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道 第9期

英国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说：“世间很少有事物能比大学更美。当防线崩瘫，价值崩溃，水坝倒塌，洪水为害，前途变得灰暗，古迹沦为泥淖时，只要有大学屹立在那里，它就屹立闪光。”大学之美，美在文化的充沛与丰盈。只要它存在，人类那颗被引导去从事探索的自由心灵便会持续带来智慧；大学之美，美在品格独立与追求卓越。只要它存在，人类追求高洁内省与创新进步的步伐就永远不会停止。

民国时代大学

一提起民国教育，很多人都会想到那灿烂如星辰的大师，会想到陈寅恪所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仿佛那个时代不食人间烟火，只要唤一声大师，大师们就驾着祥云从天而降。其实，民国大学教育的成功和人才的井喷，并非真的如此简单。掀开华丽辞藻所掩盖的真实历史，我们才能探寻到“大师”与“名校”是怎样炼成的。

政府：复兴之路，始于教育

1901年1月，清政府“变法”上谕：参照“西法”，推行新政。在文化领域，清政府对旧有的文化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其中教育政策的变革最为彰显，虽然效果部分地违背了清廷的主观愿望，但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成为近代教育史上具有深远影响与深刻启示的改革。在此次政策变革中，清政府对内重视师范教育和基础教育，对外引进西方先进教育理论知识，积极派遣学生出洋留学。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强调在中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400元，副教授400-26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就意识到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性，并视其为“立国之本”。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强化对社会教育发展的重视，形成了由中央到省再到市县一级的统一行政体系，为其提供经济上的扶持和法律上的保障，其规模和组织更加完备，教育内容更为广泛，对中国社会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

北洋军阀也很重视教育。大军阀脱去戎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辖区各个学校，给老师们打躬作揖，说自己没什么文化，教育下一代，全靠诸位老师辛苦了。而像这样关心教育的军阀，还不止他一人，主政山东的韩复榘是一个，主政山西的阎锡山也算一个。韩复榘在山东主政七年，山东的教育事业不仅不落人后，且发展迅猛。对于教育工作本身，韩复榘总是放手让何思源去做，他从不横加干涉，更未向教育界安排过一个亲信。再说阎锡山，山西当年的教育，被称为中国教育的典范。自1942年开始，山西全境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能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学生：救亡中国，舍我其谁

民国大学生绝大部分出生于富裕家庭，故衣食无忧可一心向学。在1923年，“南京的大学生出身地主家庭的约占一半，大官僚、富商子弟占十分之三强，小资产阶级约有百分之十五”。中等以上家庭出身的学生，至少在90％以上。直迄抗战前夕，情况依旧。1932年，普通清华学子年开销近250元；1936年，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后，开始设置占录取总数5％的公费生，每年的补助也恰为250元。有报纸称：“近日高等教育，几乎为中产阶级以上子弟所独享。中人之产，供给子弟毕业高中，已甚艰辛；至于大学学生，每年非三四百元不可应付。”

梁启超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大学生为洗涤近代中国百年屈辱，担得起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责任，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辛亥革命爆发后，以为代表的青年学子带头剪去辫子，并接触进步书籍，读光复会领袖章太炎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文章。眼界随着阅读拓宽，思想得到升华，对事物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解，明确地提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这种志向，是民国众多学子和大师共同的志向。

“五四”运动之初，以爱国青年学生为主，经过广泛地发动群众，渐渐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的群众爱国救亡运动，并最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从此，青年学生作为一支崭新的革命力量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年们义无返顾地投身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成为中国革命重要的力量。“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国耻家恨让年轻的他们奋勇而起。正是由于他们忧国忧民，胸怀天下，心系百姓，才能前仆后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民国大学入学考试，也尊重学生的个人特性，不要“通才”要人才。1932年夏，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恪应系主任之邀出考题。不料他出的题目非常简单，考题除了一篇命题作文，最奇怪的是只要求考生对个对子。用“对对子”这样的文字游戏，来作为堂堂清华大学的招生试题，当时很多人还是难以理解，也有人误以为这是以旧学的看家本领向新文化挑战。其实，陈寅恪自有他的一番深意。当时很多学者并不清楚真正的中国语文的特色在什么地方，陈寅恪觉得用“对对子”这个方法，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传统语文的真正特色。

教授：士不可不弘毅

民国文人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士大夫，又扮演了冲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先驱。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多少代文人的理想一朝崩溃，这使得民国文人从一开始就面对无所选择、没有出路的痛苦。相比几千年的专制与奴役，这种痛苦无疑也使他们的心灵丰富而深刻。告别几千年的平庸，抛却修齐治平、心存廊庙的老路，总要有几个桀骜不驯的奇才出现。时代的混乱给文人以站在各自立场发言的机会，原有的规则失灵了，他们不得不面对新与旧、中与西的冲突。

1940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去世。中研院是全国最高学术机关，其院长自然是学林领袖，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谁来承继斯职，并不是单纯的学术人事，更不会只是一场“选举”而已。谁来当中研院院长，当时党国体制的首脑，当然意有所属。幸好，评议会的组成分子都是学者读书人，没有谁愿意随着的指挥棒踏步起舞，反倒是本乎自由意识选出蔡元培的继任者。结果揭晓，翁文灏与朱家骅皆二十三票，胡适二十一票，王世杰与任鸿隽则都各得四票。至于“下条子”指定的顾孟余，一票都没拿到。政治力量“看不见的手”不放弃伸入学术界的动作，学界中人则负隅强抗，即便不能一刀砍断它，却正是“独立之精神”的充分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