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思想与环境史学

环境史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首先在美国兴起，继而在西方迅速发展的历史学新领域，是许多学科知识不断积累、相互结合的产物，其中地理学对环境史学的影响很大。对此，无论环境史学家还是地理学家都是直言不讳的。根据美国当代著名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的看法，环境史学家从地理学家那里获得了洞察力。沃斯特还列举了多位地理学家的名字，如卡尔·索尔、H．C．达比和吕西安·费弗尔，以及近来较为活跃的如唐纳德·麦尼格和迈克尔·威廉斯等①。威廉斯本人在“环境史学与历史地理学的联系”一文中，也分析了索尔、达比等许多地理学家对环境史学的贡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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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onM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s of the eaah：Perspectives on Modem Environmental History，p．306．

②Michael Williams，“The relations 0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20．1(1994)，pp．3--21．

地理学在东西方都是古老的学问，无论《禹贡》还是《?W德赛》，都反映了人类先民的地理意识。地理学又是复杂的：从横向上看，这一学科存在着文化区域的差异①；从纵向上看，该学科从近代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产生了众多的分支学科。其中的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②由于其以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因而与环境史学的联系十分紧密。人文地理学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③，依笔者的专业和目前的学识很难全面地把握它，因此拟选取某一方面来具体认识它与环境史学的联系。在选择过程中，我们的目光集中在了法国人文地理学大师阿·德芒戎的思想上。这么做的考虑，是出于德芒戎对20世纪史学或历史学家的不容置疑的影响。这从法国年鉴派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创作的《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书中可窥见一般。布罗代尔在开列需要感激的名单时，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他在巴黎大学时的老师阿尔贝·德芒戎，我们从布罗代尔对地中海周围山区的描写中，很容易找到德芒戎笔下的“利穆赞地区的山地”④的影子。鉴于地理学对于环境史学的贡献以及环境史学同年鉴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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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国地理学家、近代地理学区域学派创始人赫特纳(1859—1941)在论述西方地理学史时指出：“若是我们也把中国的地理学，我们的文化区域以外最重要的地理学，牵连在一起，这对于理解现在的科学，至少是现在的地理学，恐怕没有多大的帮助”。[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著：《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王兰生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页。

② Hum01 Geography在中国还被翻译为“人生地理学”或“人类地理学”，尽管译法各异，但都涉及“人”。而“人文地理学”法语词为Gé0graphie humaine，德语词为Geographie des Menschen，其中也都有“人”。

③ 关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变化，参见王恩涌等编著：《人文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④ [法]阿·德芒戎著：《人文地理学问题》，葛以德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25--248页。

的学术传承关系①，我们认为，在沃斯特和威廉斯所开列的地理学家名单中加上阿尔贝．德芒戎，应该是恰当的。②

一、定义问题

人文地理学是当前西方学界基本区分的地理学两大类别之一，另一类是自然地理学。《大英百科全书》2002年版则将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三支，其中人文地理学包括了人口地理学、经济地理学、文化和社会地理学、城市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医药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等，因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解释人类的分布及其特点，这属于人口地理学的范畴。但是不对以下问题予以重视，就不能理解人类的分布：人类如何满足自己的需要和如何谋生，属经济地理学范畴；人类的文化、社会价值观、劳动工具等，属社会和文化地理学范畴；人们在城市和大都会的聚居，属城市地理学范畴；人们的政治机构，属政治地理学范畴；人们的健康和威胁他们的疾病，属医药地理学范畴；当前的分布方式如何演进而成，属历史地理学范畴。”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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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学者认为环境史的学术渊源之一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参见Char Miller & Hal Rothman，Out of the Woods：Essays in Environmental Hitory，Pitts— brgh：University 0f Pittsburgh Press 1997，Introduction，p．X Ⅱ．

