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普惠金融的社会企业试验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汤敏最近特别忙。他忙于与一批社会企业家一起在北京大学开设一门叫做“社会企业创业课”的课程，这门课程在北京大学和全国其他70所大学以视频的远程教育方式完成。

一种全新的投资理念和创业方式，正在中国渐渐变成现实。越来越多的“耐心资本”，开始将目光投向帮助穷人的慈善公益领域，包括进入了中国金融业的老大难——农村普惠金融领域。

这种被称为“社会企业”的新型社会组织，更强调用商业模式解决社会问题，并且可以追求有限的利润，兼具商业的高效、专业、灵活等特征，同时以承担和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

世界上最有名的社会企业，当属孟加拉国的孟加拉乡村银行，这是一家发行微型贷款的机构。此组织及其创始人·尤努斯一起获得了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这家微型贷款机构向穷人贷款以获取利润，但并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运营方式则遵循商业化模式，可持续性较强。

社会企业目前已经成为全球企业发展的一股快速力量。印度的Sarvajal公司由Piramal基金会2008年创建，旨在探索以市场为基础的商业模式，为社会金字塔底层的人提供干净的饮用水。公司为六个国家的7.5万名常用消费者提供了超过20万吨纯净水，并在社区中鼓励饮用干净水，为此提供了400份工作。《快速公司》（Fast Company）杂志将Sarvajal提名为印度2013年跻身“全球最具创新性的十大公司”的企业。

在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看来，一旦中国关于社会投资、社会企业的法律制度和配套政策出来，将能够撬动数万亿甚至数十万亿元社会投资进入医疗、养老、教育、社区服务、扶贫开发、公平贸易、环境保护等产业，满足多层次的社会需求，解决社会问题，同时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拉动内需，扩大就业。

就在尤努斯获奖的那一年，还在亚洲开发银行工作的汤敏成为尤努斯中国行的接待者之一。在此之后的四年，以“做中国社会投资领军者，让人人享有平等发展机会”为愿景的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成立，汤敏是理事长。

在中国，与“耐心资本”有关的故事，则是如何将可持续发展的岗位、商品、服务——和尊严，以及给社会带来转型变革——与日渐变化中的中国农村生态进一步融合的故事。 被正规金融排斥在外的一群人

2014年1月20日，41岁的蔡爱娃站在山西省永济市栲栳镇长杆村的韭菜大棚前，对山西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的信贷员李占霞说，当大女儿高考结束后，她还是要去城里打工。

41岁的蔡爱娃，穿着黑色的打底裤和一件牛仔短裤，上面是一件短短的羽绒服。她平常自己喜欢在电脑上学跳舞，还经常教一些年龄大的妇女学习跳舞。

蔡爱娃的生活在未向小额贷款公司申请贷款前，并不富裕。传统的农村信用社贷款要以几户联保的方式来进行，对她来说门槛太高。而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的申请手续相对简单，而且是信用贷款，也即不用任何担保或者抵押，只要满足家庭信用审查即可。

蔡爱娃2011年7月11日第一次申请贷款2万元，期限半年。她养了4头母猪和30头小猪。到2012年10月份，她家已经有100多头猪，陆续卖掉了90多头，还了公司贷款，挣了3万多元。2013年仅5亩韭菜就卖了1.5万元。其他35亩地种小麦和玉米，一年小麦和玉米两个季节能纯收入3万元。

蔡爱娃的同乡，42岁的郭学军，2012年曾在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贷款3万元，用于扩大葡萄园的种植面积。与富平接触前，他曾尝试向农信社贷款。“十年前只要带上身份证、户口本就行，现在表格就要填七八份，手续麻烦倒是其次，没人没关系，谁贷钱给你？”

根据相关研究推算，中国13.5亿人口的47.4%（6.4亿）的农村人口中，约有48.9%（3.1亿）人有信贷需求，但其中只有31.7%（1亿）得到过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大致上，中国约有三分之二的农村人口被排斥在正规信贷体系之外。而富平微型金融服务的客户则多为被正规金融排斥在外的人群。

近年来，普惠金融已经进入了官方的文件。可是实践证明，想完全靠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农信社，农商行、村镇银行及小额贷款公司等来解决中低收入农户的普惠金融问题并不现实。

而靠财政资金支持的扶贫村基金试验，也只能解决少量贫困家庭的问题。富平小额贷款的模式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用社会企业的方式办金融，让农村普惠金融有了实现的路径。 “耐心资本”的关注点

蔡爱娃性格开朗活泼。因为自己通过在富平贷款获益，还介绍了不少身边的其他村民到富平贷款，一起致富。但是，她的理想，仍然是离开农村。这引起了北京乐平公益基金秘书长沈东曙的思索。

