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进心口的刺

几年过去了，那是一根深深扎入我心口的刺，一直纠缠着我，让我无法自拔。有时候是在梦里，有时候是在记忆里，让我清晰地感觉到疼痛。

那一年，单位宣告破产，失去工作的我独自一人前往南方寻找新的工作机会。谁知，一个月下来，带去的三千元钱已所剩无几，工作的事还是没有着落。

后来我又辗转到佛山，想起大学同学娜娜也在这个城市，按照毕业时她留给我的地址找到她的住处，没想到她已到美国陪男友读书。我漫无目的地走在异乡的街道上，口袋里越来越少的钱让我底气不足，内心涌起一阵又一阵的恐慌，明天的早餐和工作会在哪里？我无从知晓。焦急、惶恐、不安，导致我的嘴巴上迅速长出一个又一个的水泡。我发起了烧，迷迷糊糊的。和那些打工妹挤在廉价的旅店里住了两个晚上的通铺后，我决定不再把剩下的二百元钱耗在旅店里，我要去租一间房，让自己在这儿找一份工作，最起码要挣够回程的车票。

我强撑起病得东倒西歪的身体，到附近出租房集中的地方去租房。然而，由于这个小城市流动人口非常多，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腾空的出租房。偶尔有那么几间腾出的空房，房东无一例外地要收押金。我心里越来越焦急。我敲开最后一家出租房的门，房东靠在门边扶着门框和我交谈，态度很是倨傲，好像稍不留神我就会夺门而入似的，话还没说完就进门了。无奈之下，我准备转身回旅店。猛然听到一直站在窗户边听我们谈话的那个女孩在后面叫：“姐姐，你等等。”我四处看了看，发现四周并没有其他的人，她是在叫我吧。

扎着马尾辫的女孩从房里跑了出来，我疑惑地看着她。她说她叫林晓蕊，也是从湖北来的，刚才听我向房东介绍自己的情况时，她都听到了。她也是湖北黄冈的，如果我不介意的话，可以和她合租。她羞涩的神情让我心里感到一丝温暖，看着这个比我小好几岁的女孩，我竟然一点戒备之心都没有。我点点头，很高兴地答应了下来。

晓蕊热心地陪我去旅店拿行李。晓蕊说：“姐姐，你是不是不舒服？你睡下铺吧，你不熟悉这儿，免得晚上摔下来。”她手脚麻利地把上铺堆放的物件收拾了，又把下铺的被子搬到了上铺。这一晚，我和晓蕊用家乡话聊着来南方的见闻和以前的生活。我得知晓蕊的家在我们那个地区一个偏远的乡镇，晓蕊高中毕业后就来南方打工，已在这边干了三年，现在一家私营企业的人力资源部当人事助理。

晓蕊说：“余姐，我们部的经理刚刚辞职，正在招人力资源部经理，你去试试吧，如果应聘上了，我们在一个厂一个部门呢，多好！”这一个月来应聘的失败，我的自信被击得四分五裂，我没有吱声。晓蕊像看透了我的心事，又说：“姐姐，你有大学学历，又有工作经验，能行的！”晓蕊的话，对我多少有些安慰。那一晚，是我到南方后睡得最踏实的一个晚上。

在晓蕊的介绍下，凭着五年的人力资源实战经验，我成功地应聘上了那家私企的人力资源部经理。厂方给的工资待遇还不错，我决定在这个小城市一展身手。

来佛山前，我在一家大型国有企业人力资源部工资科当负责人，对人力资源的相关业务比较熟悉。不到一个月，我便在人力资源部经理这个位置上干得很顺手了，晓蕊成为我得力的助手。我们部的另外一个女孩杨曦对我和晓蕊好像很有敌意，每次安排她做工作，她都有些不高兴，工作任务也完成得马马虎虎。五一到了，我让杨曦去拟一份五一期间的假期安排。本来是通知生产车间五一放假一天，其余部门除留负责人值班外，放假三天。她通知成五一全厂放假三天，并且通知没有审查就发下去了。晓蕊听生产车间的女工说起放假三天的事，急急忙忙地跑来告诉我。我狠狠地批评了杨曦，并扣了她当月的奖金。杨曦当着我的面什么也没说，事后，她朝晓蕊发起了脾气：“就你能臭显摆，你和经理合起来整我！”晓蕊气得哭了。回来和我说起此事，我想杨曦太不像话了，自己工作出了这么大的失误，厂纪厂规在那儿摆着，关晓蕊什么事呢？

从这件事后，杨曦和晓蕊暗暗较起了劲。晓蕊哪是杨曦的对手。杨曦是佛山本地人，仗着父亲和这家厂的总经理是朋友，不仅不把晓蕊放在眼里，对我也是阳奉阴违，只是碍着我是她的上司，不敢明显地放肆。

有一天，管人事的副总打电话到我办公室，说人力资源部要精简一个人，精简掉的暂时安排到生产车间去当操作工。副总还说：“你想一想，看谁去合适，不要有别的想法，生产车间暂时招不到人。再说，厂子的人事工作都已经走上正轨，你们这个部门的人员也多了点。”杨曦是不适合长期在人力资源部干的，从工作能力和对人力资源方面知识的掌握上，她都不如晓蕊，我决定让杨曦去生产车间当操作工。

