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造:一种人类符号能力的实现与被规定

摘要：文化创造主体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等特点决定了人类文化创造反映在自身主体性上就是一种主体能动行为的实现与被规定。而且，作为人类符号能力之重要表征的符号化思维及其抽象表达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并规定着人类的文化创造。因此，在人类主体性下，借助于人类符号能力，特别是作为人类符号能力之重要内容的符号化思维及其抽象表达，文化创造体现为一种人类主体性的实现与被规定，同时在本质上也表现为一种人类符号能力的实现与被规定。

关键词：文化创造；符号能力；主体性；符号化思维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1―0113―05

著名哲学人类学家兰德曼指出，“文化创造比我们迄今为止所相信的有更加广阔和更加深刻的内涵……正如我们所探究的，没有自然的人，甚至最早的人也是生存于文化之中。”…于此足见，人总是生活在自身不断的文化创造之中，文化创造才是人的本性之终极规定，其在一般意义上具有抽象、非直观性。然而，在现实的文化创造过程中，与具体实物创造相比，人的文化创造却并非是“神秘”而“不可言谈”的混沌，它往往以直观的方式存在，即以符号为逻辑起点的形式，在对以往文化符号的不断继承、充实、丰富和发展中实现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其与以实物对象为直接起点的文化创造相违背，相反地，两者是相一致的，且反映在具体的人类学方面则是与主体符号能力紧密相关。因此，基于这样一种见解：“世界不仅充满着观察和事实，而且充满了各种力量……世界始终不停地处于制造事物之中，各种事物不是作为智慧化身的观察陈述依赖于我们，而是作为各种力量依赖于物质性的存在。”简单说来，文化不是对物质性存在的表征，而是人类主体借助各种符号能动力量进行博弈，并制造出新文化的实践活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倾向于把整个人类文化创造界定为一种人类符号能力的实现与被规定。

一、文化创造之主体性及其实现

之所以把文化创造界定为一种人类符号能力的实现与被规定，这首先是由人类主体性决定的。笼统直观地讲，文化是人类能动的符号行为。在此，人不仅是一种客观的自然存在，更是一种主体性的存在，人类的文化创造就是人的主体性在文化符号能力上的实现与被规定。为此，我们在这里有必要探讨一下人类文化创造之主体性特征。

第一，文化创造的主体是人。人类历史上存在着种种关于创造主体含义的说法。事实上，不论是神创主体论，还是各种把动物或其他任何非生命物(如人工智能)看作是创造主体的学说，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人才是真正的创造主体。经典作家更是直接用“创造存在物”来阐明人的生存状态。在马克思看来，正是“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因此，“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可以说，自从出现了人，自然界的运动变化，自然界的属性和规律才开始被探究、解释和理解，并且被利用来为某种目的服务，于是世界才真正出现了为实现某种目的而从事创造活动的实体，即作为创造主体的人。

第二，人类文化创造主体性首先表现在其社会性上。事实上，作为创造的主体，应不单纯是自然性，在本质上更应该是社会性的创造主体。因为作为创造主体的人不是以纯粹自然的、自然生成的和刻板单一的形式出现在创造中，他要在接受社会的塑造和训练中，在参与社会的各种对象性关系中，获取和占有社会所提供的各种资料和手段，如经验、知识、技能、工具、方法等等，使人的天赋潜能和素质发展为多种多样的本质力量，并能够从事多种多样的创造活动。作为创造主体的人也因此获得了多种多样的现实性。马克思指出：“正像人的本质规定和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一样，人的现实性也是多种多样的。”

第三，人类文化创造主体性还表现在其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上。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是人类文化主体性的主要标志和特点，也是人作为主体运用自身符号系统和能力进行自由的、自觉的文化创造活动的主要标志和特点。我们知道，自主性是对依赖性的一种扬弃。人类在自觉意识到自身对于外界物理对象之依赖性的前提下，决心使自己在同自然界、外部感性物理世界所发生的必然关系中处于主体地位，因此往往倾向于按照自己的文化发展需要、符号能力及其方式来掌握自然界、掌握外部感性物理世界，从而实现掌握自己命运的目的。另外，人作为主体在文化创造活动中的主体性，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具有能动性，是对受动性的一种扬弃。从主客体辩证发展的层次来看，文化主体的“受动”和“能动”是一个辩证转化的过程。人作为主体既受文化的塑造和控制，是受动的，同时，又是能动的，具有一种作用于文化的现实符号力量，并以此推动整个社会和文化的动态发展。而其中，无论是对原有旧文化体系的影响、批判、反省或改造，还是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批判都是要经过符号的中介才能实现。

