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禁忌从事的劳动”再思考

时间:2022-04-29 08:47:54

“女性禁忌从事的劳动”再思考

从历史来看,对女性提供特殊劳动保护是多数国家的政策和惯例,也是国际劳工组织和妇女组织所倡导的,在一些国际公约中,对女性禁忌劳动的范围都作了规定。如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对妇女的劳动安全健康、产假、孕期等都提出了特殊保护。很多国家也制定法律,保护妇女远离长时间劳动、井下作业或在某一温度下工作。

中国通过制定《妇女权益保障法》、《劳动法》、《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等,对女职工形成了一系列特殊保护制度,规定了女职工通常不能从事的劳动范围,包括矿山井下作业;森林业伐木、归楞及流放作业;一定劳动强度的作业;建筑业脚手架的组装和拆除作业,以及电力、电信行业高处架线作业;某些负重作业。同时规定女职工生理机能变化期的特殊保护,如经期、已婚待孕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的保护。

劳动卫生学一般认为,对女职工提供如此广泛的保护,是基于女职工生理机能及身体特点不同于男性。由于女性身体结构的特点及生理机能与男性不同,特别是女性有月经、妊娠、分娩、哺乳等生理机能的变化过程,在同样作业环境下,职业性有害因素将会对女性身体健康产生特殊的不良影响。比如在重体力劳动下,有可能影响生殖器官的位置和功能;同样强度的劳动条件,男女所受的影响不同。另外,对女职工的特殊保护是女职工孕育子女的需要。孕期接触具有胚胎毒性的物质并达到一定剂量时,容易造成胚胎的死亡或胎儿的畸形。哺乳期妇女接触高剂量的化学物质时,有导致乳儿中毒的危险。

近年来,上述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一些批准《妇女井下作业公约》(国际劳工公约C45)而不允许妇女井下作业的国家,已经恢复允许女性在井下工作。

一些国家已放开女性禁忌劳动范围,女性可以从事以前不能从事的工作。比如,美国井下作业也曾经拒绝女人,后来,在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压力下,矿主们向女工开放了井下岗位,这些岗位能使女工们拿到较高的薪水。在美国民间妇女运动的影响下,美国联邦法律作出规定,政府签约人及其人可以不依据各州的“保护性立法”拒绝录用合格的女申请人。这些保护性立法包括禁止妇女从事某种职业、限制工作时间、禁止她们举起一定重量。在这种条件下工作与否由女性自己选择。

南非近年也恢复了允许女性在矿山工作。在一些国家,女性特殊保护也并不像中国那样宽泛。根据德国《母亲保护法》的规定,对女性的特殊保护仅限于女性怀孕及以后一段时间。

中国台湾地区关于女工工作限制的规定也在变化。台湾《劳工安全卫生法》(1974年公布)的原则是,雇主不得使女工从事危险l生或有害性工作。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现在放开了对女性工作的一些限制。比如,1991年台湾规定,鉴于渔业不景气,渔村妇女可以在一定情况下,随其配偶或直系亲属在一定吨位的渔船工作;台湾原规定女性不得从事高架作业,1992年已解禁。

最新的妇女保护理论认为,过度的保护性措施已经成为女性广泛就业的障碍。在有些情况下,如果妇女没有其他可选择的工作,这些保护性规定可能成为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严重阻碍。更重要的是,它们妨碍了女性获得高薪工作的机会,因此加重了妇女的依赖性而不是增强其独立性和平等性。这种观点在中国也得到了共鸣,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腾讯网新闻中心2007年10月开展过一项调查,42.6%的人认为划定女性不宜的岗位可能减少其就业机会,40.4%的人担心这可能使一些性别歧视合法化。

法律把矿山、井下、高空等作业,规定为“女性禁忌从事的劳动”,很显然是考虑到了女性群体和男性群体在生理、体力方面的整体差异,但这里值得思考:其一,这种对妇女禁忌从事的劳动的规定,是否应当考虑到妇女个体差异,比如有的妇女就比有的男性所能承受的劳动强度大。也就是说,能否从事重体力劳动并不取决于性别而是取决于个人能力。对于有能力的妇女来说,一概禁止她们从事这些劳动是否也构成就业歧视?其二,通说认为“女性禁忌从事的劳动”的规定,是法律对妇女的关怀,但从另一角度来说,妇女有谢绝这种“关怀”自愿从事“女性禁忌从事的劳动”的自由吗?

通过立法的方式来明确界定“女性禁忌从事的劳动”,确实面临着一些问题。从历史观点看,女性的发展空间是逐步拓展的,而不是逐步受到限制的。女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必须由女性自己来证明或创造。世界是发展变化的,即使现在被认为是不适合女性的岗位,不一定将来就不适合女性。尽管男女之间确实存在明显不同的生理差别,但随着社会的进化,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很多工作岗位正在逐渐打破以往那种简单的男女生理差别的界限。一些现在看来只能由男性从事的岗位,今后也会逐渐为女性所能从事。与其立法明确女性禁忌从事的劳动,不如规定任何岗位不得歧视妇女,把是否从事这一岗位的选择权赋予妇女,而不应首先剥夺妇女的选择权。

中国关于女性劳动保护的法律法规很多都是多年前的规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条件的改善,过去禁止妇女从事的工作的规定,有一些已经过时。随着立法背景的变化,应该重新审视女性禁忌劳动的范围,并作出相应的调整。

在具体界定过程中,我们需要谨防陷入一种把性别歧视合法化的陷阱。实际上,既然如今很多工作岗位已经很难简单地区分男女了,那么,如果因为立法者知识结构或认识水平等本身的局限性,而进行了一些不甚科学、严谨的界定,那么,随着社会的演变,这不仅难以达到消除性别歧视、保护女性就业的目的,反而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使某些岗位的性别歧视合法化。法律更应当做的是如何让这些岗位“适合妇女”或如何帮助妇女适合这些岗位,而不应首先“禁止妇女从事”或给用人单位一个可以排斥妇女就业的理由。这样才会对妇女就业起到真正的促进作用。

对女性提供特殊保护是必要的,但对女性的保护,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女性就业权的限制。在当今就业机会稀缺、女性就业难和无法获得充分就业保障的情况下,我们能否改变传统的思维,允许女性劳动岗位放开限制?由于对女性过度保护可造成其就业机会的丧失,所以特殊保护永远不是首选的干预手段。可参考关于男性和女性职业安全与卫生立法中关于控制有害因素的几个层次的做法:首先,要在工作场所中消除造成潜在安全事故或疾病的隐患;然后,如果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再提供特殊劳动保护措施。

此外,是否适合女性从事的劳动,不能由立法者说了算,还应该征集各方面的意见,尤其是广大女性的意见。在这个事情上女性是当事人,应该最有发言权。让女性从事某项以前被限制从事的工作,将是赋予女性的一种权利,因为,是否从事某项工作,女性将自己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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