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合机制与东亚秩序转型研究

【内容摘要】冷战后长期以来东亚地区仍处于权力秩序的笼罩下，形成一种动态稳定格局。上合组织在其境界内外的运行中发育着新的国际机制，转换了自身的角色地位，为转型中的东亚秩序提供了新的动力，从而可能实现机制对权力的超越。运用国际机制的创设及其功能的理论，可以解释国际机制对变动中东亚地区形势的作用原理。经验层次案例的因果探究在丰富其理论内涵的同时也显示其不足，对现实行动和政策设计提供有限的参考。

【关 键 词】东亚秩序转型 上合机制 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

东亚地区经历了冷战，直到现在还呈现出一种动态稳定的“混乱之治”局面。体系层次事实上的失衡却未以地区激烈震荡的外在冲突形式释放出来，代之以秩序的重构和转变。根据赫德利・布尔的观点，秩序的维系需要包括共有利益的形成；规定行为模式的规则；使其生效的制度等几个因素。[1]秩序本身是多元化和多维度的，因而显现的就是一个立体的环境架构，包括了权利、制度、共有利益等基本面。

立体结构的内部蕴含着支撑秩序存在的机制（Regimes）,既有作为冷战遗产的传统地区国际机制，还有民族国家和组织实体长期互动所塑造的行为模式。

在权势基础上，霸权国通过在体系内创建制度体系，以实现稳定。而在东亚这样一个各种力量复杂交织的地区，美国则主要是通过多边制度的创建以取得潜在收益。约翰・鲁杰主要把降低交易成本、转移挑战压力、在相对实力变化时增加体系稳定性三个方面纳入考虑[2]，解释霸权视角下行为。因此，东亚地区事实上维持的是在霸权主导下的多边国际机制，透过权力和制度等呈现出亚稳定的秩序。

除去霸权国外，其他独立国家行为体和组织实体的作用亦不容忽视，尤其是在囊括了中美俄日等体系内大国的东亚地区。美日同盟充当了美国的远东之锚（Far Eastern anchor）[3]，制衡敌手，限制潜在挑战者，保护并约束同盟。冷战结束后，其具体指向松动，而基本战略考虑未变，日本军力也基本被视为美国在远东触角的延伸。中俄在经历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转型和国内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阶段后，也都力图重新思考并界定国家利益所在，争取更多有关东亚秩序的话语权。然而，东亚地区却一直缺乏涉及关键国家和核心议题的国际组织，一体化进程虽然在有些学者看来已经实现了由功能合作向制度安排的转变，但毕竟受限于领域依赖和认同差异，不能有效抑制破坏性因素的扩散，难以担当东亚秩序转型的强大推手。

相比之下，上合组织在其境界内外的运行中却可能发育着新的国际机制，转换了自身的角色地位，为转型中的东亚秩序提供了新的动力，“外溢”（spillover）[4]效应凸显。上合组织体现出来的政治互信是一个需要强调的重点，因为东亚未来秩序的构建互信是关键，特别是在中日韩以及与东盟国家之间，包括俄罗斯在内。它体现了一种新的安全观。主要有这样四个特点：主张安全的多边性；主张安全的合作性；主张安全的综合性；安全感获得的制度性。而东亚地区恰恰缺乏这样的安全观，这也为上合机制在这一地区发挥积极作用提供了可能的前提。另外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中国作为未来东亚秩序构建的砥柱，在地缘上将上合组织带入议题领域。东亚是中国崛起的首要侧重点，而中国本身又是上合组织的成员，因此在程序内，这种地区和合作领域拓展的关切自然而然的由中亚扩大到了东亚，形成完整意义上的“新欧亚主义”。

因此本文主要探讨机制（mechanism）能否实现对权力主导下秩序（power order）的超越，也就是上合机制在东亚秩序的转型中如何扮演积极的角色这一问题。考虑涉及到国际机制对外部环境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5]就相关问题进行透视。

一、上合机制与东亚秩序转型

大部分学者在谈到东亚地区时，都认同存在着秩序，尽管两极格局和作为朝鲜战争遗产的半岛南北分裂为这一地区烙上了冷战的深刻痕迹。究其原因，许多现实主义者坚持均势带来秩序，同时强调霸权稳定论。二者结合可以从体系和地区两个层面上解释为何这种高压之下的稳定能在很长一个历史周期内保持相安无事，由此则主要衍生出权威秩序和碎片秩序两种看法。建构主义者乐于阐述认同秩序，认为在共有观念语境中，行为体具有共同的理解和期望。共有观念建构过了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同时，也建构了冲突与威胁[6]。作为大国政治博弈的竞技场和曾经冲突对峙的前沿，今天的人们可能更关注东亚的秩序将走向何方。事实上正如前文提及的，东亚地区经历着“和平转型”，而不是通过大规模战争来确认新格局，总体上呈现复合、渐进、可塑之势。