② 不知何故，沃斯特和威廉斯在各自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到德芒戎。

③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2002， v0L. 19．p．882．

面对人文地理学的如此繁杂而又密切联系的分支领域，我们怎样才能认识和把握它呢?对于人文地理学问题，阿．德芒戎于20世纪初所做的论述，被视为是“指明了正确的道路”①。从德芒戎的论述中我们了解到，虽然西方人很早就看到了地表上人类习俗的差异，但是直到18世纪以前，“对那些被我们现在归人人文地理学名下的事实，即地球表面上人类生活方式和聚居方式的研究，只是一种单纯的描述……实际上它们只是一堆未经整理、未加解释的，也就是没有科学性的杂乱无章的知识。科学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主要起始于18世纪进行的发现航行和殖民活动所导致的我们对地球知识的增长：主要由科学家或具有科学好奇心的探险家进行的航行。”②对于人文地理学的定义，德芒戎强调不能泛泛地认为人文地理学是研究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关系的，因为“它包括不了整个关于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内容……这些关系中有许多肯定不是人文地理学者所能研究的，它们属于别的研究部门。”③于是，他将人文地理学界定为“研究人类集团和地理环境的关系的科学”④。他之所以用“人类集团”和“地理环境”概念取代“人类”和“自然环境”概念，是因为他认为，首先，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不是自然人，而是社会人。“我们不再把人类作为个体来考虑。通过对个体的研究，人类学和医学可以取得科学的成果；而人文地理学就不能。人文地理学所研究的，是作为集体和集团的人：是作为社会的人的作用。”第二，“地理环境这个词组比自然环境的含义更广；它不仅包括可以表现出来的自然的影响，还包括一个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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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阿尔贝·德芒戎”，载[法]阿·德芒戎著：《人文地理学问题》，第10页。

②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3--4页。

③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5页。

④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7页。

于形成地理环境，即整个环境的人类自身的影响。”①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定义以及他所运用的定义逻辑对于我们如何界定环境史学富有启发意义。

环境史学自诞生至今，对于它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研究和阐释人类社会历史的一种新的史学理念和视角，在学术界尚存歧义②。近30年来，在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环境史研究成果源源不断，其作者都在按各自的理解具体地研究和诠释环境史，因而关于环境史的定义是见仁见智③。在美国，虽经多次讨论，学者们基本上认定环境史就是研究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史，但是对于“人类”、“环境”等具体内涵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明晰和丰富的过程，对此，大家的理解还是不太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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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6--7页。

② 譬如沃斯特倾向于认为“环境史并非新的分支学科，而是对历史及其核心问题的广泛的、新的再想像”，见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4期，第103页；包茂宏在介绍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环境史的发展时认为又诞生了众多的次分支学科，见包茂宏：《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载《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

③ 迈克尔·威廉斯在“环境史学与历史地理学的联系”一文的第一部分介绍了纳什(Roderick Nash)、比尔斯基(L.J．Bilsky)、泰特(Thad Tate)、沃斯特等人关于环境史的定义，参见Michael Williams，“The relations 0fenviron— 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Journal信／Historical GeograpAr，20．1(1994)，pp．4-9；此外，包茂宏在“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一文中还进一步介绍了贝利、克罗农和麦茜特等人有关环境史的定义，参见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而麦茜特推崇的是沃斯特、克罗农、克罗斯比以及她本人关于环境史的解释，见http：／／www． cnr．berkeley．edu／departments／espm／env-hist／studvguide／chapl．htm．

20世纪80年代末沃斯特提出环境史研究的农业生态史模式，认为环境史是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并强调环境史学日益摆脱了初期的道德诉求和政治信仰，主要目标是为了加深我们对历史上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即在时间长河中人类如何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反过来，人类又如何影响自然环境，并产生了什么结果。在沃斯特心目中，这个自然仅指非人类世界。这一世界在原初意义上并不是我们人类所创造的，因此，它不包括社会环境(the social environment，只是人类之间相互作用的舞台)和人工环境(the built environment，无处不在，成了“第二自然”，这完全是一种文化的表现)①。应该说，沃斯特关于环境史研究中的“自然”的界定是清晰的，它特指自然环境——非人类世界。沃斯特的有关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的美国环境史研究。但即使在那个时候，尤其是到了90年代，关于环境史的理论还是有着不同的声音和争论，其中最突出的，是乔尔·塔尔等人认为环境史研究应该包括城市或人工环境，并提出人工环境通过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而成为地球环境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论断②。当然，沃斯特本人的这方面的思想也在发展变化③。

笔者认为。上述争论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影响着非人类世界的人类，以及人类到底怎样并在哪里影响着自然环境等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辨析“人类”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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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ds of the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pp．290--291；pp．292--293．

② Christine M．Rosen & J0el A．Tarr，“thc Importance of Urban Perspec— tive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Journal of Urban History，(may 1994)，p．307．

