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声字声符与字义的关系

摘 要 本文探究了形声字声符的作用，讨论了声符兼义及声符不兼义的原因。

关键词 形声字 声符 兼义 不兼义

一、声符兼义

在某个字上加注意符分化出一个字来表示这个字的引申义，一般认为这些分化出来的字中的声符兼有表义的作用。如前面已提到了“娶”字。再如，“影”字是从“景”分化出来表示其引申义，景，“光也”。光景的景引申为阴影的“影”，这一意义本来就用“景”字表示，后来加注“”字分化出了专用的“影”字。“俸”字从“奉”分化而来表示其引申义，“奉”的本义是捧物，引申为“供给”，又从“供给”引申为“有俸禄”，这一意义本来就用“奉”字表示，后加注“人”旁分化出“俸”专表这一意义。“声兼义”现象补充说明了“六书”分类上尚有的许多特殊情况，为后世的“右文说”，音近义通说和同源词说的研究打开了一个突破口。给某字一个准确的定位，即确定一个声符在某字中是否表义，能给这些研究提供一些方便。

这里将通过对声符兼义字形成原因的分析理解，总结出确定一个声符在某字中是否表义的一般方法。首先来看声符兼义字形成的原因。

第一，人类认识的发展是声兼义字产生的社会原因。虽然音与义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是没有必然联系的。但是语言先于文字，文字用于记录语言，文字所表示的词义与口语中的词义是一致的，即形、音、义三者是相互统一的。因此，在汉语中，表示某一意义的声音一旦被确立并用某一汉字记录下来，该字所代表的语音就不再是毫无意义的声音。

第二、汉字的表意功能是声兼义字产生的内在原因。汉字的初文本身就是象形字和指事字，与语言所表示的概念密切相关，而占通用汉字90%以上的形声字又直接取材于这些初文，所以，意符具有很强的表意功能，同时声符也往往体现着表意功能，这是因为古文在选取声符时并不仅仅注重读音相同或相近，还择优选取意义上也有一定联系的字根。如：“苞、饱、抱、泡、炮”、诸字中的声符“包”还表达了“包含、隆起”的意义。

第三、词义的分化孳乳是声兼义字大量产生的直接原因。在先秦许多字只用初文，一个初文常包含着多方面的意义（本义、假借义、引申义）而词义的分化必然会引起字形的分化。因此，在初文的基础上用意符与之相结合，构成了大量能区别意义的形声字，经过不断地同源分化孳乳，也就造就了许许多多声兼义字的产生。

通过对声兼义字形成原因的理解，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确定某形声字中的声符是否是表义的。即探求声符字在造字时在形体中所寓含的意义，进而以其演变过程中出现的诸多派生义进行梳理，看其派生义是否能与意符相辅相成表示字的意义，如果能则此字中的声符是兼义的。如：“句”源义有“弯曲”之义，以“句”为声符构成的形声字“拘”，表示“曲手而止之。”声符与意符所表的义能相辅相成表达整个字的意义，说明“句”在“拘”中是兼义的。而“驹”指小马，声符的意义在这里显然是不存在的，因此“句”在“驹”中只是纯粹表音的。

二、声符不兼义

要理解声不兼义字，首先我们要明确它与声兼义字的区别。声兼义字是形声与会意相互兼容的一种特殊现象，声兼义字与声不兼义字的区别体现在：第一，从内部结构看，声不兼义字是义符与声符构成一个声义结合体，而声兼义字的声符本身就是一个声义结合体，然后再加一个意符构成第二个音义结合体。第二，从构件的功能看，声不兼义字的声符只表音，不表义，形声职能分明，各担一职。而声兼义字的意符和声符在表义方面互相贯通。以声符表义为主。第三，从文字系统来看，声不兼义字以意符为纲，造出的形声字标识意符字表示的总类之中的具体事物。而声兼义字以声符为纲，造出的形声字或表示初文的本义，或表示初文的引申义和假借义。由此可以看出，二者存在明显的差异。我们应承认，声兼义字比声不兼义字具有表义更具体更明确的优势，它的形、义、音一致，利于人们记忆和认识，是一种理想的文字形式。但这易识易记的优势同时又造成了它的字、形配合麻烦，表义重复，而这一点是无法适应语言发展的需要的。因而，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最终还是选择了一形一声这种最具能产性，而且又能兼顾到音、义这两个方面的汉字配合形式。但是形与声的配合有时是没有联系的，不可能处处与事物的各种特征相配合，这使得许多形声字声符与形声字的字义之间不存在着必然联系。这里我们从同族形声字声符和《说文解字》中的异体字两个方面入手来证明大多数情况下，形声字声符与形声字字义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并分析其原因。