第四，人类文化创造主体性是主体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马克思指出，“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据此，把文化创造看作是人对现实的一种主动的反应，应该是我们考察文化创造活动的出发点。能动性是人的主体性的重要体现，不过，能动性是与受动性相联系而存在、相对立而发展的。文化创造不管如何奇妙、如何变幻无穷、如何天马行空，它不能不建立在一定的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不能不受到时代、阶级等种种客观条件的制约，不能不归结为一定现实生活的主动反应。因此，就文化创造对象性活动来说，人是受动的。但人不同于自然界的动物，并不消极的处于受动地位。“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正是因为人能“感受到自己是受动的”，并且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能发挥其“激情”、“热情”等本质力量，因此也就并非是纯然的消极受动者。相反地，人往往是作为自主的、能动的、创造性的文化创造主体与文化对象客体相联系，开展着对象性地文化创造活动，并借此创造出具有能满足其各种文化需要的价值对象和文化对象世界。这表明，现实的人的文化创造活动既是对象受动性的，又是主动性的。

第五，反映在具体的文化创造中，人类文化创造主体性的实现既是主体能动符号能力的实现，也是主体能动符号能力的被规定。这就意味着文化创造主体符号能力能动性的发挥，要受到创造客体的制约。同时也就意味着文化创造客体不仅制约创造主体符号能力能动性的发挥，也在促进创造主体符号能力能动性的发挥。事实上，在文化创造的主客体相互建构的关系中，创造主体依据自身特有符号能 力选择、确定、构成创造客体，创造客体则对创造主体自身符号能力及其实现起着启示、诱导、限定和规定的作用。

文化创造主体性在整个创造过程中其符号能力的实现，除了要受创造的符号对象的制约，还要受到创造客体转化为文化成果所需要的符号表现手法、手段、技巧等等的制约。主体自身符号能力发挥的过程就是一个文化创造不同程度开展的过程。特定符号能力在特定过程中的开展与实现就是一个主体对象化活动的实现过程，也就是一种文化创造的实现过程。然而在这一过程的开启、展开与实现的各个环节，人类文化的创造实现都要受到自身符号能力的限制，创造主体自身符号能力的强弱、符号能力开展的广度和深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或者说限定了人类文化创造的最终实现，并规定着人类文化创造的辩证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或者说，正是主体之主动性与受动性决定着人类文化创造主体性的实现既是一种主体能动符号能力的实现，同时也是主体能动符号能力的被规定，或者说被限定，人类文化创造反映在自身主体性上就是一种主体能动符号行为的实现与被规定。可见，真正的文化创造主体是现实的社会的人，其活动是受具体条件制约的，反映在主体能动性方面则是以一种人类符号能力的实现和被规定为契机的。这样的创造主体从根本上是区别于黑格尔、萨特、迦达默尔等人讲的创造主体的。因为，真正的人的创造性在他们那里都是以抽象的形式出现的。

二、文化创造之符号化思维与抽象表达

在探讨了人类文化创造之主体前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就具体的操作层面而言，作为文化创造之主体在其自身文化创造过程中还必须依赖其特殊的思维方式和表达形式。或者说，在特定目标指向下，人作为主体在其文化创造过程中又是如何通过其特殊思维方式和表达形式来实现其自身自由目标的呢?是符号化的思维与抽象表达。惟此，人类文化创造才能作为一种对象性活动，使自身行为指向一定的文化客体。文化创造对象性活动之所以是对象性的，就因为其目的是为了用相应的方式掌控文化符号客体，以便使之变成自身文化的一部分，也就使之成为人类文化之创造物。在“相应的方式”中，卡西尔在考察不同文化表现形式之后，认为所有文化现象或精神活动都是运用符号表示人类的种种经验，人是能够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他指出：“象征符号化的思维和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这些条件。”

从本质上说，“象征符号化的思维和行为”，是属于人类符号能力范畴，是人类符号能力之重要内容之一，因而也是人类文化创造得以实现的重要依据。事实上，文化创造活动的进行及其结果的表达、传播、巩固与最终规定性都离不开人类符号化的思维及其抽象表达。

首先，需要明了“符号化的思维及其抽象表达”为何物。所谓“符号化的思维”其实是一种抽象思维，是主体借助于符号所进行的抽象化思维过程和表达过程――符号并不是思维，符号是思维的工具，而思维不是工具。可见，抽象思维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号功能的结果。就符号功能而言，我们较多关注的是符号的指代功能。但苏珊・朗格却注意到了符号的另一功能：表现功能――“符号的功能是表现”，这一功能源于符号的原始抽象赋形功能，即“将经验构成某种形象性的东西的功用”。尽管符号的抽象赋形功能常常被人忽视，但它对文化创造至关重要。正是因为符号能通过抽象赋形“将经验客观地呈现出来供人们观照、逻辑直觉、认识和理解”，人类才能对自身情感和主观经验进行抽象表现。