③ 见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4期，第102—103页。

对于历史研究中的人类概念的认识，我们应该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原点上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①。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是马克思主义考察人类历史开始点的总体假说。马克思提出从人类社会整体出发的假说后，具体考察历史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生活在一定的具体社会环境之中，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环境的统一构成了“人类社会”②。环境史学中的“人类”，也只能是结合着现实的社会环境，并进行对象性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其内涵是指具有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社会组织程度的人的群体或集团，可以简称为“文化人”、“文明人”或“社会人”；其外延是由人类的生活活动、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等各类实践活动构成的环境，包括由人所建造的房屋、道路、城市和各种设施组成的人工环境，以及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组成的社会环境。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是人类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社会是整个自然界中的人类子系统。与此相对应的，是由地球上的大气圈、水圈、土壤一岩石圈和生物圈所构成的自然子系统，即环境史学中所运用的“自然”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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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9页。

② 参见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13页。

至此，我们可以借用德芒我的定义逻辑来对环境史学进行界定。环境史学包括不了人类子系统和自然子系统各自内部或相互关系的全部内容，其中有许多方面肯定不是环境史学所能研究的。譬如，自然子系统具有自己的结构和功能，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演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能属于地理学、地质学、生态学等学科的范畴。环境史学则是研究由人的实践活动联结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互动过程的历史学新领域。

这样来辨析，就可以明了环境史研究是否包括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问题了。作为环境史学中“互动”一方的“自然环境”不包括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但是互动的另一方——“人类社会”囊括了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人类正是通过连续不断的实践活动，在利用与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创造着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或者在创造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实现了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与改造，并使原生的自然环境逐渐地改变了模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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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生的自然环境又被称为原生环境或第一环境；被人类活动所改变了的原生环境，如被绿化的山野、被污染的大气和水体、被破坏的森林等又有第二环境、次生环境和“人工-自然环境”等称谓。

二、研究对象问题

长期以来，不同学科的学者都有兴趣于人类与环境之关系的研究，各自对这一“关系”的具体把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环境史学与人文地理学在这一问题上同样如此。

这里仍以德芒戎的思想为例。德芒戎从他的人文地理学定义出发，对人类社会和地理环境的关系这一抽象问题进行了具体阐释，由此构想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了其范围和界限。他认为，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问题包括四大组，即：1)人类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2)人类社会对利用自然资源的方法所作的不断演进，即文明类型的演化；3)随着自然条件及被开发利用的资源而变化的人类分布；4)人类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集群或定居的方式①。德芒戎强调，这些就是人文地理学专有的内容；人文地理学的全部研究工作和著述都不出这一广阔的领域。不过，从他之后的学科发展来看，不仅人文地理学本身研究的问题随时展在进一步拓宽，而且他界定的内容也并非只为人文地理学所专有。譬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环境史学同样致力于对人地关系的思考与研究。

在抽象意义上，环境史学是“关于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是关于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各种关系的历史”②。而如前所述，环境史学家对于相互关联的“人类”与“环境”涵义的认识是逐渐明晰和不断丰富的。从目前欧美环境史学家关于环境史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种种规定来看，我们认为沃斯特关于环境史的三层次分析模式比较典型：

第一，对自然本身的理解，因为在各个历史时期自然是充满生机并发挥作用的；这包括自然的有机体和无机体，当然少不了人类有机体，因为人类是自然的食物链中的一环，他时而是子宫，时而是胃，时而是吃客，时而又被吃，时而是微生物的寄主，时而又是一种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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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8页。

②Mart A．Stewart，“Em4ronmental History：Profile 0f a Developing Field”，The History Teacher，v01．31，no．3(May 1998)，p．351．

第二，引入社会经济领域，因为它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这儿我们关注的是工具和劳动、从劳动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所设计的从自然资源中获取产品的各种方式。一个被组织起来在大海捕鱼的村社与一个在高山牧场养羊的村社，其制度、性别角色和季节周期可能存在很大的不同。决策的权力，无论是环境方面还是其他方面，在一个社会内几乎不可能完全平等地分配，因此对权力结构的探寻是该分析层次的组成部分。

第三，独特的人类经历的象征一一纯粹的精神或思想层面，其中，感知、伦理、法律、神话和其他意识结构成为个人或组织与自然对话的组成部分。人们不停地描绘他们周围的世界，界定资源是什么，判断哪些行为会导致环境的退化，应该被禁止，并且对他们生活的目的做出选择。①

