义”、“天机”[14]。清代薛雪《一瓢诗话》称“杜少陵诗止可读不可解，何也？公诗如溟渤无流不纳，如日月无幽不烛，如大圆镜无物不现。”[15]沈德潜谓之“如大海之水，长风鼓浪，扬泥沙而舞怪物，灵蠢毕集”[16]。皆可谓譬喻类型的描述，阐释较为空泛。

杜诗中所贯穿的普世性的精神以及其独特艺术成就已为世界所公认。有学者指出：“在新的一百年里，怎样阐释杜甫，显然是学术界的一个重大课题”[17]。在世界文学的时代，对杜诗的解读若仅囿于古人某些设喻性的空泛描述，或者将杜诗艺术仅视为多种风格的大杂烩、大拼盘，读者特别是国外接受者就可能难以理解，并不利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得到当今文化全球化大潮的认可和尊重。笔者认为“杜诗学”研究当然要继续沿用我国传统固有之诗学批评理念，同时也要注重与世界诗学理论发展的互动，融合现当代世界诗学理论，从更广阔的当代学术视野来探讨杜诗艺术，正如有学者所言：“积极吸收并应用新的外来的理论，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激活杜甫诗歌中存在的不朽精神意义、文化内涵、艺术成就”[18]。我们在西方当代诗学理论与我国传统诗学理论的契合和汇通之中，运用“悖论诗学”的视阈来审视或统摄杜诗艺术，庶几多一个角度或层面以具体窥视诗圣艺术特质之所在，以顺应当前世界学术界对杜诗研究的多元化的大趋势。

当下国外学术界亦多尝试运用悖论诗学来探讨杜诗艺术，悖论诗学正在成为当代“杜诗学”审视杜诗艺术的行之有效的视阈，这或许如有学者所言：“杜甫的诗心既具有普遍性，他也必然赞成斟酌采用这种具有普遍性的外国理论”[19]。当然，在悖论诗学视阈中进行杜诗艺术研究，是一项任务繁重的“系统工程”，囿于篇幅之限，本文仅于此系列研究之中的杜诗艺术风格组合的层面上略加探赜。

二悖论诗学视阈与杜诗艺术风格特质

考察杜诗的艺术风格总体建构，后人盛誉为“集大成”，最具代表性的如元稹的概括。但对杜诗艺术的接受者而言，却不应误认为杜诗似乎是一种漫无边际的大杂烩。唐宋学人的某些点评往往大有深意，我们进行细读，可得到重要启迪。杜甫同时代人任华《寄杜拾遗》一诗曾称杜诗“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惭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20]。虎豹和蛟螭、沧海与平地，在性质上构成对立。“曹、刘”谓雄沉之风，而“沈、谢”则谓清丽之风，此处即将雄沉和清丽两种矛盾对立的风格加以并置。宋人秦观亦持类似看法：“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21]。高妙与冲淡、俊洁与藻丽，皆构成两极相反的风格元素。另外，陈师道《后山诗话》谓“子美之诗，奇、常，工、易，新、陈，莫不好也”[22]。张戒《岁寒堂诗话》又谓杜甫“在山林则山林，在廊庙则廊庙；遇巧则巧，遇拙则拙，遇奇则奇，遇俗则俗；或放或收，或新或旧”[23]。所罗列的风格，均在特质上构成成双成对的对立。可见，古代诗评家们已观察到杜诗艺术内部充满了矛盾、冲突的元素，亦即当今诗学理论界所谓的诗学悖论特质。

王安石对杜甫的诗歌艺术更是推崇之至。宋人笔记曾载记王安石对杜诗的一段评说：“至于（杜）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绮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蕴藉若贵介公子者。盖其诗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能臻其阃奥，未易识其妙处，夫岂浅近者所能窥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24]。王安石这段具有设喻特点的评论，非常形象地描绘了杜诗整体风格内在的悖论特性，其所描述的杜诗多种典型的艺术风格皆为两极化差异巨大、甚而对立相反的风格范畴，对世人认为诗人创作风格理应整体统一的观念而言，是一种审美观念上的颠覆。王安石体察到了杜诗在丰富多变的风格建构之中，是依照对立风格两极化的诗学思维来全力展开自己诗歌创作的艺术风貌的，有意识地将相互对立冲突的风格在创作中运用到极至，亦即当代学者所谓“气象雄盖宇宙，法律细入豪芒”[25]，通过对相互对立、对抗、矛盾、冲突的风格的同时运用，形成耳目一新的风格营建结构范式，亦即悖论诗学的特质，对杜诗艺术接受者造成一种诗学审美上的崭新冲击。

