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式传承

明初的政权交接形势极其类似于隋初和唐初，父子兄弟之间的摩擦、积怨和杀戮几乎同出一辙，而所造成的伤害面积更甚于隋初和唐初。

第一代管理者明太祖朱元璋直接跨过了父子传承这个格局，将皇位传给第三代人——皇孙朱允炆，无论是朱元璋自己，还是朝中大臣，甚至整个大明王朝，都认为这个传承方式是对的。

这并没有违背父子传承的基本政治伦理。因为第二代继承人，太子朱标在此之前已经去世，而朱标的长子，即朱允炆的兄长已经早故，朱允炆自然而然地成为第一继承人。从祖父到长子，从长子到实质长子，这条传承线路看上去没有违背父子传承格局的，似乎没有错。

然而，形式上、理论上的政治伦理走过场了，并不等于实质上过关了，父子传承的政治架构作为一个管理生态仍然在起作用，合法的不一定等于合理的，合理的不一定等于合乎实际情况的。

朱元璋的跨越式政权传递，是合法合理的，然而却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实际情况就是：第二代人已经被忽略了，具体来说，这个第二代人就是燕王朱棣。而这个被忽略的第二代人恰恰对这家集团有着强烈的参与要求，甚至是进入主导位置的要求。更加不可否认的是，第二代人确实拥有担当整个局面的能力。

就算法律上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却怎么也绕不过第二代人这个关口。

第一代人作了一个合法合理却很危险的决定，接下来便是第三代人为这个决定买单。

对于这个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格局，朱允炆是心虚的，而朱棣是不心甘的。围绕朱允炆的管理团队和智囊团队也意识到要弥补朱元璋的错误决策，于是，出台了“削藩”措施。削弱第二代人的破坏能力，阻断他们参与政权的可能性。打压的后面其实透露出当事人的心虚。建文帝在登基的几个月之内，第一个大政治举措便是清理第二代人，先后清除了周王朱橚，代王朱桂，湘王朱柏，齐王朱榑，以及岷王朱楩。这其实就是摘除祖父——父辈——孙辈这条链子当中的第二个环节：父辈。

这种摘除手术起初看起来风险并不是太高，出事的几率小，手术进行得很顺利，一年之内摘除了前文所说的五个藩王，然而，只要是碰上一个摘除不掉的，那么，风险几率便是百分百。

朱棣把这种风险变成了百分百，朱棣于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发动靖难之役，第二代与第三代的对抗终于公开化、表面化。在这个过程中，两代人的指挥能力、心理素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朱棣只有十万兵力，而且只有北京这个地盘，在道义方面更不占优势。而朱允炆占有全国性的行政、经济、军事资源，光是武装部队的数量就是对方的三倍，而且还占有道义上舆论上法理上的绝对优势。

然而，第二代人的老辣深沉机智，第三代的稚嫩犹豫和软弱，让这些全部逆转了。四年后，朱棣打进了南京城，建文帝的下落成谜，或者说被杀死，或者说失踪，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永远消失了，失效了。

朱棣的成功，说明在大明王朝这个集团里，管理结构不能跨越。这个初建的王朝，需要成熟的第二代人来管理，跨过第二代，无视第二代，是对这个集团的不负责。朱棣将这个王朝的传承机制，又扭回了父与子的轨道。只不过，是用几十万人的鲜血，用方孝孺等知识分子的生命来扭回的。

任何一个集团，如果将管理权直接交付给稚嫩软弱的第三代，而无视成熟老辣的第二代管理者，付出的代价要么是集团覆败，要么就是第二代与第三代的兵刃相见，这一幕幕又岂止在明朝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