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康实录》汉魏禅代纪年考伪连先用

[摘 要]据唐人许嵩所撰的《建康实录》，曹丕代汉称魏在建安二十六年（221年），而吴、蜀之事皆随之推后一年；吴用建安年号一直到建安二十八年。这与《三国志》记载不合。陈寿亲历三国时期，所撰《三国志》可信性很强；《三国志》以降的史书记曹丕代汉事亦皆在建安二十五年；文献与长沙走马楼简牍中也没有“建安廿八年”的出现。这表明《建康实录》的汉魏禅代纪年必误无疑。

[关键词]建康实录；许嵩；建安二十八年；三国志；长沙走马楼简牍

一、问题的提出

《三国志・吴主传》云：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春正月，曹公薨，太子丕代为丞相魏王，改年为延康。……冬，魏嗣王称尊号，改元为黄初。……（黄初）二年（221年）四月，刘备称帝于蜀。……十一月，（曹丕）策命（孙）权曰：“……今封君为吴王。”

黄武元年（222年）……权遂改年，临江据守（1）[1]（p1121～1126）。

据此可知，东汉的最后一年（公元220年）“先后有汉献帝二十五年、献帝延康元年和魏文帝黄初元年三个前后相承的年号。”[2]又可知魏文帝代汉称帝在公元220年，蜀主刘备称帝、吴主孙权受封为王皆在公元221年，而吴改元“黄武”则在公元222年。

以上所论自来为治古代史者常识，迄无疑义。然而《建康实录》卷一《太祖上》云：

二十五年（案：年号为“建安”，下同）春正月，魏王曹操薨，太子丕即位，改汉建安为延康元年。……明年冬十月，曹丕代汉称魏，号黄初元年，而权江东犹称建安。

二十六年，其年始置丹阳郡，自宛陵理于建业。

二十七年夏四月，刘备称帝号于蜀，即黄初二年也。……冬十一月，魏使刑贞至，策命权九锡，为吴王。

二十八年……冬十一月，权就吴王位于武昌，大赦，改年号为黄武元年[3]（p20～23）。

显然，《建康实录》系曹丕代汉称帝事于曹后一年（即建安二十六年，公元221年），吴、蜀之事皆随之推后一年，而孙权统域内建安年号的使用下限为“建安二十八年”。这种情况，以往学界未多措意，或许与《建康实录》本身长期不受重视有关。但是作者许嵩虽为唐人，而他的《建康实录》却是“述而不作……质正传，旁采遗闻”[3]（p1），所载并非毫无根据。那么，上述抵牾之处，孰为正解？孟昭庚等先生在其点校本指出此处《建康实录》纪年当误[4]（p25）。罗新先生也认为“许嵩错误地把这几年的时间多算了一年，非常混乱”[5]。但高敏先生却认为走马楼简牍所反映的纪年情况与《建康实录》相符，因而大胆地推断：“以简证史，应当说《建康实录》所载是有根据的和正确的，《三国志》的纪年反而成了问题。”又云：“如果说《三国志》所载诸事年代不误，则《建康实录》与地下简牍所载又作何解？因此，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迫使我们必须做出回答。”[2]

高敏先生所论，使人感到该问题意义重大，加之学界尚无专文论证，笔者遂对此进行了长期的关注。高敏先生著文之时，长沙走马楼简牍尚在整理之中，故其据以立论的简牍材料非常有限。现在这批简牍已大量公布，有关简文及文献记载，使笔者益信《三国志》纪年不误，而《建康实录》纪年必伪。谨考辨如次，敬希方家教正！

二、《三国志》纪年可靠

首先，《三国志》各纪传说法完全一致，没有矛盾。而《华阳国志・陈寿传》云：“陈寿……巴西安汉人也。少受学于散骑常侍谯周，治《尚书》、三《传》、锐精《史》、《汉》。聪警敏识，属文富艳。初应州命，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大同后察孝廉。为本郡中正。……（再）为著作郎。”[6]（p634）可见而陈寿自身亲历三国时期，天资不凡，又师从史学名家谯周，具有很好的主观条件；而蜀“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及在晋“著作郎”的身份则为他撰写《三国志》提供了很好的客观条件（2）。故陈寿撰《三国志》成，“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7]（p2137）。夫禅代之事，意义重大，必为当时学者所瞩目，陈寿若纪年且不准确，何谈“良史之才”呢？