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在地缘上将中俄纳入其中，最初也是由安全磋商发展而来的，尝试消除冷战遗留的种种威胁而建立的多边机制[7]。虽然上合组织成立之初主要精力在解决中亚地区紧迫的安全形式，但西方学者中始终有这样一种声音，即认为上合组织成立是为全面对抗美国在亚洲的影响。而俄格冲突的爆发更是对中美俄关系的大考验，也直接让上合组织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面临发展方向的选择。历史的经验和现实中东亚的安全特性是的这一地区很难出现如跨大西洋联盟那样一个安全共同体[8]。这从一个侧面将上合组织包括由她衍生的一系列机制和东亚秩序的转型联系在一起，同时中国崛起作为一个更加敏感的话题也增加了二者的关联性。上合组织实践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开创了继欧盟、东盟之后又一种地区主义模式，在一个横跨欧亚的广袤而多元的地区实现了区域合作的历史性突破。更为重要的是，它开创了本地区地缘政治的新纪元，使得长期以来深陷于结盟或对抗怪圈的该地区国家从此走上了一条结伴而不结盟的崭新道路[9]。

如果说上合机制现在就具有地区主导性国际机制的身份，或者说已经取代了霸权国的地位成为推动地区一体化的主导力量确实为时尚早。上合机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行动平台：围绕上合组织自身建设和实现全方位合作实践的目标展开组织运作；同其他国际组织和国家行为体在地区事物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规范组织内大国的行为模式，减少安全困境所导致的地区紧张。因此，上合机制不等同于上合组织本身，而是在其境界内外运行所形成的场，作用于各种同质、异质实体。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才能发挥其解释效力。

二、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及其批判

国际关系理论新自由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继20世纪70年代在与约瑟夫・奈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中提出在复合相互依赖的政治现实下，各个议题领域中的机制对管理相互依赖的独特意义后，《霸权之后》一书则将国际机制研究引入更加深入的范畴。

国际机制的概念较早的由约翰・鲁杰对多边主义的探讨中得到阐释，主要是国际制度作为一种秩序安排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某种国际机制，并以多边形式为其核心特征。多边主义作为重要的制度形式存在于历史沿革中，自始至终都是现代国际生活的一般制度形式[10]，同时尤其适用于以美国为霸权的战后国际体系构建过程。根据鲁杰的定义，多边是普遍的行为原则，包括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和国际秩序在内各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其中秩序又是最抽象的一个[11]。多边情势下，合作问题与特定议题领域的战略互动就显得格外重要，从理性选择角度出发主要有四种合作博弈的类型：协作、协调、劝说和保证[12]。不同博弈类型的过程合集也就构成了国际关系的基本面貌，也说明了国际机制的复杂性。

集体行动的逻辑所揭示出的集体行动失效的可能，标明公共物品始终处于不足状态，这种状态和免费搭车（free-rider）的行为有直接的联系。国际公共品更是如此，而权威的所有者必然是体系内的霸权国，它有资格和能力来提供种种可能的公共品。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很大程度上借鉴了集体行动理论、市场失灵理论等经济学理论分析工具来发展出一套功能解释的模式。各种国际机制的主要功能就是降低风险，减少交易成本，汇聚各国政府的行为预期并调整其政策和行动，提供信息沟通的渠道改善信息质量和不称性，影响行为体利益偏好等[13]。

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的主要问题存在于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对机制多样性原因的解释不足，二是对机制本身完善动力的认识狭隘。第一点主要是对不同机制的类型所表现出的不同特点，功能主义可能涉及较少，对变迁和差异研究不够。第二点则是关于到底谁来修补完善已有国际机制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衰落只是相对衰落，在基欧汉看来，国际制度的创立者是霸权国，那么自然修补它的任务还需前霸权国来完成。这样的逻辑会导致循环的结果，对已有国际机制的采纳可能重新确立霸权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巨大优势，进而“霸权之后”这个大前提会在论证过程中丢失掉。