没想到我还没在部门说起这件事，杨曦已经找上门来。“余经理，听说我们部门要精简一人到生产车间去？”杨曦直入主题，我对杨曦说这事还没定呢。那几天杨曦对我表现得特别热情，下了班以后就请我去泡吧。我本来挺看不惯杨曦的作为，碍于她在厂子里有些关系，就随她去了。她有意无意地向我透露，她父亲和总经理的关系非常铁，还说像余经理这样有真本事的人，厂里以后一定会重用的。她听父亲说，分管人事的副总马上要另谋高就了。“我给我老爸说一下，让他向总经理推荐你。”杨曦最后热情地说。

杨曦的话，让我心里一动：我千里迢迢来这个城市，不就是为谋生吗？如果得罪了杨曦，就是得罪了她老爸，得罪了她老爸也就是得罪了总经理，得罪了总经理，我在这个厂就不一定能干得长久。要是杨曦的父亲帮我在总经理那儿说一句话，凭我的实力一定会胜任人事副总这一职位。

最后，去生产车间的自然是晓蕊。我对晓蕊说：“这事是副总经理定的，我也没办法。”我知道我不能露出半点做了亏心事的样子，故意装出义愤填膺的神态，说了副总经理一通坏话。其实只有我知道，在做出让晓蕊到生产车间当操作工这个决定的过程中，副总经理并没有给我施加任何压力，相反，他还说：“小余呀，我知道你难以定夺，这个决定权在你，谁适合在人力资源部干就留下谁，一切为了工作嘛。”

晓蕊离开了工作三年的办公室岗位，心里自然有些不服气。她怎么也想不明白，她会败给什么也不会且是个小刺头的杨曦。晓蕊看着我愤愤不平的样子，还安慰着我：“余姐，你别难过，这事不怪你。”

晓蕊到生产车间去后，由于要上晚班，晚上一个人回到我们租住的房间不安全，她搬出了我们共同租住的房子，和生产车间同一个组的女工住在了一起。房间里少了晓蕊的笑声，我不禁有几分落寞。

晓蕊到生产车间期间，我过去看了一次。在生产车间当操作工的晓蕊神情疲倦，没有在办公室时的那份精气神。但晓蕊还是那么纯真，还是亲热地叫我“余姐”。她并没有想到这次调她到生产车间去是我的主意，只是流露出对副总的不满。因为和杨曦比，毕竟她是胜任助理这一职位的。

有一天晚上，我睡得迷迷糊糊，手机响了，是生产副总打来的。他说，生产车间一组的操作工林晓蕊出事了，手指被机器轧断。躺在床上懒懒地接着电话的我，惊得一下子从被子里跳了起来，打车飞快地赶到医院。从医生那儿得知，晓蕊左手的食指、中指被机器轧断，由于断指受损严重，已无法再植。看着晓蕊苍白的脸，我也难过得揪心。这个朝气蓬勃的爱美的女孩，转眼间就成了残疾，她能承受得了吗？

厂子没有参加工伤保险，况且晓蕊是在其他的女工离开厂房后，独自清理机器里的渣滓而弄断手指的。厂方为了减少赔偿，要求我在谈判时违心地说这不在工伤的范围。我是资方参与赔偿谈判的代表之一。为了自己的工作更出色，得到总经理的认同，我昧着良心维护起了老板的利益。打工者和老板之间的纠纷，一般都是以打工者失败而告终。我在心里替晓蕊不平，但既然端着老板给的饭碗，不得不违心地站在厂方的利益和晓蕊周旋，赔偿的事一拖再拖。晓蕊最后只拿到了几千块钱的伤残补助，至于重新安排工作的事，老板说：“等着吧，等我们厂里有合适的岗位再说。”其实，我知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晓蕊应该得到的赔偿金远不止这个数目，并且还应该由厂方安排合适的工作。孤身在外的晓蕊无疑斗不过厂方组织的强大阵容，她黯然神伤地回到了家乡。在那个细雨纷飞的春天，我送晓蕊上了回家的汽车，看着晓蕊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也涌起了一阵阵的苦涩。

晓蕊走后，杨曦的小刺头本性又露出来了，况且她从不学业务，我这个部门经理也成了光杆经理，杨曦以前说的什么让父亲推荐我当人事副总也根本是子虚乌有的事。没有下属的支持，我的工作也难以开展，无奈之下，我只有辞职另谋他路。

当我离开公司的那一刻，身在异乡的落寞再一次如此熟悉地笼罩着我。我想起那个初次见面就叫我“姐姐”的女孩。她那在青春年华残缺的身体，都是我这个在最困难的时候她曾帮助过的姐姐加之于她的。小时候听农夫和蛇的故事，曾让我无比痛恨那条不知恩图报的毒蛇，而多年后我为了自己的利益，遗失了灵魂深处最美好的东西，成为一条不知报恩的蛇。在我觉醒之时，晓蕊和我已经各奔东西。几年过去了，那是一根深深扎入我心口的刺，一直纠缠着我，让我无法自拔。有时候是在梦里，有时候是在记忆里，让我清晰地感觉到疼痛。有时候，从电视上看到一些打工者因工伤致残的镜头，我的歉疚就会更重。

如今，我已经拥有不错的工作，可是我的心有不快乐的瞬间，在想起晓蕊的时候。我太想知道现在的她，过得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