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社会的哲学思考

摘　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人类对待自然界的态度，在经历了古代的“崇拜”“敬畏”、近代的“征服”“统治”之后，作为否定之否定的“和谐”形态，是对前两个阶段的积极扬弃。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原则，要用“人类相对中心论”取代“人类绝对中心论”。解决当代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人与自然和谐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在我国如果不解决严重的生态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将难以实现。为此要确立新的“社会—自然”观，树立和实践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消费方式。

关键词：人与自然和谐，以人为本，人类相对中心论，科学发展观

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明确将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为标志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规定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要求，这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第一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第一个问题：人类对自然界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在我国学术界的争论中，一方主张人类对自然界应保持“敬畏”态度，另一方则认为应当持“征服”态度。我觉得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又过分极端。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凝固不变的，它经历了三种基本形态，从“敬畏”到“征服”，再从“征服”到构建“和谐”。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前进过程。

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是社会的最初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3]这就是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增殖的逻辑是无节制利润追求，是“尽可能地成倍地增加劳动的使用价值或生产部门，以致资本的生产会不断地和必然地一方面造成劳动生产力强度的提高，另一方面造成劳动部门的无限多样化，也就是说， 会使生产具有包罗万象的形式和丰富多彩的内容，使自然的所有各方面都受生产的支配”。[4]资本与科学技术的结合，使得人们疯狂地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利用、征服、统治自然，企图使自然界成为服从于人类有用性的奴隶。这就彻底改变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的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务于人的需要”。[5]

马克思是有预见性的。他在剖析以“人的依赖关系”和“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之后，认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8]人与自然之间的尖锐对立，只有克服了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异化之后才能真正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9]恩格斯也明确指出，“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两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10]事实上，这就已经将“和谐”作为构建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三种基本形态的任务明确提了出来。

历史有自己的步伐。矛盾引导思维前进。如果把人类对自然的“崇拜”“敬畏”，视为“正题”，把人对自然的“征服”“统治”，视为“反题”，那么，构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则应当被看作是“合题”。作为更高级的阶段，“和谐”既是对“崇拜”“敬畏”的否定，也是对“征服”“统治”的否定。但是，这种否定不是形而上学式的彻底抛弃，而是辩证法式的扬弃，内含着对先前两种形态所有积极成果的自觉保存。构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应当取古代人类“敬畏”自然中之合理内核——尊重自然，去其神秘和不作为的消极性；应当取近代人类“征服”自然中之积极因素——改造自然，去其企图统治自然的狂妄性。只要真正做到“尊重”和“改造”的辩证统一，构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就是可能的。

二

第二个问题：如何对待“人类中心论”？

面对日益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引起了有关“人类中心论”与“自然中心论”的论战。“人类中心论”主张一切人之外的存在都是为人而存在，相对于人只有工具性意义。康德认为：“凡是自然欲望的对象，至多具有一种有条件的价值。这些对象，如果不是以某种欲望或需要为基础，那末它们便毫无价值。……大自然中的无理性者，它们不依靠人的意志而独立存在，所以它们至多具有作为工具或手段的价值，因此，我们称之为‘物’。反之，有理性者，被称为‘人’”。 [11]“自然中心论”不同意这种观点，指出正是在这种哲学观念的驱使下，人类才从自身利益需要出发肆意破坏自然，造成生态危机。他们对“人类中心论”的两个理论支柱——理性原则和主体性原则——展开猛烈批判。海德格尔指出：“当我们把自然及其事物作为‘客体’来对待时，我们所注重的只是一种强制性、榨取性的意义。我们强迫自然提供知识和能量，却没有耐心倾听自然以及生活、隐蔽于其中的东西的声音，没有为它们提供一个栖身场所。我们命令、剥削、肢解自然，也就决定了我们的对象、‘客体’会反对我们，它们会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反过来惩罚我们。我们背弃了自然，我们也就失去了家园”。[12]在西方生态伦理学中的“自然中心论”，或表现为动物解放权利论，或表现为生物中心论，或表现为生态中心论等。

