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特别响,非常近》中的创伤书写

摘 要：美国作家乔纳森・萨福兰・弗尔的《特别响，非常近》通过对集体创伤和记忆的书写，显示出重大突发性历史事件给人类精神生活带来的巨大冲击。本文以创伤理论为视角，从创伤的普遍性、创伤叙事和创伤的现实意义三方面揭示文中深切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创伤书写 乔纳森・萨福兰・弗尔 人文关怀

美国“9・11”事件引发了相关小说的创作，其中乔纳森・萨福兰・弗尔的《特别响，非常近》是一部立足“9・11”而超于“9・11”的感人之作。本文试从三个方面审视文学作品对于构建公共记忆和治疗精神创伤的现实意义。

一、创伤的普遍性

《特别响，非常近》将“9・11”惨剧的背景淡化，着重刻画了人类共通的情感。因为，将同类推向极端境遇的只能是人类自己，而需要反思的并不是特定的有 “原罪” 的群体， 而是不分国别、 不分种族的所有生命。[1]

小说中描述的是所有遭遇战争的人的创伤。奥斯卡是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受害者，而美国人又是德累斯顿大轰炸的施害者，爷爷和奶奶便是其受害者之一，因而创伤实际已超越了国籍、种族、年龄、性别、宗教。当奥斯卡给全班同学放关于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事件的录音，他消除了受害与施害的对立关系，作为向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的美国人，他也成为创伤的承受者。

在奥斯卡求锁的过程中，他的内心创伤也唤醒了其他人内心去平息伤痛的力量，他使得爷爷找回了想要去努力生活的勇气，使得阿比布莱克敢于正视自己的婚姻，使得阿尔布莱克走出了他待的小房间，使得彼得布莱克减少了对父亲的愧疚。创伤将人们聚集起来，当奥斯卡和彼得布莱克第二次见面时，他说“我们倍儿近”。[2]305当奥斯卡并不知道房客的真实身份时，两人因为对奥斯卡谢尔的思念得以相聚。而奥斯卡在12个周末里碰到的不同的姓布莱克的人，尽管有着不同的职业、性别、住址、家庭背景，也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却同时在小学教室里观看奥斯卡的《哈姆雷特》的表演。

创伤是跨越时空的共同体验。马修・穆林斯曾说，弗尔的小说表明拥有“他者”身份的群体正在变为或现在已经成为灾难的对象了，于是他们也并不是或不曾是真正的“他者”。[3]创伤的产生模糊了受害者与施害者的界限，从而反映出更具普遍意义的对人性的思考。

二、创伤叙事

根据弗洛伊德理论，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到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4]奥斯卡、爷爷、和奶奶心中都存在着创伤，并以各自的方式表现了出来。

创伤主体竭力逃避与创伤情景类似或可能引发创伤记忆的情景， 同时又难以克制重新体验创伤片段的无意识冲动。[5]奥斯卡有意地遗忘和压抑父亲去世的这段经历，始终称9.11那天为“最坏的一天”，不敢听父亲死前的最后一条留言。但他又想知道父亲是如何死的，父亲留下的钥匙有什么意义。奥斯卡在认知、心理、行为、情感均表现出创伤的病征。在荣格看来，分离是抵制潜在的心理损害经常采用的防御机制。[5]奥斯卡在认知上与自我分离，掩饰内心情绪，在自己身上掐出41道伤疤，出现各种幻想。在情感上，他焦虑与恐惧，并产生情感麻木感。他害怕洗淋浴，怕进电梯，怕吊桥、细菌、飞机、烟花、地铁里的阿拉伯人、咖啡店、烟雾、绳结、高楼、头巾。他分析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事件，丝毫不触及情感。而创伤恢复的基本阶段是建立起安全感，再现创伤事件，恢复创伤人物与其所在集体的联系。[6] 2奥斯卡在求锁的旅程中与陌生人建立了关系。最终他领悟到了妈妈对他深沉的爱，并将父亲的录音放给布莱克听，而布莱克先生肯定的回答最终打开奥斯卡的心结。[7]97奥斯卡将问题外化，从而摆脱了创伤的困扰。

爷爷和奶奶在经历了创伤之后，分别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失语，爷爷在手掌上分别文上了“是”和“否”。他随身携带空白的笔记本，写下不能说出的所有的话。而奶奶在打字机上敲出自己的生平――空白。同时，他们的脑海中不断出现闪回，在奶奶的脑中她不断想起人体掉下来。而爷爷的脑海中始终回忆着安娜，安娜会唤起他的创伤记忆。创伤个体会回避唤起创伤事件的活动或避免到可能引起痛苦回忆的地方。因此，他会离开有奶奶的生活，而他的失语也一直不能治愈。四十年后，爷爷最终只能以在本子上写不完的话表达对此生的遗憾。而奶奶信的内容始终是无序的、隔断的、片段式的，奶奶的生活处于“滞留”的状态。[2]326

三、创伤的现实意义

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认为，就同一事件而言，客观事件只有一个，但是集体记忆却有很多，而历史研究的目的，不但要按照实际生活的样子来讲述事实，而且还要告诉人们与他们有关的这些事实具有什么意义。弗尔在《特别响，非常近》中，谱写了创伤群体的共同体验以唤起人们心中对于施害者的共同抗议。小说中作者故意插入了许多图片和一些几乎空白的页面来更加明确清晰地反映这个创伤事件。对此弗尔解释道：“我认为对战争、暴力视而不见是很危险的，因此，我想直视书中的这些暴力，不仅通过我尽量形象直接的写作，也通过这些图片。”图片可以更好地反映出创伤者的创伤体验，同时也给读者以直观的感受。

创伤小说既是“一种表现创伤性重负的方式， 也是努力释放这种重负或者说对这一事件精心掌握和控制的方式”。[8]40创伤的书写可以有效地表示对社会的诉求。奥斯卡在求锁的过程中，他为自己下了原则，不会再以性别取人，不会有种族主义、年龄主义，或者同性恋恐惧，或者歧视残疾人和智障者。[2]88他对待每种生命都做到平等。

弗尔的创伤书写具有生命的维度，传达了对个体和群体的创伤体验，揭示了阻碍人类和平发展的力量，引出人类对“9・11”事件和所有类似战争暴力的诘问和思考。小说浸透着深刻的人文关怀，显示了对生命的关爱，因而其创伤叙事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

参考文献

[1] 存磊.以寻觅之途消弭思念的裂痕[J].商学院，2012（7）：

230.

[2] 乔纳森・萨弗兰・弗尔.特别响，非常近[M].杜先菊，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3] Matthew Mullins.Boroughs and Neighbors：Traumatic Solida-

rity in Jonathan Safran Foer’s Extremely Loud & Incredibly

Close[J].Papers o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Vol. 45. no. 3：

301.

[4]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216.

[5] Alexander，Jeffery C.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M].Berkeley：U of California P，2004：53.

[6] Judith Herman，M. D.Trauma and Recovery[M].New York：

Basic Books，1992.

[7] 曾桂娥.创伤博物馆――论《剧响、特近》中的创伤与记忆

[J].当代外国文学，2012（1）：91-99.

[8] 邵凌.库切的创伤与书写[J].当代外国文学，2011（1）：36-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