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烈伟:一个曾参与过中共建党活动的俄国人

2019-04-24 版权声明 举报文章

柏烈伟及其“社会主义者同盟”

柏烈伟。也有译做柏烈威、柏列卫或鲍立维的,俄国(一说乌克兰)汉学家,专治中国哲学。据郑佩刚回忆,中共成立前的“社会主义者同盟”,当时在北京从事活动的主要人物之中就有此人,此前他曾任教于俄国海参崴东方学院、圣彼得堡大学以及北京俄文专修馆。

所谓“社会主义者同盟”,是前后众多进步社团之一,其宗旨是倡导当时广为盛行的社会主义思潮,主张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当时,这一组织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都有可观的发展。在当时众多思潮中,适应于小生产汪洋大海国度的无政府主义最是走红,于是这一组织的多数成员也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此后,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不久。这一批成员随即发生大分化,各地的“社会主义者同盟”也不约而同地宣告解体。在这一过程中,当时北京、天津的这些组织开办或出版有许多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刊物,如《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觉悟》、《新生命》等。柏烈伟就曾化名柏子,在《新生命》上发表有《劳动问题与俄国革命》、《双十节日的感想》等文章,指出:“俄国的劳动者实为推翻俄国旧社会创造新社会的先锋”,“自列宁执政,且推翻私有财产制度,一切生产之机关均收回社会公有,唯劳动者方有享用之权,实足为各国模范”,等等。

柏烈伟来到中国的特殊使命

此前,在唤醒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觉悟之后,恰好新生的苏俄政府也发表了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秘密条约的第一次宣言,这无疑极大振奋了中国人民。此后,苏俄鉴于中国政局的变化,更加关注和重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先锋的中国。1920年1月,设在海参崴(今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建议与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不久,俄罗斯联邦驻远东全权代表维经斯基(中文名字吴廷康)遂到达海参崴,并与在这里的一些中国革命组织的代表建立了联系。8月,俄共(布)中央在伊尔库茨克成立了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负责在中国开展工作。柏烈伟就是遵照这一机构的指示,到中国从事秘密革命工作的。

柏烈伟到中国后,在北大以教书作掩护,此时正是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中国共产党酝酿创建之际。据《马林赴华回忆》载:“那时,在北京有俄国使团的一些代表,有一些同北京大学某些小组有接触的苏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等等。”1920年12月21日,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也称:“迄今,在中国的工作是由’个别俄国侨民做的,如天津大学教授柏烈伟(共产党员),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出版的法文社会主义报纸《北京报》的实际编辑伊万诺夫同志。”这份报告称柏烈伟是“天津大学”教授,疑为“北京大学”之误。而在此前的1920年4月,俄国共产党远东局海参崴分局也派遣了维经斯基、杨明斋以俄共党员小组的名义赴华。他们到达北大后,就由柏烈伟介绍,先会见了李大钊,后来再拿着李的介绍信赴上海与陈独秀等人相见。

据金毓黻著《李大钊与》记载: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以后,就和在北京的苏俄人士有了往来,而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苏俄就常常派工作人员进驻北京,并与中国的进步人士建立了联系。“最初和大钊先生常常往来的却有两个俄国人,一位是苏俄派在北京工作的维经斯基,一位是白俄而很进步的柏列卫。柏列卫系北京俄文专修馆俄文教员,也在北大做过兼任俄文教员。他和北大许多先生有了因缘,因此促成大钊先生喜欢和苏联人接近。但是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于大钊先生的,是维经斯基,而不是柏列卫。至于大钊先生能和维经斯基接近,也和柏列卫有点关系。”又据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包惠僧回忆说:维经斯基等到中国后,“他们初到北京,人地生疏,无法展开工作,后来通过苏俄大使馆的关系,才找到北大俄文教授鲍立维。鲍立维原是白俄,是同情十月革命的。十月革命后,中国与苏俄建立了外交关系。优林大使来中国,鲍立维为了他的职业,才与苏俄大使馆建立联系”。包惠僧所说的鲍立维,即是柏烈伟。

1920年初,李大钊经柏烈伟介绍还会见了俄共党员荷荷诺夫金,两人商谈了在中国建党的问题。2月,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后,曾赴天津与南开中学学监姜般若、南开中学学生胡维宪、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章志等商讨中国革命的问题,并酝酿建立“社会主义者同盟”。柏烈伟也参与了此事。此后,即1920年冬天,维经斯基的秘书马迈也夫夫妇与鲍罗廷到了上海、武汉等地。在武汉,陈潭秋和包惠僧接待了他们。这年6月,维经斯基在上海写的一封信中提到:“现在实际上我们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虽然他们在汉口、广州、南京等地尚未设代表处,但我们在那里的工作可以通过一些朋友即当地的革命者立即得到反映。在这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在汉口,我们有可能吸收一位编外副教授参加我们的工作,此人在中国生活好几年,通晓中文(毕业于东方学院),是柏烈伟教授推荐的。”