国际机制本身也面临着变革和升华，这是其多样性的特征决定的。美国政策本身已经经历了冷战后重大的调整，西方联盟也处于基本稳定牢靠的状态之中。如果从地区层面入手观察东亚地区的国际机制运行状况，不难发现其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及发展的过程中，包括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影响下已经发生了变化。

三、上海合作组织的实践发展与功能平台

上海合作组织诞生于21世纪初，作为一种新型区域合作机制宣告成立。上合组织由“上海五国”机制发展而来，承袭了它为实现睦邻友好同时走向多边磋商合作的道路。上海合作组织在运行的过程中已经不局限于一个单纯的国际组织身份，而是在此基础上本着顺应和平发展的历史潮流，提升合作层次，共同面对机遇与挑战的国际机制。上海精神从“上海五国”的创立一直延续到上海合作组织，成为一种地区合作与共同发展的新理念。

上合组织之所以能形成一种国际机制，关键是在不同的问题领域创设了一系列的战略议程，包括有安全磋商发展而来的多边机制；增进双边关系的互信机制；体现成员国各自意愿的伙伴机制；致力于成员国相互安全，应对各种挑战，实现共同发展的保障机制；改善地缘环境实现区域发展的合作机制[14]。国际机制所以能被创设、达成、设定，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国家理性选择的认识，也就是预期利己收益的尝试。国际机制执行的相关功能又是具有相关价值的，涉及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进行议题联系讨价还价，推动政府间谈判达成互利协议等。上合机制就具有这些相关的功能，比如双边互信机制在中俄以及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双边关系中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中俄在上合框架内经过不懈努力解决了历史上长期困扰两国的东段边界问题。由于在一个既定的框架下，达成协议的成本被大大降低，一些常设机构以及论坛会为参与人员提供最大程度上的便利。1996年叶利钦访华，双方正式宣布建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年中国就和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领域信任的协定。在这些已有协定的前提下，边境问题的最终解决就有经验可循，而无必要反复进行没有必要的重复谈判。上合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这种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作用，在推进其他合作方面也是一样。

基欧汉认为，国际机制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世界权力关系的变动，新的相互依赖模式可能导致利益的变化，新成员加入一起国际机制成员的变动，政府对承担国际机制的带来未来义务所需承担成本的模糊性等[15]。国际机制的功能发挥依赖于它自身的性质，运用到上合组织具体可以抽象为：结构完善能力、与外部互动能力、组织成员性格。具体来说，这三者也就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功能平台。

（一）结构完善能力

结构完善能力主要是指上海合作组织围绕自身的制度建设和功能定位，所进行的对制度的选择和完善。上海合作组织六国元首于2002年在圣彼得堡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为其提供了国际法意义上的制度保证，《》对组织的宗旨原则、机构设置、运行规则做出了相关规定，配合其他宣言、协议、方案共同形成了上海合作组织的法律人格[16]。

结构完善能力在仅有法律条文时还远远不够，因为国际机制本身不像国内社会能组织出稳固的责任模式，存在被国家抛弃的风险，因而从这意义上讲，国际机制是十分脆弱的，面临着变更。这种不能强制实现的状况导致行为的预期变得异常重要。影响结构完善能力的因素蕴含在制度选择的过程中，主要指标是成员国的同质性、议题领域的敏感相关性、资产专用性。中亚五国和俄罗斯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由于同时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缘故，因而同质性较高。而俄罗斯在经历了不成功的转型反思后后，与中国在多领域有了诸多共识，求同存异。普京改革使得中俄间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的同质性程度加深，因而寻求在上合机制内的合作就十分必要。其他两项在此不做详解[17]。

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观察员国制度的设立。这一制度是同上合组织框架外的国家和国际组织进行对话的机制，而扩员原则根据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则是可能导致机制发生改变的动因―新成员的加入。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伊朗观察员国身份的取得以及美国被拒的事实形成了鲜明对比。

（二）与外部互动能力

这里的与外部互动主要指的是上海合作组织与包括其他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国家间在内的各种行为体之间的长期互动与交往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与美国以及由他主导的各种主要国际机制打交道，成为上合机制的一项主要议程。此外，世界范围内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盟，地缘上毗连的东盟，甚至是含有上合成员国的独联体，都是上合组织需要关注的。上合组织目前在地理范围上横跨欧亚大陆，因此就将中亚与东亚两个地区连接起来。上合组织不完全是中亚的地区组织，从一开始它就超越了中亚的范围；它也不是传统概念上的欧亚地区的组织。欧亚地区一般是指原苏联地区。上海合作组织更像是一个欧亚大陆的地区组织，但它的活动重心当前则又主要集中在中亚地区，而今后一段时间内，便可拓展到东亚地区。它以“上海”冠名，而没有叫“中亚”或“欧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个问题[18]。