应当如何看待这两种对立观点的争论？这里同样需要辩证思维。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一方面，应当认真反思近代西方哲学对理性原则和主体性原则的过分膨胀；另一方面，又应当旗帜鲜明地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因此，不能笼统拒绝任何意义上的“人类中心论”，应当反对的只是“人类绝对中心论”。哲学上的所谓“绝对”，指的是永恒性、无条件性和无限性。这种意义上的“人类中心论”是片面的，其极端形式甚至是错误的。因为人类本身乃是大自然之子，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它不可能是永恒的；人对自然界所具有的能动性，必须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它不是无条件的；人对自然界的征服是有极限的，应当限制在自然界生态系统能够容纳的范围之内，它不是无限的。因为这个道理，我们就要克服和防止“人类绝对中心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人对自然界的主体性，取消以人为中心。正确的主张是“人类相对中心论”，即实践在具体性、有条件性、有限性意义上的“人类中心论”。

“

“以人为本”意义上的人类中心观，它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不能对它作绝对的、无条件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有以下几层论述：（1）人与自然有着内在的统一性。人本身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直接地就是自然存在物。社会历史本身是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因此，必须时时记住，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要“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16]（2）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马克思说：“自然界， 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他又指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 [17]（3）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能动性和受动性、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人通过实践对自然界的改造，区别于动物，在于有其内在尺度，即有一定的目的和计划，体现出自身的需要和对活动的自我意识。但是，这种改造活动又必须遵循自然的外在尺度，即不能违背自然界所具有的属性和规律。“外部世界、自然界的规律，乃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的基础”。[18]（4）人对自然界的改造具有利用和调控的双重性。马克思指出：“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9]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主动的方面。人应当担负起对自然界合理调控和协同自然进化的责任。

这里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说明。

第三个问题：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社会如何着手？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对于我国显得尤其重要。相对于13亿人口，我国人均自然资源的占有是十分短缺的。在我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之间的矛盾、自然资源的生产价值与生态价值之间的背离、对环境容量的无偿占有与对环境质量的自觉养护之间的失衡、追求数量和速度与质量和效益之间的不协调。总体上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造成我国消耗的水泥、钢铁和煤炭分别占到全世界的55%、26%和30%，而创造的GDP只占全球的4%.我国的环境问题十分突出，可以用“局部好转、总体恶化”来形容。酸雨面积已占全国的1/3，水土流失面积达38%，海港化面积扩大到18%以上，七大水系近一半河段严重污染， 农村有3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2003年已经占到GDP的15%.还有健康问题，目前我国75%的慢性病与生产和生活中的废弃物污染有关，癌症患者的70～80%与环境污染有关。统计表明，2002年我国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排位是倒数第14名。如果再不重视人与环境建设，我国的现代化与和谐社会的目标将难以实现。为此，需要更新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第一， 确立新的“社会—自然”观。传统的“社会—自然”观习惯于只是将社会结构看作是人与人的关系，忽视社会结构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甚至简单地把自然界看作是外在于人类社会的、不变的形而上学实体，是社会发展的外因。这是不全面的。事实上，人类社会结构具有两维性，一是人与人的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两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全部历史“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个人对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22]社会既是人与人的现实统一，又是人与自然的现实统一。人化的自然界与自然界的人化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向度。不能认为社会是变动的、自然是不变动的。普列汉诺夫指出：“社会人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出乎寻常地变化多端的。人的生产力在它的发展中每进一步，这个关系就变化一次”。[23]我们党现在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规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这是完全正确的。

确立新的“社会—自然”观，还需要我们全面认识自然界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多重意义和价值。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发展，人们把人变成单向度的经济动物，只是用经济的眼光对待自然。这也是片面的，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随着对生态危机的反思，一些学者越来越重视自然界生态系统价值的多样性。罗尔斯顿认为， 自然界存在着相互交叉的14种价值，如经济价值、消遣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历史价值、哲学和宗教价值、生命支撑价值、遗传和生物多样性价值、文化象征价值、塑造性格的价值、生命的价值、统一性和多样性价值、稳定性和自发性价值等等。[24]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从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出发，我们在重视自然界的经济价值的同时，应当特别重视自然界作为生命和健康摇篮的价值、作为审美对象的价值、作为文化根基的价值、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价值、作为愉悦身心的休闲价值。将自然界的多元价值相互综合，可以避免由于过度突出经济价值而恶化的生态危机。第二，确立新的发展观。中外历史实践说明，发展观的确立至关重要。不同的发展观会产生不同的发展模式，不同的发展模式会带来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结果。随着资本主义兴起而形成的发展观，曾经长期支配着近代社会。其核心就是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将其视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尺度。这种发展模式造成的后果必然是，为了经济增长而牺牲生态环境，为追求GDP而忽视社会和人的健康发展。环境的破坏使人面对生态家园的失落，伦理道德的滞后又使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