然而，比起其它符号形式，无论是从历史方面还是从其与人的关系方式以及文化创造的功能、价值，我们说语言符号的抽象功能都要略胜一筹。语言符号是抽象符号，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是一套语音和语义相结合的词汇语法系统。语言的表达是符号有序排列的一种表现规则，此种规则既同客体对象本身各种规则、组合相一致，也实际的就是语言所要表达的各种思想观念的组合、联系规则。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强调：“思维，如果它不做蠢事的话，只能把这样一些意识的要素综合为一个统一体，在这种意识的要素中或者在它们的现实原型中，这个统一体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借助语言符号这一“意识的要素”，人类思维方能以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来反映客观事物的运动规律，表征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联系。无此，思维所反映的人类文化成果将成为一堆杂乱无章的符号集合，而无法实现其创造目的。且就思维本身而言，因其对象的具体性和抽象性，具体对象是客观存在的显示，抽象对象则只存在于观念中，“符号即我们能够用以进行抽象的某种方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明确指出，符号化思维是“更复杂、更高级的认识过程的理性思维。”抽象表达，在某种程度上是发生在语言符号体系在思维和传递中被抽象为固定形式之后。语言符号一旦约定，就固定承担某种角色，且与抽象思维相适应地表现为抽象性。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可以把抽象表达看作是人类符号化思维的一种表现形式。至此，可以说，人类正是借助语言等符号所进行的抽象思维活动，依靠存在的、观念的思维形式在分解与综合中所实现的符号抽象思维与抽象表达，才能制造出各种符号及其体系。

其次，需要强调的是，符号化思维及其抽象表达是人类文化创造需要依靠的最具“普遍性”的创造性思维之一。当然，除此之外，意象在人的创造性思维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最具代表性的说明来自于爱因斯坦――“在我的思维机构中，书面的或口头的文字似乎不起任何作用，作为思想元素的心理的东西是一些记号和有一定明晰程度的意象，它们可以由我‘随意地’再生和组合……这种组合活动似乎是创造性思维的主要形式。”在爱因斯坦看来，语言符号和意象是人类创造性思维的重要内容，语言借助于意象才能得以参与创造性思维活动。在此基础上，有的学者甚至还认为，“只有清晰的意象才能使思维更好地再现有关的物体和关系”。“语言只不过是思维的主要工具的辅助者”，“而语言之所以对创造性思维有所帮助，就在于它能在思维展开时把这种意象提供出来”，从而把意象看作是人类创造性思维之主要工具。

然而，正如塞尔所言，“因为言语表征对象和事物状态的能力是有机体与世界相关联的心的更基本的能力的一部分。”因此，就普遍性而言，我们倾向于把语言符号看作“是人类进行思维活动，表达、交流和巩固思维活动成果的最具有普遍性的工具。”可以说，意象性本身就是语言符号之重要特征之一，是随着语言符号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这样一来就使得人类文化创造在其意象性思维成果的表达、交流及其巩固上就更需要借助于语言符号这一人类普遍的思维和表达工具了。在人类创造性思维中，各种语言符号的意义因本身就包含了意象性，故而能被主体用来按照一定的逻辑、思维规则，通过对各独立符号元素所进行的结构组合和功能架构， 创造出具有特定价值和意义的新的文化符号及其系统。通过此种新的文化符号及其系统，人类符号化的思维最终实现对客观对象世界的重新抽象表达与规定，从而实现文化创造对于客观对象世界的重新解读与创新。因此，我们说借助于语言符号的创造性思维及其抽象表达是人类文化创造最终得以实现所必须依赖的重要符号行为能力。

符号化思维，作为一种主体借助于符号所进行的抽象化思维过程和表达过程，其对人类所共同约定的符号的依赖性也决定了其在人类共同文化创造过程中是被普遍认同和使用的。因此，特定符号化思维一旦被社会成员所共同使用和重复利用，则在相对时空范围内就具有了稳定性，能被广泛传播，甚至被借以用来进行观念性的构建与想象。在构建与想象中，主体借助于特定的符号化思维及其抽象表达不仅能真实地掌握现存对象世界，而且还能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些新的、观念性的构思，从而超现实地开展文化创造，实现对自身理想文化世界的不断向往与追求。

此外，符号化的思维及其抽象表达所强调的是理想意义上的文化创造，实质上是一种对未来现实文化创造的“试演”与“虚拟”。这样一种“试演”和“虚拟”在一定程度上对保障人类文化创造实践活动之科学有效性将具有十分重要价值。因此，符号化思维及其抽象表达在文化创造过程中，从其科学有效性而言也是人类文化创造必须要依赖并得以最终实现的重要创造性思维活动，是人类符号能力在文化创造过程中的重要体现及运用。