这三个层面即三组问题，是沃斯特构建的环境史研究纲要，他自己认为“这个模式仍然是好的、有活力的”②。笔者大体上赞同沃斯特的研究架构，因为其他学者提出的分类大都是这一基本框架内的局部调整。因此，我们可以在这一框架的基础上比较和认识环境史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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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mn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s 0f Eanh：Perspectives on Modem Environmental Hiaory，p．293．

② 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4期，第103页。

就沃斯特的环境史纲要和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对象来看，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交叉域。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研究对象，可归结为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基础上的生活、生产、居住和迁徙等问题。这些问题同样为环境史学所看重，沃斯特的第二个层面与之联系最为紧密，而这一层面正是目前环境史研究的重点所在。已出版的关于历史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行为对环境影响的著述大都属于这一层次①。由此我们可以领会二者间的关联和环境史的学术渊源。然而，环境史学和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之间又有着显见的不同。这突出表现在它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路向和研究目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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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譬如：唐纳德·沃斯特著：《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Eli— nor c．K．Melville，Plague of Sheep：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nquest ofMexico，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英]克莱夫·庞廷著：《绿色世界史一一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

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研究涉及的问题止于人类对环境的利用、利用方式与地域的变化等。这些问题所折射的有关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观念，基本上是一种单向的认识，即局限于人类在不同的时空中对自然环境的作用。德芒戎的思想是一种“可能论”(possibilism)的论点，这种论点是他的老师、法国人文地理学的奠基人维达尔·白兰士于20世纪初提出来的。“可能论”认为，自然环境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一定范围的可能性，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愿望和能力来利用这种可能性，因此人在与环境的关系中是一种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力量。“可能论”虽然是一种与“环境决定论”相对立的人地关系观，但它与决定论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认为，人类处于一方而环境处于另一方，两者不相容；二者的目的是要确定一方对另一方的作用或影响。可能论与决定论的这一共同之点被称为“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亚里斯多德学派的观点”①。这类论点的提出和持续，与直到20世纪初的科学发展的大背景密切相关。“当时发展中的科学方法还是以探索简单的、单线的因果关系为标志，即A引起B，B引起C，如此类推，而尚未认识到形成当今科学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反馈过程。”②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文地理学家在探求人文现象的地理分布规律及原因时，做出的大都是与线性科学相一致的简单的、直向的解释——要么强调环境对人的决定性作用，要么侧重人对环境的改造与适应能力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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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纳德·L·哈迪斯蒂著：《生态人类学》，郭凡、邹和译，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② 唐纳德·L·哈迪斯蒂著：《生态人类学》，第2页。

③ 当然，人地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有关这一问题的思想、理论在人文地理学领域是不断丰富发展的。继环境决定论和可能论之后，又出现了“适应论”、“生态论”、“和谐论”等。参见王恩涌等编著：《人文地理学》，第40--42页。

环境史学恰恰要从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止步的地方起步。它从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与利用开始，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事例来探讨人类如何受到了自然环境的影响；反过来，人类又如何影响了自然环境，并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等问题，以此来再现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历史。环境史研究使得历史学对人地关系的认识超越了固有的抽象的历史观层面，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达到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认识。一方面，环境史学不同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文化史等史学模式，而重新界定了环境因素在历史解释中的地位，认为“环境”是历史中的一个活跃要素，而不只是人类活动的前提或工具；其他生物、大自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人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环境史非常明确地将自然要素纳入历史写作的范畴，从而拓宽了历史研究领域，丰富了历史思考。这正如海外中国环境史研究专家伊懋可(Mark Elvin)在论述人与疾病双向互动的关系时所指出的，“对这种社会与自然间因果回馈循环之发现和阐明，正是环境史相对于其他历史分支最重要的特征”。①

另一方面，环境史学反对将人与自然割裂的机械自然观，强调世间万物的有机联系，证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始终不断地发生的是相互的作用，两者之间的分野是不明确的，要理解一方就要了解另一方。这显然是一种关于人地关系的双向认识，因而有别于上述人类与环境之关系的亚里斯多德学派的观点。当然，环境史学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双向认识也是随其研究的发展而逐步明晰的。欧美环境史学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片面狭隘的污染或灾难史到全面宽广的环境史的转变，其研究日趋成熟，标志就是认识不再片面，也不再受到政治动机的影响②。这反映了环境史家从对紧迫的环境问题的关切转变到对人类与环境关系史的全面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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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版，第10页。