首先来看同族形声字的声符与字义的关系。

语言的发展造成词派生出众多的引申义，为了适应词义表达的需要，由同一字根关联滋生出一系列有相同声旁的形声字。这样的一系列字我们称之为同族字。这些字由于声符相同，它们之间的意义往往是相联系的。如：“泾、径、胫、颈”，《释水》：水直波曰泾。泾，径也，言为道径也。《释道》：径，经也，人所经由也。《释形体》：胫，茎也，直而长似茎也；颈，也，挺而长也。这些字均有长直义。

可是，同族形声字中有很多字的声符只能标示该形声字的声音，在意义上与形声字字义没有必然联系。如：以“可”为声符的“河”在《说文・水部》中，“河”的意义专指黄河现在泛指一切河流，但在《说文・可部》：肯也。“可”指肯许、允许之意，在意义上与河没有任何联系。“呵、苛、轲、坷”等也是这种情况。在《说文・主部》：主，灯中火也。以“主”为声符的“柱”，在《说文・木部》：柱，楹也，从木，主声。它们在意义上没有必然联系，这种情况的还有“住、注、驻、柱、蛀”等。

另外，“汉字里有大量为某个字的引申义而造的形声字，但是它们并不一定都以那个字为声旁，也就是说，它们的声旁并不一定都有义，如果某个引申义曾经使用过假借字，后来就在假借字上加注意符分化出一个形声字来专门表示它，那个形声字的声旁就是无义的。”如：“涂”产生“搽”的引申义时，用“”（涂）字表示“搽”的意义，后假借“茶”字来表示这一意义，最终在这个假借字上加“手”旁，分化出“搽”字来专门表示这个意义，这样，“茶”在“搽”字中就只有表音作用。

再看《说文解字》中的异体字里形声字声符与字义的关系。

这里所说的异体字只指形符相同而声符不同的形声字。《说文解字》当中有很多这类的形声字，声符与它们的形声异体字在意义上也看不出任何的联系。如：《说文・肉部》：，体四肢也，从肉，只声。肢，或从支。“”与“肢”两字构成异体字，它们表达的词义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声符的形义上。《说文・只部》：只，语气词也，从口，象气下引之形。凡只之属皆从只。而《说文・支部》：支，去竹之枝也。从手持竹。凡支之属皆从支，尽管从“支”的声符与“”的意义有一定关系，但从“只”声符与“”在词义上找不到任何联系。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通过以上对同族形声字声符以及《说文解字》中异体字里形声字的分析，形声字声符与字义之间在构字上不一定有必然联系。声符可以用象形、指示、会意、形声、假借等字体来充当，然后与意符相结合，来表达一个新的意义。这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大量的声不兼义的形声字。高明在《中国古文字学通论》中也说过：“形声字的表音符号不受任何限制，只要是读音相同即可取用，声符与字义没有必然的联系。即便有的声符与字义相近，也是一种偶然现象。”

声符不兼义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人类认识的发展是其产生的社会原因。它要求产生大量新词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声不兼义字随之产生。第二，许慎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所以，声不兼义字产生的直接原因是词义的分化。这样，同音假借字和分化字越来越多，许多为某个字的引申义而造的形声字，若其引申义曾使用过假借字，后又在这一假借字上加注意符而分化出的一个形声字专门表示这个意义，则分化出的这个形声字的声符是没有意义的。如前面我们举过的“搽”字，也有一些字是在母字上加注意符来专门表示其一个引申义，后用一个音同或音近的字取代所从的母字。这样，也形成了声旁没有意义的形声字。如：“柄”，其母字为“秉”产生了“器物上人手所执之处”的引申义后，在其母字上加注意符“木”分化出“秉”字来专门表示这一意义，最终“秉”字所从的“秉”字被与之读音相同的“丙”字所取代，形成“柄”字。“丙”在“柄”字中就不表义了。第三，不载源是声不兼义的根本原因。载源的声符兼义，不载源的声符则不兼义。所谓载源，就是声符字不但是作为语音的载体，而且兼为语源的载体。如：辆，它的声符是“两”，在本字中，声符“两”是语音的载体。同时它自身的意义在本字中是起作用的，是语源的载体，辆，车的单位，因古代的车用两轮得名。又如，懈，它的声符“解”是语音的载体，而且“解”的放松、放开之意在形声字中也是起作用的，是语源的载体，心放松则为“懈”。所以“辆”、“懈”都为声兼义字，而“蟹”它的声符“解”在这里只是语音的载体，其意义在此形声字中并没有起作用，不是语源的载体。所以“蟹”是声不兼义字。

我们所说的形声字的语源，是指形声字声符词义的来源。这是从声符与形声字的关系来说的，同源词的词源，则是同源词孳生与分化的基础，声符字的语源与同源词的语源有相同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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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孟宪辉，男，河北承德人，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

刘常飞，男，河北承德人，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作者单位：河北民族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