与孟加拉乡村银行瞄准最贫困的农户，并以贫困家庭中的妇女作为主要目标客户不同，乐平基金会培育的两家小额信贷公司成都大邑富平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和山西永济富平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均以帮助穷人中有能力致富的人为目标。与孟加拉乡村银行五人小组联保的方式也不同，汤敏和沈东曙发现，小组联保这种方式也对农民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采用了家庭信用贷款方式，即贷款户须以家庭为单位申请贷款，所有家庭成员都要认可这笔贷款的使用方向，愿意把发展生计的劲儿往一处使，也都有还款的意愿。

“我们在这里探索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说金融业的本质是信用管理，而不是当铺。因为信用管理做得越好，你就越能让那些没有金融资产或者物质资产的人，得到这种信用服务的便利性。富平小贷的单笔贷款额度5万元以下，无需抵押或担保，整个贷款流程一般不超过一周。第二个是说金融服务怎么跟社区发展结合起来，这是乐平基金会特别关心的事情。”沈东曙告诉《财经》记者。

40多岁的沈东曙，早年通过互联网创业成功，在获取了可观的回报之后，用了一年的时间来思考未来该做什么。后来想清楚了，“社会给我的馈赠已经足够多，我要找到一种方式回报社会”。他给创办了富平学校的茅于轼先生写信，认为应该用商业化的方式来做慈善。单纯地救助穷人，不如教给穷人技能，以及通过良好的商业化运作，将有限的慈善捐助资源源源不断地形成资金循环，从而塑造更可持续发展的慈善模式。后来，他成为富平学校以及后来的乐平基金会的主要管理者。

美国著名的 Acumen Fund用耐心资本投资（Patient Capital）的方式为传统公益与资本市场架起了桥梁。Acumen Fund的创始人杰奎琳·诺沃格拉茨发现，传统慈善基金最大的特点是自上而下，它们创造依赖性，对培育帮扶民众的尊严漠不关心。然而单是依靠经济援助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给予尊严有时候比财富更重要。同时，传统慈善基金受制于有限的规模，无法提供发展创新技术所需要的巨额资本。而传统的市场投资基金，则过于关注回本效率，在穷人市场压榨利润，使得普通民众无法得益。

Acumen Fund作为世界上最活跃的社会企业创投基金之一，已在全球投资了80多个企业，帮助到的发展中国家民众超过3600万。

与杰奎琳·诺沃格拉茨一样，汤敏和沈东曙在社会企业运作中发现，穷人真正需要的是可持续发展的岗位、商品、服务——和尊严。

蔡爱娃需要的是贷款致富，但更需要的是尊严，以及，将所生存的地方，变成文明可居的家园。

“有耐心的资本或称长期资本，既不把发展中国家的民众视为摇手乞怜者，也不视其为摇钱树，而是将他们作为希望改变个人、群体生活状况的合作者平等待之。我想中国所进行的改革开放也是如此。”杰奎琳·诺沃格拉茨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

“社会企业不是为了赚钱，但是要自我滚动、自我循环，至少要能够回收成本，而且还要越做越大，就是介于企业和纯慈善之间。”汤敏对《财经》记者说。

因此汤敏认为，要成为社会企业家，首先，这个人要有企业家的思维模式，最好有一些做企业的经验，他会按照企业的方式来做，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来投资、运营大规模的社会化资本，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第二，并不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有一些利润只是手段，是为了解决社会的某个问题来进行投资，而且有持续投资、扩大投资的潜力，即用做企业的一种有效率的方式，同时也是为了更大规模地解决社会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意义重大的投资方式，与传统的纯捐赠式的公益慈善运作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他说，“然而，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特点，在我国，人们对此还有一个理解的过程，一些人还是习惯于做公益不能有收益的传统理念。”

2013年，社会资源研究所对成都大邑富平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出具了一份社会影响评估报告。“大邑小贷以社会企业的形式运作，它以社会效益为首要目标，不追求高额赢利。社企运作模式，公司正式注册，让小贷业务从项目运作走向了正规化，有利于社会资本的进入和退出，方便与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开展信贷合作，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国公益小贷广泛存在的融资困难问题。”在组织创新性一章，该报告如此评价。 给社会带来转型式变革

乐平基金会的理念，因此也吸引到了很多想改变农村现状的人。

四川省旭平兔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2005年联合国妇女儿童组织“国际乡村妇女发展奖”提名奖获得者张书平女士，就是这样一位被吸引进小额信贷项目的人。

张书平和她的先生创立了旭平兔业有限责任公司，并先后成立了大邑兔王扶贫中心和旭平养兔技术学校（下称“兔校”）两家公益组织，培训了全国20多个省份的40多万名农民。2006年，当地政府给“兔校”的社会效益评估是80亿元。

张书平的先生，中国“兔王”任旭平，在1986年曾作为养兔能手受到过邓小平的接见。邓小平当年勉励他，“个人富了不算富，大家都富才算富！”小小机缘，成为夫妇两人在此后企业发展路径中的目标之一。