杜诗中呈现自身矛盾对立状态的风格很多，在此仅以王安石的描述为主线加以论述，以窥全豹。

（一）“有平淡简易者，有绮丽精确者”：即通俗平畅与精工典丽两种对立风格的悖论并置

杜甫自少年即才华横溢，“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多有绮丽精确之作。例如《秋兴八首》之五，其中诗句如：“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描绘自身亲历唐明皇天宝时代长安全盛之日，极言宫阙气象之壮丽巍峨。

同时，老杜也大量运用通俗语言，往往呈现口语风格，如明代屠隆所言：“少陵最可喜处，不避粗硬，不讳朴野”[26]。例如《拨闷》：“闻道云安曲米春，才倾一盏即醺人。乘舟取醉非难事，下峡销愁定几巡。长年三老遥怜汝，捩舵开头捷有神。已办青钱防雇直，当令美味入吾唇”。运用俚语粗语，写晚年漂泊至云安县与村民朋友饮酒之事。又如《又呈吴郎》写道：“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可谓“语淡意厚”。又如《江村》：“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呈现为通俗的语言风格。因此，这三首诗分别为明代胡应麟指为“通篇太拙者”、“太粗者”和“太易者”[27]。

黄庭坚谓杜甫夔州后的诗风大变，“句法简易”、“平淡”、“更无斧凿痕”（《与王观复书之二》）[28]。即谓杜甫后期诗风已臻于炉火纯青，用语平淡简易。《即事》写道：“黄莺过水翻回去，燕子衔泥湿不妨”。黄生《杜诗说》谓此两句“不衫不履”[29]，意即表述直白。另外如“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曲江》）。“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客夜》）。“喜无多屋宇，幸不碍云山”（《茅堂检校收稻》）。这类诗句皆如方东树所言：“随意喷薄，不装点做势安排”[30]。

这类作品不仅仅只是用字遣词上的一个特色，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平淡简易的风格特征跟绵丽精工的风格并置，造成两种风格矛盾对立的悖论诗学效果。宋代僧惠洪似乎已看出其中的端倪，其《冷斋诗话》谓诗人在此“间用方俗言为妙，如奇男子行人群中，自然有脱颖不可干之韵”。[31]正如当今学者所说：在业已形成的高度精致凝练的诗化语言中，“杜甫反其道而行之，遣俗语言入诗句，犹如在整齐排列的谦谦儒者中有一个杀猪贩酒之徒伸头伸脑，令人深感惊奇，的确可以给已凝固成形的诗歌语言增添新鲜活力”[32]。道出了这种风格悖论安排的效果。当然，老杜之“粗俗”绝非引车卖浆者流“打油诗”一类之“粗俗”，而是自有其诗学底蕴。正如宋代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中所说：“世徒见子美诗多粗俗，不知粗俗语在诗句中最难；非粗俗，乃高古之极也”[23]。

又如老杜《收京》一诗，仅写唐明皇于动乱之中回京之事，却引经据典，诗风典雅：“仙仗离丹极，妖星照玉除。……赏应歌《杜》，归及荐樱桃。”而《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写农夫饮酒之事：“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酒酣夸新尹，畜眼未见有。回头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通过农夫之口赞颂严武政绩卓著以及在百姓中的口碑，则多用口语、直语和俗语，生动地再现老农的热情淳朴、豪迈正直，风格简易。叶嘉莹曾对此赞赏道：“你看他的《收京》，写得多么庄严，多么典雅，用了许多典故。而他的另一首《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写了一个乡下老头，就不用典故，而那口气就和乡下老头一样。他的诗，严肃的可严肃，俚俗的可俚俗，幽默的可幽默。”[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