由此可见，作为人类符号能力之重要内容，符号化思维及其抽象表达之于人类文化创造之重要意义也决定了人类文化创造必须借助于人类所特有的符号能力――符号化思维及其抽象表达才能实现其最终目标。这样一种符号化思维及其抽象表达，作为人类符号能力之核心内容，表征着人类符号能力之发展水平和可能性程度。由其所进行的文化创造不仅借助于此实现了自身目标，而且其创造的广度和深度也在某种程度上因人类符号思维的有限性以及抽象表达的局限性而呈现出一定的规定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作为人类符号能力之重要表征的符号化思维及其抽象表达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并规定着人类文化创造的执行。

三、文化创造：一种人类符号能力的实现与被规定

在主体性下，借助于人类符号能力，特别是作为人类符号能力之重要内容的符号化思维及其抽象表达，文化创造不仅是主体性的实现与被规定，同时也表现为一种人类符号能力在执行上的实现与被规定。这既是由人类主体性特征及其实现与被规定性决定的，也是由人类符号能力之特殊性决定的。事实上，在自由创造人性下，人类符号能力具有不确定性，且此种不确定性主要强调的是人类符号能力的不断超越性。我们认为，源于人类自由创造本性的符号能力，其不确定性是就其自身存在特征与状态而言的，因为人类自身不确定性的符号能力总是在不断超越自身局限、实现自身目标更新。然而，特定历史阶段下，主体自身所具备的符号能力却往往因其自身所依据的客观历史条件的局限性而具有有限性。由此可见，人类自身符号能力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两者共同作用决定了人类文化创造的实现。

一方面，人类符号系统所包含的意义和信息的不确定性，人类符号能力的巨大弹性、伸缩性，决定了人类在对现有世界的不断规定、赋予、限制与扩张中将不断创造出新的适合时代需要的新文化。因此，文化创造既是人类符号能力的内在冲动和欲望的实现，同时也是对人的符号能力的内在冲动和内在欲望的性质规定。它在现实层面上证明人的符号内在冲动和欲望本质上是创造文化的冲动和欲望。正是因为有了人类符号及其能力的不确定性，即人类自觉符号创造的冲动和欲望，才有了人的文化创造，也才有了人对自身的超越。所以当我们说，人的本质是文化的时候，这种文化绝不是指已经创造出来了的文化形式，而是指人的文化创造的冲动和欲望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现实的文化创造活动本身。

另一方面，确定的人类符号能力则从现实创造的角度决定了人类文化创造实践只能在特定的文化符号环境与主体下展开，必然要受到现实的限制，呈现出被规定性。主要体现在：首先，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类符号能力的实践所追求的目标具有阶段性，因而其对文化创造的指向性只能在最终自由指向下的阶段性目标实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文化创造只能在阶段性目标下实现阶段性自由超越。此种超越显然既是人类符号能力在特定目标追求下的实现，也只能是特定目标规定下的人类符号能力的开展与实现。其次，特定历史阶段下主体所利用的符号资源是有限的，是固定的，因而其文化创造也只能在现有文化符号资源基础上进行。此外，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创造所要满足的群体需求的社会历史性也决定了人类在运用自身符号能力进行文化创造时必然要受具体时代限制，否则文化创造将毫无意义与可能。

确实如此。特定历史阶段下，人通过自身符号能力创造理想文化世界，一方面要根据客观条件，遵循对象物的客观尺度，另一方面，又要按照自身需要和目的，把自己的内在尺度运用到文化创造及其对象上去。这本身就是特定的人类符号能力对文化创造的一种实现。也正因为有了这种实现与规定，人类才有可能通过观念活动的符号中介及其创造活动的对象性结果反观作为文化创造主体的自身存在。因此，文化决不是静止的人类行为的档案记录，文化的各种符号体系无不形塑着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和相互交流的基础。人类个体为逃避生存的偶然性、不确定性，也必须将自身置于群体的文化符号体系之中，被其所规范与限定，并获取价值和意义。

因此，借助于特有符号能力，一方面人类经感知所获取、收集并被转换了的观念化、符号化的文化信息体，可以在大脑中储存起来，并不断得以强化和经典化。而经典作为符号文本，在传统文化的符号系统里面就成为文化的中枢神经，从而也就成为人类日常文化的蓝本，成为人类交流的规范。另一方面，人类符号能力要做到更有效、自由地处理各种文化经验和事物关系，就必须使各经典、语句成语化，其间的联系规则“合法化”。只有这样，主体才能够根据新的文化发展需要对现有符号体系进行认识和再创造。可见，文化创造的实现过程不仅是一个符号系统的积累、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对人类符号能力的规范和限定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是通过主体间的约定而实现的。这种约定使文化主体能够以一种肯定的方式同观念化、符号化的文化信息客体相互关联，并发生转化，达到两者的统一，实现主体对客体的掌握。这样一来，人的文化主体性、人类的符号能力也因此得到实现、表现和确证，使得文化创造表现为一种人类符号能力的实现与被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