② 参见K．j．w．Oosthoek，“Environmental History’’，http：／／forth．stir． aC．uk／～kJwol／essays．html．

以英国环境史为例，在1970--90年代初，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或城市化与工业污染等问题成为研究的焦点，彼得·布林布尔库姆、比尔·拉金和劳伦斯·布里兹等人先后发表了诸多专题性成果①。及至90年代中后期，有关的研究从污染史拓展到环境史，其中戴尔·波特的《泰晤士河河堤：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环境、技术与社会》是这方面的佳作。波特认为：“泰晤士河与伦敦的关系并非自然与人类文明之间的简单对照。一千多年来这条河与这座大都市共同将自然的作用与人类创造的事业调和起来。人因为对食物和原料的需求而以他们的建筑物和周围的乡村发展了城市。人们通过堤岸、码头以及他们对清洁水的需求和废弃物的排放而塑造了河流……泰晤士河河堤作为一项公共工程，展示了技术在以文化价值观、社会组织和制度为一方，以自然环境为另一方之间的调节作用……当然，技术作为一种分界面，其本身受环境条件和使用技术的社会的态度与习惯的制约。它充满了变数。泰晤士河河堤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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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布林布尔库姆的有关著述是空气污染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其中，《1850—1900年约克空气污染》(Air Pollution in York，1850—1900)、《伦敦空气污染》(Air Pollution in London)和《19世纪苏格兰的黑雨》(Nineteenth Cen— tury Black Scottish Showers)等文章，是将现代气候研究与历史档案研究融合起来的佳作；而《大烟雾：中世纪以来伦敦空气污染史》(Peter brimbleeombe， The Big Smoke：A History 0f Air Pollution in London Since Medieval Times，lon— 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87)一书影响了许多后继的环境史家。比尔·拉金和劳伦斯·布里兹的著作则是关于英国河流污染的代表性成果：Bill Luckin，Pollution and Control：A Social Ifistory 0f the thames in the 19th Centu- ry，IOP Publishing Limited，1986；Lawrence Breeze，The British Experience with Rwer Pollution，1865--1876，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Inc．，1993．参见Matt Osbom，Sowing the Field of British Environmental History，http：／／www．h—net．org／～environ／historiography／british．htm．’

“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建构’，并且它还要因应意外的气候、高潮、流沙和这一地区可资利用的原料的质量而作变更。”①波特的研究从一个具体的方面既展示了人类如何塑造了自然环境，又展示了自然要素在影响和改变人类文明中的作用。这是一种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双向互动观，它凸显了环境史学的目标，即“认识人类如何受自然影响，又如何影响自然，以及影响的结果。”②

环境史学的这种双向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的学科发展的态势。20世纪中后期，不仅地理学本身在努力克服过去只重视研究“地”对“人”或“人”对“地”单向作用和影响的局限性，开始全面地研究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且诞生了数门以“人类一环境系统”为研究对象的新兴交叉学科，如环境科学、人类生态学和地球系统科学等，它们一致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性并对其进行综合研究③。环境史学从环境科学和生态学等学科汲取了大量的养料，其中生态学尤为重要。生态学研究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集中体现在环境对生物的生态作用、生物对环境的生态适应以及生物对环境的改造等方面④。环境史学受到了生态学的巨：大影响，较某些前辈学者而言，“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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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ale Porter，The Thames Embankment：Environment，Technology，and Society in Victorian London，Akron，Ohio：University 0f Akron Press 1998，p．4； pp．8---9．

②T．C．Smout(cd．)，Scotland Since Prehistory：Natural change and Human Impact，Aberdeen：Scottish Cultural Press 1993，p．xiii

③ 参见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著：《人类一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性》，第6--32页。

④ 1866年，德国动物学家E·海克尔首先把生态学定义为“研究有机体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详见周鸿编著：《人类生态学》，第1--2页。

史学家更看重自然的作用，并将人类与自然的互动视为一条‘双行线’(two-way street)”。①这一分析非常适合于就德芒戎的思想与环境史学关于人地关系的认识所作的对比。

