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诙谐文化视野中的《故事新编》主题解读

［摘要］ 《故事新编》的主题意蕴极其丰富复杂。从民间节庆文化和广场式的诙谐表演、民间故事和笑话的诙谐语言、世俗化的民间诙谐表现形式以及中外庄谐体文学作品的深刻影响等方面对《故事新编》的主题加以解读，有利于对文本及作家创作意图的更深入认识。这种解读的内涵包括广场化的历史想象、世俗化的文化批判和戏谑化的生死表达。

［关键词］ 民间诙谐文化;民间节庆文化;庄谐体

［中图分类号］ I06［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8—1763(2012)01—0107—04

《故事新编》的主题内涵十分复杂，前人做过很多讨论，而从民间诙谐文化影响的角度对其主题进行解读尚不够全面深入。事实上，鲁迅在成长和创作过程中受到民间诙谐文化的影响广泛而深刻，主要包括民间节庆文化和广场式的诙谐表演，民间故事和笑话的诙谐语言，世俗化民间艺术的诙谐表现形式；凝聚了千百年中外民间诙谐文化精髓的各种庄谐体文学作品的深刻影响。

《故事新编》创作于作者生活极度苦闷的时期。20年代，鲁迅创作了《不周山》、《铸剑》和《奔月》三个短篇。他发现，当时的社会和五代、南宋及明末时期“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1］（p17）30年代，鲁迅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卖文为生，政府的文网制度日益严密，身处的“又是一个‘做戏的虚无党’与‘伪士’猖獗的时代”。［2］“读经，作文言，磕头，打屁股”［3］(p145)正是当时兴盛的事。“一个人处在沈闷的时代，是容易喜欢看古书的”，［3］(p270)于是，他又读起了中国的史书，尤其是宋、明两代的野史。他越是细读野史，就越觉得自己“竟亲身遇之也”，［3］(p194)“现在的士大夫和那时之相像，真令人不得不惊”。［3］(p338)在酝酿《理水》等篇目时，他的写作目的就是借历史题材,“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3］(p330) 这需要找到一种合适的、可行的崭新话语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反思，并从令人窒息的紧张而寂寞的精神状态中暂时解脱出来。为避免采用学者教授般考据手段“赞几句孔明，骂一通秦桧”，［1］(p87)而陷入历史重复叙述的圈套，鲁迅站在民间的立场，从自己熟悉而亲切的民间诙谐文化切入，来作“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4］(p469)

鲁迅在故乡绍兴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时期，耳濡目染的绍兴民间诙谐文化孕育了他的世界观和审美观，成为他思想形成的母胎文化。而鲁迅自幼喜爱的《西游记》等小说对神魔的世俗化描写、从青年时期开始就十分喜爱的果戈理富有俄国民间诙谐文化特色的小说以及《堂·吉诃德》等欧洲“梅尼普文体”小说的接受影响无疑是他创作的催化剂。

民间诙谐文化对《故事新编》主题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 广场化的历史想象

《故事新编》对历史的重新叙事，表现出现在和过去、当下与历史同处一个空间并互相渗透的特点，这和民间节庆文化的广场性和全民性特点颇为相似。

鲁迅幼年酷爱看社戏，他在1926年创作的《社戏》、《五猖会》、《无常》以及1936年的《女吊》等文章中对家乡社戏的亲切回忆，表现了禳灾祈福的绍兴民间戏剧娱神、娱鬼兼及娱人的狂欢节特点。

绍兴民间节庆活动表演不受场地限制，在庙会、道地、晒场、村头都可进行。戏文开场，人事种种，夹以出鬼。种种孤魂厉鬼跟着鬼王和鬼卒，和人们一同看戏。这种万众参与、举世狂欢的大型群众活动中，“人情鬼态，穷描极绘，幽域通明，并陈一台”［5］古今时空的贯通无阻，阴间和阳间、过去和现在、日常与神圣同处一个空间，看与被看的界限被混淆，人和世界的关系变得随意而亲昵。凡人和鬼神、俗世和神界实现了开放的交流，神变得不再严肃，鬼也变得不再可怕，高高在上、庄重严肃的皇帝和官吏变成被嘲笑的对象。