二战后，美国领导并创建了大量各种国际机制，包括国家间协议与条约、没有付诸实施的正是安排计划、暗含的双边关系等[19]。其中在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当属美日韩同盟机制的长期存在，对地区政治、经济、安全持续影响。美国对中俄主导下的上合组织在东亚地区发挥的稳定力量持谨慎态度，并加强了同韩日之间的同盟关系，以图抵消上合组织在这一地区扩大中的影响力。由此看来，与美国及其意志体现的东亚国际机制间的互动成为上合机制面临的最大挑战。

（三）组织成员性格

中俄两国作为上合组织的发起国和主要创始国，因其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而在组织中共同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因而在上合组织成员性格中具有代表意义。在上合机制运作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在东亚地区体现着这两个国家的意志，更重要的是二者的国家特性与决策风格更多体现在上合机制的功能中。俄格冲突极大考验了上合机制存在的意义，而从杜尚别峰会的实际效果看，这次冲突尽管带来了一些影响，不过没有导致上合组织及中俄之间的危机。无论从中国对事件本身的表态，还是俄罗斯寻求支持的途径，基本上遵循了上合机制框架内的程序原则和基本精神。这本身说明上合机制对成员国尤其是中俄两大国起到了塑造作用，从政策制定与外交实践的角度可以得到验证。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表明世界权力关系变动会导致国际机制的变动，中俄之间就存在这样的困境。中国崛起与俄罗斯复苏如何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得到协调与共赢，不仅关系到中俄两国，也关乎到上合机制存在的基础。

四、新机制与未来的东亚

本文开始就提出机制将超越权力这一假设，并选取了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作为寻求解释的理论路径。在经验考察的基础上，由理论发展出的三个解释变量，都是影响上合积极的关键所在，进而这三个变量也可以被理解为功能或是作用，对未来的东亚秩序意义重大。

在说明了自变量的性质后，因变量与之对应的就是新的制度体系或是不同于以往权力占据主导地位这样一种秩序格局。笔者认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分为两条不同的途径，主要有内外之分。首先，上合机制通过自身的发展孕育新的制度环境，创生出独特的国际机制类型。其次，上合机制与外部力量实现在现有国际机制维持的秩序下合作，尝试影响其他性质的国际机制，或与之一同发挥作用。

这两条途径可能实现，是基于以下三个对上合组织的战略地位的评价：潜在的地区一体化机制；新国际机制的积极参与者；新秩序的强劲推手。未来东亚的秩序应当是在共有利益的基础上，逐步削弱权力对秩序的主导形势，实现和平转型与平稳过渡这样一种进程。上合机制作为一种多边合作的国际机制雏形，将与其他积极因素一道，推动东亚秩序的和平转型这一历史进程。

参考文献：

[1]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5页。

[2][美]约翰・鲁杰主编：《多边主义》 （苏长和等译），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页

[3][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M].（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1页

[4]Ernst B. Haas Beyond the Nation-Stat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48

[5]由罗伯特・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一书中发展出国际机制的功能解释模式，力图说明霸权之后的合作是否以及如何可能。

[6]阮宗泽.中国崛起与东亚国际秩序的转型―共有利益的塑造与拓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164页

[7]邢广程，孙壮志.上海合作组织研究[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7年版，第8-10页

[8]Christopher Hemmer and Peter J．Katzenstein，“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Collective Identity，Regionalism，and the Origins of Multilateralism”，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1．56，No．3，Summer 2002，pp．579― 607．

[9]张德广.“上海合作组织与欧亚地缘政治变迁”[J].俄罗斯研究，2006（2）

[10][美]约翰・鲁杰主编：《多边主义》（苏长和等译）[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11][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阎学通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08页

[12]同①，第104-134页

[13][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M].（苏长和、信强、何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版，第8页

[14]邢广程，孙壮志.上海合作组织研究[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15][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信强、何曜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版，第130页

[16]马俊驹，刘卉：“论法律人格内涵的变迁和人格权的发展”[J].法学评论，2002（1）.

[17]详见尹继武，田野：“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形式选择：一种交易成本分析”，[J].国际政治研究，2007（2）.

[18]赵华胜.“上海合作组织的机遇与挑战”[J].国际问题研究，2007（6）.

[19][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M].（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