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不同相联系，环境史学又具有不同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目的。

人文地理学作为地理学中研究地表人文现象空间分布与变化规律的学科，其目的是要“阐明各国、各地区人文现象的分布规律，着重说明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人文活动，并探讨其形成的原因，预测其发展的趋势。例如，为什么当前世界上有的国家工业高度发达，有的国家工业依然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②这显然是对地表各种人文现象的空间分布与空间结构作客观的描述与探讨。德芒戎对法国农村聚落的类型、法国北部与美洲的联系、北海的渔业和渔港、尼日尔河流域的土著殖民和整治工程等问题的研究即是如此。与之相比较，环境史学作为历史学中研究人与自然关系史的新领域，除了要探寻人与自然关系的因果律外，更主要的，是为了比较和反思人类对自然的历史认识和态度，尤其要检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对待自然的种种方式。环境史学要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来探讨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不同人群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比较各个时期不同类型的文明中人们关于自然的思想、概念和价值观方面所存在的差异，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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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k Cioc，Bjsrn-Ola Linnér，and Matt Osborn，“Environmental Histo— xy Writing in Northern Europe”，Environmental History，V01．5，No．3，July，2000，p．397．

② 辛润田主编：《现代人文地理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来认识人们对待他们周围环境的不同态度及由此导致的不同结果。由于历史上自然曾以各种各样的灾变对人类有悖于自然规律的开发活动予以了报复和惩罚，因而透过各种各样的灾害而揭示人类对自然的毁灭性开发和戕害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探寻人类合理地利用自然以使人类文明健康发展的途径，必然是环境史学的主要任务。由此，环境史学持有鲜明的批判立场。它反对竭泽而渔式的发展观，提倡网开三面式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并试图通过对人类与自然关系史的反思和评析，来寻求人类与自然互惠共生之路。沃斯特的环境史纲的第三个层面突出地反映了这一诉求，《尘暴》一书则是他从文化批判的角度研究环境问题的典范。沃斯特认为，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发生的尘暴，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文化将人对自然的敬畏与谦恭荡涤殆尽，并以人类对自然的极端狂妄与自负取而代之。它与北美大陆的土著印第安人的敬畏草原、感激自然并自我约束的环境伦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①，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沃斯特提醒第三世界国家不要迷信和盲从美国的生产和生活模式，以免重蹈美国的覆辙②。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国际背景之下，他的这一“盛世危言”是发人深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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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高国荣：“对环境问题的文化批判——读唐纳德·沃斯特的《尘暴》”，《世界历史》2003年第5期，第94--97页。

② 沃斯特著：《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第316--334页。

与沃斯特的作品一样，欧美环境史学界的其他著作大都饱含着对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的机械自然观、科学与理性崇拜、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等内容的分析与思考。如麦茜特的《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该书从性别的视角描述了人们关于自然概念的变化，并对这种变化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麦茜特将以往科学史中许多被忽视的问题突出出来，尤其是通过对科学革命及其背景的考察，发现在产生近代科学革命的16、17世纪之际，“一个有生命的、女性的大地作为其中心的有机宇宙形象，让位于一个机械的世界观，这里，自然被重新建构成一个死寂和被动的、被人类支配和控制的世界。”①由此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了人类怎样将自然概念化，以及有机的自然观如何转变为机械的、死寂的自然观的历史过程，从而加深了对人类“合理地”支配自然并破坏生态环境的历史根源的认识。像这样的对现代文明及其对自然之态度的评判，正是环境史学有别于人文地理学的重要之处。

因此，从研究对象来看，环境史学与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的基础在于二者都在探讨人与环境的关系，区别的原因则在于它们对这种关系的认识和研究目的的不同。从这种联系与区别中，我们可以更好地界定环境史研究的对象与侧重点，以把握不同时代学科发展变化的脉络。今天，环境史学已表现出更全面地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变化，并合理地解释有关问题的能力，但环境史不能自诩解释了所有的问题并提供了最好的答案，也不应被视为“至今所有的编年史的逻辑发展的一个顶峰”。②因为历史学研究的问题像任何其他学科一样，也是变化的、不断发展的，并需要多样化的解释。人类行为如此复杂，以至不能靠简单的因果分析来解释。同样，对人类与环境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研究也不应采取简单的、一对一联系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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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卡洛琳·麦茜特著：《自然之死一一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3页。