这种民间诙谐文化的广场化、全民性的精神也反映在《西游记》、果戈理的小说、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等庄谐体文本中。“过去的神话人物和历史人物，到了这种体裁中就被有意识地、突出地写得很现代化了。他们行动和讲话，都限在同当时的时代进行亲密交际的范围之内。”［6］《西游记》“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7］(p168)；果戈理的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和《密尔格拉德》，多采用乌克兰民间节日和各种民间神魔怪诞故事为题材，同时也展现了乌克兰人民生活的现实图景，讽刺了当时庸俗腐朽的官僚和地主阶层。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欧洲“梅尼普体”小说的杰出代表，借堂吉诃德的冒险故事对西班牙社会现实进行了戏谑的讽刺。

节庆狂欢式的民间诙谐精神在《故事新编》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新编》涉及的文本既有《山海经》、《淮南子》、《列士传》、《列异传》、《吴越春秋》、《尚书》、《周易》、《左传》、《史记》、《论语》、《孟子》、《列子》、《世说新语》、《说文解字》等古代典籍，也有现代学者辑著的作品和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论。正史和野史、古代的典故和当代的时事交织杂糅在一个空间；既有舍身为人的创世女神、英武勇敢的射日豪杰、踏实肯干的治水英雄、正直无私的侠客也有猥琐卑鄙的古衣冠小丈夫、背后暗算人的逢蒙、言辞冠冕堂皇实则虚伪自私的官员和学者；不同时代和身份的人纷纷登场，不同年代和文化背景下的事物交织在一起，既有古代的长袍和弓箭，也有面包、饮料、时装表演等现代事物；不同类型的语体和体裁之间形成戏仿关系：既有古奥难懂、诘屈聱牙的尚书体，也有“古貌林！”“好杜有图！”“O.K ”等洋文；既有文言的跼蹐板滞也有俗语的泼辣戏谑。总之，这是一场对历史的狂欢节式的文学想像。它脱去罩在历史头上庄重严肃的面纱，抹去了历史和当下的界限，让人们认识到“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混妄举动，糊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1］(p149)“写着中国的灵魂”［1］(p17)的历史仍然存在于现在，现在是历史的延续。

一系列小丑型人物的登场更是将这场盛大的表演推向了高潮。一方面，他们戴着冠冕堂皇的面具，顶着纸糊的尖顶帽，装作一本正经、端正严肃的样子，另一方面，他们又表现出与假面截然相反的虚伪丑陋的言行。

古衣冠的小丈夫沉痛于女娲的有伤风化，又偷偷从她两腿间向上看（《不周山》）；小穷奇一边念着儒家经典一边干着拦路抢劫勾当；伯夷叔齐一面反复强调不食周粟，一面在周国境内的首阳山上津津有味地吃着薇菜（《采薇》）；庄子一面宣讲齐物论，一面又死抱着自己衣物不放（《起死》）；大员们道貌岸然地指责老百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自己却玄谈空论、无所作为（《理水》）；楚王残暴嗜杀，前呼后拥、不可一世，言谈举止却愚笨、庸俗（《铸剑》）。

《故事新编》对这些人物的描写类似节庆狂欢活动中对小丑的加冕和脱冕，在这一过程中人物的真实面目被活灵活现地剥露出来。小丑们既被现代人嘲笑也在嘲笑现代的某些人。历史从严肃刻板的历史教科书和典籍的拘束中挣脱出来，现代人投身历史语境并与之进行丰富对话。历史事件的严肃性被诙谐的调侃消解了，历史人物从被典籍异化和神圣化的状态中还原甚至被贬低，从而形成对历史的崭新言说。 二 世俗化的文化批判

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痼疾颇深，正史典籍的记载“涂饰太厚，废话太多”，“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1］(p17)《故事新编》写作的当时，中国社会复古逆流颇为壮观，尊孔读经盛行、提倡复兴文言文的事件不断出现，对此鲁迅提出：“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1］(p47)《故事新编》中，他站在民间立场表达了对历史文化偶像们的批判，而其切入方式就是世俗生活的诙谐表达。

民间诙谐文化深深植根于日常生活并与之息息相关，有着鲜明的物质——世俗性特征。它往往能将一切高级的、抽象的、非人性的、伪善的东西降格、还原，在戏谑中瓦解一切伪君子们的严肃性，把他从高不可攀的神龛上拉回地面。