“我们都想为农村做点什么事情。金融大门开了，这么多被金融服务边缘化的农村没有产权、没有抵押物、没有担保人，这些被金融服务边缘化的人，我们能不能给他们做点事情？”张书平问。一次会议上，张书平的社会目标深得沈东曙赞同。

在沈东曙眼中，小额贷款公司或者说小额贷款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探索社会企业怎么进农村做发展的一个路径。需要长期投入，并且一定要实现本地化。“要真正搞懂农村社区发展怎么做，小额贷款公司是一个着力点。我们得找到当地的人，引入好的发展模式、管理经验和耐心资本，然后交给他，他去用这个东西就好了。”沈东曙说，“当然，选择当地合作伙伴时，我们也有过失败的案例。”

“避免合作失败对事业造成阻滞，首先是要选对人，双方有共同的发展理念，并在过程中不断磨合和修正。”张书平说。她的理念与沈东曙的本地化思维不谋而合。“我要让一部分农民，一部分年轻的农村青年坚持留在农村，做有尊严的幸福的农民。在农民高度自由选择和高度自由决策的情况下，必须要有一部分有知识结构的人留在农村，必须要让他有尊严和找到他的幸福归属。”张书平对《财经》记者说。四川大邑富平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应运而生。

当地人做当地事，这种模式对撬动社区综合发展的意义不容小觑。社会资源研究所也在评估报告中肯定了大邑小贷将乐平优势资源与一些具有特殊社区意义的事业和客户需求连接起来的尝试。如，引入优质农村幼儿园教师培训、引导当地农业向高产值的绿色农业转型，特别是培养当地农民做信贷员，让他们在家门口就业，免于外出打工的焦虑与压力。

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小额贷款公司的运作，乐平正在寻找一种社会企业投资和培育的方式。因此，如何将农民的本地化和包括项目管理、项目人员培训、社区化连结等在内的国际经验接轨，并与通过社会参与的农村普惠金融相结合，探索出一种可以普遍化的模式，就成了乐平基金会的社会责任目标之一。

2014年1月17日上午10点，一场培训在四川大邑富平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会议室举行。培训的对象是全体信贷员，内容是回顾调查评估的方式方法和通过案例学习交叉审核的方式方法。这样的培训，在此前的农村信贷员培训中绝无仅有。

一个留守妇女要培养成一个合格的信贷员，依照富平小额贷款公司的流程，要6个-9个月时间。员工不仅要在当地培训，还要送到北京等外地，甚至包括去孟加拉进行短期考察培训。这些无疑都提高了公司的运营成本。

为农村社区培养人才，改变农村的基本社会生态结构，是富平两家小额贷款公司的探索之一。此前，张书平所在的“兔校”曾经为当地农村培养了不少农村干部，现在，有很多干部进了小额贷款公司。大邑的组织部长甚至跟张书平开玩笑，“不要再来挖墙脚了”。张书平对曰，“只要都是为了三农，怎么样都可以。”

而在山西永济，为培养当地农村金融人才，富平小贷公司则不间断地为农民信贷员提供参与团队管理和国内外培训的机会。这些机会提高了他们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水平，也帮助他们开拓了眼界，甚至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和职业道路。

2014年1月20日，不足30岁的张彦杰成为山西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的执行副总经理。这位河北农大学园艺的大学生，毕业后一直在农村做志愿者，最近刚刚迎来女儿的诞生。最后选择留在永济农村，是因为“我能隐约感觉到农村将有一场变革，就想见证这段历史”。而留在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的，还有学比较政治学的硕士研究生高华柯。他们将和蔡爱娃们生活在一起，共同改变当地的生存环境。

在沈东曙眼中，比起发放贷款直接扶助来，“让留在社区的这些当地人形成自我服务的能力，鼓励农民进入工商网络，培养契约精神和诚实基础，可能是更有效消减贫困的手段。乐平基金会正在做的就是找到有效生产扶贫知识的路径，总结成知识产品，再打通分享这些知识的路径。这才是整个扶贫”。

截至2013年底，富平微型金融业务贷款余额累计为6433.53万元，数字虽微，但对当地社区发展和给同行业带来的金融服务模式激励，却不可小视。大邑的农村信用社因为富平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竞争，也渐渐开始尝试信用贷款模式。这在国内很少见。

如果社会企业投资的模式将来得以更广泛地运行，在汤敏看来，“社会企业在中国应该得到最优先发展，我们现在很多政府非常头疼的问题，社会最为关心的问题，如养老、教育、卫生、扶贫、环保，过去都得靠政府，靠财政投资。如果能让更多以追求社会影响最大化，但又以企业式高效运营的社会企业参与，这些问题就可能得到更好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