②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一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12页。

三、方法原则问题

关于人文地理学的方法原则，德芒戎是这样规定的：

第一原则 不要认为人文地理学是一种粗暴的决定论，一种来自自然因素的命定论。人文地理学中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具有意志和主动性的人类自身，就是搅动自然秩序的一个原因……第二原则 人文地理学家应当依靠地域的基础进行研究。凡是人类生活的地方，不论何处，他们的生活方式中，总是包含着他们与地域基础之间的一种必然联系。使人文地理学不同于社会学的，正是这种对地域联系的考虑……第三原则 为了全面地说明问题，人文地理学不能局限于只考虑事物的现状。它必须设想现象的发展，追溯过去，也就是求助于历史……

德芒戎规定的人文地理学的方法原则对环境史研究同样具有启发。尽管如前所述，他的人文地理学思想在对人地关系的认识上是单向的，但他关于“人文地理学中的因果关系非常复杂”的提法依然值得我们注意，而他将人类看成是影响自然秩序的一个原因，由此而否定环境决定论，这种看法本身在今天尤其值得环境史学家所重视。由于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已有千万年之久，其中的因与果事实上乃是相互纠缠和渗透的。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人类自身在自然界的地位。沃斯特纲要的第一个层面“对自然本身的理解”即包括对人类有机体的理解。

人类是生态圈中颇为独特的物种，一身兼具三重身份：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成分，又是自然界的改造者和创造者①。因此，人类既具有自然禀赋，又具有社会与文化属性。人类的捕食、生殖、与其他生物争夺生存资源以及对自然环境的依赖等基本生物功能，属于自然秉性。就此而言，由于人在体力和许多器官的功能上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人甚至比许多其他生物更不能适应环境。但人有思想意识，有发明创造能力，并组成了一种社会和不断完善这个社会，这是人的社会与文化属性。人的这种属性的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类为了得到足够的资源(食物、衣物、居所、能源和其他物质材料等)来维持生存，可以发明各种手段和方式从不同的生态系统中去获取，这使得人类成为了惟一能够威胁以至于摧毁自己生存所依赖的环境的生物，而且是惟一的进入了陆地所有生态系统，并通过技术的使用来支配它们的生物②，因此，人类必然会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全面的干预和极其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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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著：《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发展》，第49--54页。

② [英]克莱夫·庞廷著：《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第20页。

即使如此，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人类的所作所为仍不得不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这是因为大自然有着自己的节律和功能，人类的作为必须符合自然的规律，否则将会受到大自然无情的惩罚。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最终要归结到一点，即地球能否承担和接受人类的发展速度，或人地关系是否统一这个问题。一方面，地球上的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另一方面，人类将从自然索取的物质消耗以后，又会将废弃物归还自然。人类与自然之关系的本质即在于相互之间进行的这种物质、能量乃至信息的交换。由于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不同时期人类的技术水平、组织规模和文化程度是很不相同的，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交换关系在不同的时期也有着很大的不同，总的来说经历了人类从诞生之初的完全依赖自然并敬畏自然，到利用、改造、破坏与藐视自然，再到今天在利用、改造自然的同时强调保护与亲近自然等阶段。这一历史进程表明：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并在对立统一中前进和发展的。今天，人类社会的问题已成为如何遏制人自身种种的超越了各类生态系统能力的需求，以缓解乃至消除由此而造成的种种压力的问题。由此我们必须加强对人与自然关系中因人而起的不和谐及其消极后果的认识与研究。

由于人与环境的互动以及由此引起的问题总是发生在一定的地域空间之上，并往往会超越领土、领空的界限，如跨境的水体污染、沙尘暴、酸雨等，这样，德芒戎提出的人文地理学研究应当依靠的地域基础，也是环境史研究应当依靠的基础。