绍兴民间文化尤其是绍兴民间戏剧和笑话体现了诙谐文化世俗性的一面。“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无常“爽直，爱发议论，有人情”。“他一出场就须打一百零八个嚏，同时也放一百零八个屁，这才自述他的履历”［8］(p280)；欲壑难填的县知事被人们戏称为空肚鸭［4］(p542)、菠菜被叫做“红嘴绿鹦哥”，哄着皇帝整年吃着。［1］(p268)鬼神、官吏和皇帝虽然凶恶可怕，在日常生活中却显得愚笨傻气，成了被老百姓愚弄的对象。

在中外文学文本中，民间诙谐文化的世俗性表达也随处可见。《西游记》“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7］（p338）各类神仙魔怪存私心、拉关系，就连打着官腔、貌似威严的如来佛祖，也不过是贪求“人事”、漫天要价的俗夫。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和《死魂灵》中，傲慢、高贵的官吏大员和地主贵族们为了加官进爵、收刮钱财而吹牛拍马、蝇营狗苟，暴露了其庸俗丑恶、卑贱下流的真面目。《堂·吉诃德》中的桑丘·潘沙是世俗世界的代表。他好吃能喝、爱占便宜，常常把堂吉诃德从虚幻的空想拉回现实，反衬出故作高雅、脱离实际的堂吉诃德的可笑。

《故事新编》的主角们都是中国文化初创期的伟人或大家，在后世都被戴上了高大威严的帽子，被神灵般地加以供奉。创世女神女娲被尊为三皇之一；孔子死了以后，被“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到了清末“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阔得可怕的头衔”；［9］(p325)老子被后世尊为道教的祖宗；庄子在唐玄宗时被号封为“南华真人”，宋徽宗时又被追封为“微妙元通真君”。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被孟子称为“天下之大老”，后人尊其为圣人、贤人；各个朝代的帝王和那些“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的“官”以及“顶着一个皇帝的帽子做傀儡”的“匪”［1］(p220)在正史中无不被描述成正经庄严、高不可攀的样子。终身抱着启蒙理想的鲁迅对这些在“瞒”和“骗”的历史语境中被神圣化的先哲名人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即使是孔夫子，缺点总也有的”，［9］(p328)而汉高祖“其实是无赖出身”。［9］(p10)他在《故事新编》中表现了通过世俗生活的描绘，在正人君子“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拨它一拨”［1］(p195)的民间诙谐文化精神特质。

《故事新编》中，浓厚世俗生活氛围成为整个小说集的基调背景。小说从文人雅士们觉得近乎鄙俗的“吃”、“穿”、“住”等世俗生活的表现入手来建构故事、描绘人物。历史上的创世女神、治水英雄、思想圣贤们卸去其神圣的面具，从历史的神龛上走下来，向世俗生活还原。小说用“烙十张饼”（《采薇》）、“煮熟一锅小米”（《铸剑》）来计算时间，人物的言行也围绕着吃喝之欲来展开。射日英雄后羿为每日的伙食奔波苦恼；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和叔齐躲到首阳山后孜孜以求地寻找食物和研究各种薇菜的吃法；鸟头先生一边和乡下人争论禹是不是一条虫，一边不忘吃着炒面；考察专员们装模作样地考察灾情，却不时研究美食、私饱口福；庄子作了一大通齐物论的说教却抵不上一个包裹、二斤南枣和斤半白糖对汉子有吸引力。无论圣贤君子、帝王官员们怎样侃侃而论、崇高不凡，最后都被拉回世俗物质生活，在口腹之欲和个人私利的追求中，他们形而上的言论和大而空的虚名都被消解，化为诙谐一笑。

其次，《故事新编》通过民间的俚俗语言实现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世俗化呈现。鲁迅认为，民间“警句或炼话，讥讽和滑稽，十之九是出于下等人之口的”，［9］(p150)因为“未染旧文学的痼疾，所以它又刚健，清新”［9］(p102)，富有生命力。骂人话、方言、俗语等泼辣诙谐的民间话语的运用，使得重大严肃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统统摘下虚假面具。一方面，小说对雅言大义的伯夷和道家思想大家老子作了说着方言“捞儿”，或者“打着陕西腔，夹上湖南音，‘哩’‘呢’不分又爱说什么‘口而’”的描写，把严肃的圣人变成了世俗的老头儿；另一方面，来自民间的声音更是极具讽谑效果。乡下人称鸟头先生找证据比“螺蛳壳里做道场”还难；账房先生叽里咕噜的方言表达对空谈家老子的不满；庄子和汉子讲“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玄论，汉子直接骂过来“放屁！不还我的东西，我先揍死你！”，将他“齐物论”的狡辩击个粉碎；两个伤兵谈及纣王自焚、武王入商这一历史事件，从皇帝挂在白旗上的头到女人像猪蹄子的裹脚，言语间充满了调侃的戏谑，将事件的重大性和严肃性消解殆尽。

