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夫妻为何不想生育

这篇文章是中国人口问题专家、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为媒体撰写。文章对一些人口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大陆）出生男女性别比仍处“严重失衡”的状态，仍在高位上高危运行。

近年来，中国低生育率背景下的人口形势和转型中的新人口问题备受社会各界关注，调整生育政策的呼声可谓不绝于耳，一浪高过一浪。2015年2月9日，中国人口学会主办了一场名为“中国人口形势分析与展望”的研讨会。这个研讨会对中国当下的人口形势作出了引人瞩目的新判断，但相关人士提出的一些看法却令人困惑，值得商榷。

出生人口性别仍严重失调

相关人士在研讨会上提到，2014年中国人口有两个重大变化引人注目，其中之一是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断崖式”降落。“重大变化”一定是指转折性、趋势性的变化。所谓“断崖式”降落可以理解为直上直下的断面式、突发性下降。虽然描述生动，也给人信心，但对于已成痼疾顽症的性别失衡问题来说，这个判断恐怕过于乐观。

据最新数据，2014年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的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仍然在115以上。虽然从数据看比上一年有所下降，但仍在高位上高危运行，仍属于“严重失衡”的状态。小幅度的量变并没有改变其失衡的性质，长此以往，将使本已十分严重的“婚姻挤压”问题，更加雪上加霜。

假设下降后的性别比接近102-107的正常值域，这种质变才是我们期待的、有真正意义的“重大变化”，而这样重大的变化何时到来，依然遥不可知、难有定论。总之，在这个关乎人口生态安全的大问题上，中国需要再多点危机感和紧迫感。

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急剧下降

其次，上述人士提到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2014年出生人口数量“跳跃式”上升。该人士预计：2015年出生人数会再度大幅度跳跃，一个新的出生小高峰将如期而至，2015年全年出生人数有可能会逼近、达到甚至超过1800万；如果考虑到将来生育政策的继续深入改革，这个出生高峰还会延续5-8年。

且不说这种看法是否符合事实，因为也有研究预测出生人数将呈现不可遏制的下降趋势。该人士提出的上述两个“重大变化”，要传递的信息难道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出生高峰”如果有的话，有多高？持续时间多长？是好事还是坏事？第二个重大变化似乎隐含着挑战和压力的意味。然而，如果是坏事，那为什么要开放单独二孩，调整生育政策？人口规律告诉我们，人口变量是慢变量，人口问题也是极具战略性的大问题，不能纠缠于当下，而是需要目光远大、统筹考量。

2004年前后，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多年的经济增长推动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土又离乡，中国出现“民工荒”，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劳动力开始出现局部短缺、供不应求的现象。这在一些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总认为中国的劳动力人口近乎“无限供给”，可谓取之不尽。然而，人口转变的规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2012年以来，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存量开始每年以200万-300万的规模在减少，从源头上威胁劳动力的远期供给。人口规律表明，任何一个劳动力的生养都有一个周期，起码需要15年到20余年的时间。种种端倪显示，中国已出现双重意义的既有显化也有隐性的年轻劳动力亏损问题。

“人口亏损”、“人口萎缩”才是未来中国人口问题演化的大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应该欢迎而不是惧怕具有补偿性效应的“婴儿潮”。何况生育政策调整后出现的“出生增量”实在是微乎其微，去年一年不过区区47万，中国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后的“婴儿潮”与发达国家二战以后出现的“婴儿潮”完全不可相提并论。

宏观来看，增加生育对于缓解少子老龄化的结构性压力几乎是唯一可以选择的战略性举措。当下和未来，由于中国人口再生产的生力军――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已急剧下降，进入了内生性的“超低生育率陷阱”，中国已坐失生育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机。

中国生育政策的放开、生育率的微弱回升的确对遏制人口老龄化速度、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帮助不大，但正因中国已错失生育政策调整的战略机遇期（以笔者之见，这个时期应该是在1990年代初到20世纪初），所以更要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时间，尽快调整和放开，以期尽量释放生育率反弹和回升的正能量。