其次，《三国志》裴注与陈寿纪年相同。裴松之看到了大量当时所存的三国史资料，按照他“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皆抄内以备异闻”[1]（p1471）的注书原则，如果确有某书与《三国志》纪年相违，裴注必详加注释，但此处他并没有提出异议。《三国志・武帝纪》注引《献帝传》云：“（十月）辛未，魏王登坛受禅……曰：‘……今朕承帝王之绪，其以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1]（p75）这恰恰说明，建安二十五年、延康元年、黄初元年为同一年，然则裴注与陈寿纪年亦完全相同。

第三，高敏先生指出，《资治通鉴》此处纪年亦同于《三国志》，“自此以后，无不以此为据者”。实际情况不止如此，《三国志》以来至于北宋以前的史书对此事的记载，亦皆同于《三国志》。今按成书时代先后，举要于次。《华阳国志・刘先主志》云：

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王薨，嗣王曹丕即位，改元延康。……冬，魏王丕即皇帝位，改元黄初[6]（p376）。

《后汉书・献帝纪》云：

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魏王曹操薨。子丕袭位。……三月，改元延康。冬十月乙卯，皇帝逊位，魏王丕称天子[8]（p390）。

《宋书・五行志三》云：

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帝……崩。是岁，魏文帝黄初元年也[9]（p937）。

案，《晋书・五行志中》亦载此事，基本全同。又《新五代史・张策传》云：

张策……少聪悟好学……父同，居洛阳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铭曰：“魏黄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同以为奇，策时年十三，居同侧，启曰：“汉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岁十月，文帝受禅，又改黄初，是黄初元年无二月也，铭何谬邪？”同大惊异之[10]（p377～378）。

以上所引，均以建安二十五年、延康元年、黄初元年为同一年，足证《三国志》纪年之不误。

三、《建康实录》纪年伪误

首先，高敏先生以《建康实录》纪年可靠，其论证有误。前已提及，高先生作此论时，绝大部分的简文还没有公布，他所赖以得出结论的简文来自于《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11]（以下简称《新收获》）一文中所披露的四简，今据高敏先生所引抄录如下：

入吏所备船师梅朋建安廿五年折咸米六斛（6・2263；图一：2）

入吏番观所备船师何春建安廿七年折咸米四斛（6・2277；图一：4）

入乡传卒付建安廿六年限米廿四斛（6・1843；图一：4）

其二斛八斗昭勉陈晋黄武元年米（6・2278）

高敏先生把注意力集中到上列第二、四枚简之上，认为“此二简，从其编号来看，显然是前后相连的。第二简言建安二十七年，第四简云黄武元年，这表明黄武元年是同建安二十七年前后衔接的，……这就同《建康实录》所云建安二十八年十一月孙权‘改年号为黄武元年’相合。正因为建安二十八年十一月孙权已改建安二十八年为黄武元年，故《建康实录》在建安二十八年之后就称黄武二年，而以黄武元年代替了建安二十八年的纪年，也正如上引竹简之以黄武元年代替建安二十八的纪年一样。这样一来，表明走马楼竹简所载纪年，同《建康实录・太祖纪》的纪年是相同的”[2]。高先生敏锐的问题意识和观察力使人赞叹，然而查《新收获》原文，发现第四简的编号为6・2178而非6・2278（3），也就是说它与第二简即6・2277号简并无“前后相连”的关系，这样就使高敏先生观点的说服力大打折扣。

但是，“建安二十七年”与“黄武元年”究竟是同一年，还是“前后衔接”的两年呢？如果是后者，那么高敏先生之说仍可成立，故此问题不可不辨。《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现已陆续出版了五卷，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大量的写有“建安廿六年”、“建安廿七年”竹简，这些简记载的绝大多数都是“船师”某某所纳“折咸米”（4）的情况，其中“船师张盖”的例子最为典型，兹列举如次：