由此,可以说,在中国历史发生“焕然一新”曙光初现的时刻,北大俄国籍教授柏烈伟也是有功的。1920年7月,俄共(布)远东局在北京秘密召开了在华从事帮助中共建党的俄国共产党员第一次代表会议,维经斯基、柏烈伟、斯托扬诺维奇(即米诺尔)等10余人出席。至8月中旬,由苏俄帮助建立的上海和北京的“革命局”已经建成,广州和汉口的“革命局”也在筹备中。当时上海方面由维经斯基负责联络,北京方面则按照维经斯基的指示,由柏烈伟和刚从哈尔滨调至天津的斯托扬诺维奇负责联络。也就是说,柏烈伟参与和指导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工作。当时苏俄还在中国试图寻找更多的盟友,如吴佩孚、陈炯明等,于是在这年10月,维经斯基在柏烈伟的陪同下,还访问了当时李大钊的密友、吴佩孚的幕僚白坚武。白坚武在日记中记载:“俄劳农代表包利克(即柏烈伟)、外金斯克(即维经斯基)来谈中国现在并将来,俄之组织系统可为鉴也。”

与此同时,1920年8月,经柏烈伟介绍,瞿秋白、李仲武、俞颂华、凌钺等以北京《晨报》驻莫斯科特派记者的身份赴苏俄采访。此后,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也来到中国,并且受到鲁迅、周作人兄弟的热情接待。当爱罗先珂怀着浓郁的乡愁返回故土时,又是柏烈伟出面援助,即“他费了几礼拜之力,又得到他的乡人柏君的帮助,二十几条的策问总算及格,居然得到了在北京的苏俄代表的许可,可以进俄国去了。”

柏烈伟与鲁迅兄弟的夺律

显然,柏烈伟是与当时苏俄方面有着一定联系的人物,而鲁迅兄弟在北大教书以及他们在与爱罗先珂的交往中,也很有可能与柏烈伟相识。

1929年3月22日,鲁迅在给他

曾予以扶植的青年文学团体未名社的成员李霁野的信中说:“柏烈伟先生要译我的小说,请他随便译就是,我并没有一点不愿意之处。至于哪几篇好,请他选定就是了。他是研究文学的,恐怕会看得比我自己还清楚。”当时柏烈伟还通过台静农向在广州的鲁迅索要近照,鲁迅曾将自己在厦门“坐在一个坟的祭桌上,后面都是坟”的那张照片转寄给柏烈伟。

李霁野也曾忆及柏烈伟。他说:“柏烈伟那时在北京大学教俄文,我们有时去问问他俄文方面的问题,他托我问问鲁迅是否同意他译阿Q(即《阿Q正传》),所以有那封信。他与鲁迅未见过面。以后他离京,译书也无下文,可能并未译。柏最初政治情况还好,有时为苏联报刊写点文学文化消息,以后听说变坏了,不知何往。不再提他似较好。”

柏烈伟的另一个身份是汉学家。《周作人日记》中就有柏烈伟请周作人审阅其所译《蒙古童话集》的记载。1929年4月21日,柏烈伟来访,请周作人审阅其翻译的《蒙古童话集》。后来,周作人为这本改称《蒙古故事集》的作品集作序,说:“柏烈伟先生研究东方语言,在北京大学俄文学系教书多年……这个根据蒙古文、俄文各本,译成汉文,为故事集二卷,供献于中国学术界,实在是很有意义的事。”此外,《胡适的日记》里也记有柏烈伟拟翻译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记录。这样看来,柏烈伟除了想翻译《阿Q正传》外,想翻译的中国作品还有许多,只是最终都不了了之而已。

至于柏烈伟最后的情况,与鲁迅同时代的张西曼在回忆中称:“他自命为研究中国诗经的专家,来到中国锻炼普通语文的。十月大革命后他运动当上第三国际驻天津的文化联络员,对于民国十年(即1921年)前后秘密从华北入苏的中国青年(瞿秋白、俞颂华、李仲武、凌钺和其他多人),都给以绸制长方小块的秘密入境证件,但对中国境内的路费等绝未发过丝毫补助。他却对第三国际报上了许多花账,侵蚀了若干公款。等到他的上司发现了他的舞弊,就要调他回国查办。他震于党纪国法的森严,就声明脱离苏联国籍。混到日寇进陷北平的时候,他似乎短期被捕,以后就申请入了美国籍。束装渡海了。在他未叛党前,我还与他合编过中俄对照的简明俄文法,出版的销路很不错,但所有版税都被此贼吞没。”

然而,笔者看到的北大档案中,有1935年9月北大文学院外国语文系应一部分学生要求开办俄文班的报道,这个俄文班就由柏烈伟教授,每周授课4小时。大概此后柏烈伟还在北平,直到抗战爆发以后他才离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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