也就是说，即便政策完全放开，中国也难以摆脱持续的超低生育率格局，因为生育的观念和模式都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生了巨变。全面放开生育，不仅是在生育权利上还权于民的需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而且是遏止人口亏损、人口失衡、人口萎缩态势的需要。

单独二孩政策确实“遇冷”

第三，上述人士在研讨会上提到：有人说单独二孩政策“遇冷”，这是一种误读，需要加以厘清。其实，原先预估2014年单独二孩政策出台之后出生人口将新增100万到200万，实际上增加不到50万，究竟是“遇冷”还是“遇热”一目了然，无须多言。大小不等的调查表明，申请人数远远少于目标人群，响应不热烈是不争的事实，即便考虑到生育潜能逐年释放的可能性，低生育格局依然是难以撼动的人口新常态。

“遇冷”给政府一个强烈的信号。现在的年轻一代和他们的父辈相比，生育观念已经发生巨变，生育意愿和动力已大为弱化。无论是总和生育率（TFR）统计还是无数生育意愿调查，都证明了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都远远低于更替水平（TFR=2.2上下），这是中国进入低生育陷阱的基本依据和起码共识。

中国生育率转变的大趋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从下降程度看，略低于更替水平的低生育率早已转向总和生育率低于1.3的极端低生育率；二，从时间存续看，1990年代初出现的低生育率已演变为持续性的固化低生育率；三，从地理格局看，过去出现在城市地区和发达地区的低生育率已转变为全国性、全人口的低生育率；四，从生成机制看，不太稳定的政策约束下的低生育率也已经内化为稳定的内生性、意愿性和选择性低生育率。

六普人口数据不可轻易怀疑

第四，上述人士还提出疑问：中国目前的政策生育率是1.47，简单地说，全国所有的人都按政策生育，平均每个妇女生育1.47个孩子，而且现在农村的总和生育率基本都在1.8以上，全国的生育率怎么会是1.18？

众所周知，1.47的政策生育率事实上主要适用于农村人口，城镇地区基本上是一胎化。农村的总和生育率基本都在1.8以上的观点大可商榷。理由是：农村固然有超生现象，但主要发生在1980年代；进入1990年代，由于人口的流动迁徙和观念的转变，农村年轻夫妇开始出现越来越多地放弃二胎现象。

实际上在很多农村地区，计划生育工作也是紧而又紧，仅仅从人口控制而言，这么多年来也是成绩斐然，不能罔顾事实。仅仅说农村TFR在1.8以上，就怀疑花大力气收集上来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恐怕依据不足。

说到底，我们也许不必纠缠于“超低生育率”还是“很低生育率”，只要认定中国人口早已进入低生育率阶段就足够了，并且要有价值判断上的共识：长期的低生育率将弊端日显，潜在危害是很大的。

尊重人口规律，保护人口生态，是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应有之义。人口转变规律告诉我们，人口增长不是线性的而是波动的，不是无限制的而是有边界的。人口周期规律则表明，人口的社会角色会随生命周期的演变而发生变化，0-14岁的青少年人口终将成为劳动力人口，婴儿潮带来抚育挑战的同时也在创造人口红利，须以发展眼光看待新生人口的增长。

人口惯性规律根源于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反映的是人口内在的趋势，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提醒我们要对人口结构和惯性保持敬畏之心。人口继替规律则说明，适度的生育水平对于保障人口再生产新陈代谢的活力是必不可少的，正常的人口继替是文明延续的前提。

不能将涵义丰富的“人口”等同于简单的人数。持续的低生育率终究是一场深远的社会危机，生育政策的调整和放开随着时间的推延只会更显紧迫。保护和优化人口的生态平衡，遏制人口少子化的趋势，提振年轻人口的生育率，才是大国复兴应有的人口政策取向。（作者系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人口问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