1.六三六其四斛船师张盖建安廿六年折咸米[12]（p731）

2.四三九九其六十七斛九斗五升船师张盖建安廿六年折咸米[13]（p820）

3.四五六其六十七斛九斗五升船师张盖建安廿六年折咸米[13]（p823）

4.四六五七其六十七斛九斗五升船师张盖建安廿六年折咸米[13]（p825）

5.四七一其六十七斛九斗三升船师张盖建安廿六年折咸米[13]（p826）

6.四七四其六十八斛九斗六升船师张盖建安廿六年折咸米[13]（p826）

7.四八三其六十七斛九斗五升船师张建安廿六年折咸米[13]（p828）

8.二七八其一百五十斛九斗故吏番观所备船帅张盖建安廿六年折咸米[14]（p778）

9.四四七三入三州仓运船帅张盖备建安廿六年折咸米一百五斛九斗[14]（p840）

这九条关于“船师张盖建安廿六年折咸米”的简中，最后两条格式稍异，可暂不论；前七条则格式完全相同，但在数目上却有或大或小的差别，这应该是由一年多次征收造成的。然则年内改元，同为一年中事，发生在改元前的用前一个年号、发生在改元后的用后一个年号来记的情况，实不难理解。“建安廿七年”与“黄武元年”正是同一年，而非“前后衔接”的两年，因而高敏先生之说恐断难成立。

其次，如果《建康实录》纪年正确，则当时不仅应有“建安二十八年”，也应该有“延康二年”，但遍检文献与出土资料，二者皆无可靠例证。《隋书・经籍志》史部收有韦昭《洞纪》四卷，“记庖牺已来，至汉建安二十七年”[15]（p961）。韦昭自云：“作《洞纪》，起自庖牺，至于秦、汉，凡为三卷，当起黄武以来，别作一卷，事尚未成。”[1]（p1462～1463）两者相参，可知在吴人那里，“汉”的时间下限是“建安二十七年”，“黄武元年“与“建安二十七年”直接相续，其间并无“建安二十八年”。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云：“建安尽于二十五年，此称二十七年者，以接吴黄武改元之岁也。”[16]（p245）更值得注意的是，长沙走马楼简牍中大量出现“建安廿六年”、“建安廿七年”（5），“建安廿八年”却尝一见，这只能是因为“建安廿八年”实际上根本并不存在。然则，《建康实录》此处纪年必误无疑！

第三，我们在这里还可以举一个旁证。《三国志・文帝纪》云：

文皇帝讳丕，……中平四年冬，生于谯。……（黄初）七年……夏五月丙辰，帝疾笃，……丁巳，帝崩于嘉福殿，时年四十[1]（p57～86）。

裴松之注引《魏略》曰：

（魏文帝）至年四十而薨[1]（p57）。

据此可知，文帝生卒年及其享年，史书记载明确无疑。案，中平四年即公元187年，黄初七年按照《三国志》的记载为公元226年，按《建康实录》则为公元227年。而“古人记龄，其出生不论在年初或岁末，生年即为一岁，逾年终则为增岁”[17]。按照这种方法计算，如果《建康实录》所载正确，那么曹丕享年就应该是四十一岁而非四十岁了！

参考文献：

[1]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高敏.读长沙走马楼简牍札记之一[J].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03）：95-99.

[3]许嵩撰、张忱石点校.建康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许嵩撰、孟昭庚等点校.建康实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罗新.走马楼吴简中的建安纪年简问题[J].文物，2002，（10）：92-95.

[6]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7]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8]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9]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0]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1]王素、宋少华、罗新.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J]，1999，（05）：26-44.

[12]走马楼简牍整理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二・下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13]走马楼简牍整理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三・下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14]走马楼简牍整理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七・下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15]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6]姚振宗.师石山房丛书・隋书经籍志考证[M].上海：开明书店，民国二十五年.

[17]张金光.秦制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注释：

（1）此处“黄武元年”云云是由史家追记造成的，黄武从是年十月方始。

（2）据《宋书・百官志下》（中华书局1974年版）可知秘书、著作之称皆起于东汉，秘书郎“掌艺文图籍”，著作郎“掌国史”，皆关史职。（第1246页）

（3）案，高敏先生的长沙走马楼简牍研究是在目疾甚笃的情况下进行的，此处出现疏误可以理解，微瑕不掩其瑜。

（4）王子今先生指出“折咸米”即“折减米”，是仓米在储运过程中所发生的损耗，是一种合理损失（《走马楼简“折咸米”释义》，《国际简牍会刊》第3号，兰台出版社2001年版），其说甚确。

（5）据笔者统计，《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一、二、三、四、七各卷及王素、宋少华、罗新《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999年第5期）中所披露的“建安廿六年”简共26枚，“建安廿七年”简共7枚。

作者简介：连先用（1990-），男，河南滑县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秦汉魏晋南北朝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