德芒戎特别强调人文地理学不要忘掉人和土地的关系，不能离开人所居住的土地去研究人。他说到：“为了清楚地看到一般现象的全貌，最好从特殊的、局部的现象开始去观察这个区域内包含的特殊植物、居民……，去明确某种由一片土地和一群人类的结合而产生的有活力的东西。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回到对世界认识的起点，回到我们的物质存在的直接基础上。人们常常要在对组成一个区域面貌的各个特征进行分析以后，才能更好地理解把人类和环境结合在一起的那些关系。”①德芒戎的上述思想和认识方法也可以为环境史学所遵循。环境史研究同样要回到“对世界认识的起点”上来，这即是要加强对自然环境的原貌的认识。因为自然环境在不断地变化，今天我们眼前的山川大地和气候条件远非其原貌。只有深入地了解自然环境的原貌，我们才能找到衡量其变化的基准或坐标，弄清其变化的幅度。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记载的出发点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②当然，自然基础或自然环境的初始状态是相对的，其时间断限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是有别的，这由文明出现的早晚而决定。即使在同一国家，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其不同地区的初始状态，有的早就被破坏了，有的在不久以前尚可以见到。③这样，在具体研究中必然要求根据具体情况而选取不同的地域单位。明确地说，环境史学除了继续运用传统的国别研究单位外，还要加强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这是一种方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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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11页。

② 在马克思、恩格斯笔下，自然基础包括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见：《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4页。

③ 此处得益于中国文物研究所的景爱先生的指教，谨致谢意。

至于如何确定所研究区域的范围，则要视研究的问题而定。区域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以小见大，化整为零，而是为了获得对一个区域的人、自然及其相互关系的全面了解和认识。这就要求对某一区域的环境问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将涉及到的自然、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因素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尤其要注意联系社会文化环境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它们往往是通过人类社会的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来体现相互作用的。这样，突破学科界限，将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各相关学科的知识体系、理论方法和研究手段融人具体的研究过程，是环境史研究的必然要求。

由此我们看到，环境史研究具有跨学科性质；环境史学家尤其需要运用生态学、生物学、林学和地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知识来理解自然界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但反过来，作为地理学家的德芒戎则强调入文地理学必须“求助于历史”。他说道：“人类在时间中发展，为了理解这种发展，历史的证明和自然规律的认识对我们同样是必要的。”①这一思想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历史研究在一切学科研究中的基础地位。这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在环境史研究中应如何处理历史学与其他需要借鉴的学科的关系。环境史学的跨学科性质并不意味着历史学的学科特征的泯灭，因为其本质上仍然是通过对有关问题的史料的发掘、整理和解释来再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并理解其现；伏。环境史学家也不必成为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他们要做的只是跨越学科边界，熟知其他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的术语、理论和方法，以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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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13页。

理解历史上的环境问题。①不仅如此，由于环境变迁具有长时段的、深层次的社会历史根源，这一变迁本身及其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影响并不是计算机模型或实验室的实验可以完全地模拟或实验出来的，因而就愈发需要深入有关的历史变迁之中去梳理、归纳和认识，从而为现在和未来提供有意义的启示。此外，如前所述，环境史学具有不同于人文地理学乃至其他研究自然与人类关系之学科的目的，因而不要充当自然科学或别的什么学科的婢女。环境史研究者不要东施效颦，而要清楚自己与自然科学家的不同。这样，环境史学应是以历史学为基础和主体的跨学科研究。环境史学家要做的是在固守历史学阵地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拓宽知识结构，扩大史料收集的范围，并提高处理各类资料的能力。

今天，人类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远离了自然，却又越来越剧烈地干预了自然。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至少是地球表层的生态系统，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原生自然，而是愈来愈深刻地融人了人类活动的意蕴。同时，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弥散于诸如技术体系、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文化意识、以及风俗习惯等各种人类事象之中，成为社会分化和文明演进不容忽视的动力之源。”②因此，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现时代，我们认识和研究自然环境在什么程度上并以什么方式参与了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人类社会又在什么程度上并怎样干预和影响了自然环境，以探索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途径，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而贡献史学的智慧，是非常必要的。国际史学界已表现出对环境史研究的浓厚兴趣。从中国环境史学的发展来说，笔者认为，我们应摈弃中国世界史学界对国外研究成果进行宏观中文话语处理的一贯做法，弘扬并改造中国学术界历来重视灾害史研究的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就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开展精细深入的理论建设和问题研究。我们既要研究他国以及世界性的问题，更需要研究中国自身的问题，并在研究过程中建立自己的分析模式和理论框架，实现学术创新，以对国际环境史学和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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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K．J．w．Oosthoek，“Envimlanental History’’，http：／／forth．stir． ac．uK／～kjwol／essays．htnd．

② 夏明方、梅雪芹：《生态与人丛书·总序》，第2页，见唐纳德·沃斯特著：《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