在民间诙谐文化精神的映照下，《故事新编》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世俗化描写打破了历史偶像们严肃的、伪善的、吓唬人的假面具，动摇了几千年中国文化在人们思想中夯定的坚不可摧、密不透风的思想桎梏，对假、大、空的中国文化及其先哲们予以了深刻的批判。三 戏谑化的生死表达

绍兴民间重现世轻来生，“坟前一桌，勿如床前一碗”、“死了拜三拜，勿如活着夹一筷”［10］等民间谚语表现了对现实生活的肯定，而民间对于死的态度则是通过对鬼魂的态度来表现的。

令鲁迅印象深刻的绍兴目连戏演的是目连下地狱救母的故事，展现了鬼魂幽灵、阴曹地府的景象，但“其中十之七八，却是演一场场的滑稽事情，算是目连一路的所见”。［11］这“一场场的滑稽事情”和目连救母的本事无所关涉，旨在诙谐、幽默地展示了人世百态，也表现了社戏演出的双重功能：既有“对鬼神进行献媚讨好，祭祀供奉”的一面，也有对其“进行祓除驱逐、惩罚镇压”的另一面。［12］

“调无常”展现了送鬼者用酒菜佳肴引逗戏弄无常鬼的场景。“无常”本是佛家语，其引申意就是“死亡”，人们对他的调侃表现了对死亡的戏谑态度，死的肃穆和可怕性在戏谑的过程中被消解；“男吊”一场则表现了对鬼魂驱逐镇压的一面。当王灵官发现了真的男吊鬼，就立即将假的男吊打下台，“假鬼一落台，就该跑到河边，洗去粉墨，挤在人丛中看戏，然后慢慢的回家”。［9］(p640)这种驱除死亡的仪式是民间诙谐精神的一种表现：在机智地躲避死亡威胁的紧张有趣的过程中，超越了生死界限，实现对死亡的操控。《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下到冥界勾销了自己在生死簿上的名字将这种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绍兴民间诙谐文化消解死亡恐惧而正视死亡和超越生死界限而蔑视死亡的这两种功能对鲁迅产生了深刻影响。

鲁迅在1927年9月《北新》周刊上发表的《书苑折枝（二）》中选载了《癸辛杂识》别集《物外平章》中的一段话：“尧舜禹汤文武，一人一堆黄土，臯夔稷卨伊周，一人一个骷髅。大抵四五千年，著甚来由发颠？假饶四海九州都是你的，逐日不过吃得半升米。日夜宦官女子守定，终久断送你这泼命。说甚公侯将相，只是这般模样。管甚宣葬赦葬，精魂已成魅魉。姓名标在青史，却干俺咱甚事？世事总无紧要，物外只供一笑”［13］《癸辛杂识》是记载宋元时期民间遗闻轶事、琐事杂言的野史笔记，其内容具有鲜明的民间本位特点。这段无名氏的话，表现了引用者鲁迅对于民间百姓在富贵生死面前坦然无畏态度的认同。鲁迅在杂文《死》中分析了这种民间生死态度形成的根源：“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9］(p632)“他们确信自己并未造出该入畜生道的罪孽，他们从来没有能堕畜生道的地位、权势和金钱”。死亡的恐惧只存在于那些“有着地位，权势和金钱的人”身上，他们“一面化为居士，准备成佛，一面自然也主张读经复古，兼做圣贤。他们像活着时候的超出人理一样，自以为死后也超出了轮回的”。［9］(p632)

在《故事新编》中，鲁迅也表达了基于民间价值立场上的生死观。《起死》中“能说不能行，是人而非神”的庄子正是这类人的代表。他是当时有地位的学者，连警察局长也很爱读他的文章。他不听鬼魂的劝告，让已经死了五百年的汉子逆转时空活过来,“复他的形，生他的肉”，使其“重回家乡，骨肉团聚”，享受生的快乐，却不料五百年前的人“精赤条条的”活转来，向他提出归还包裹、衣服、金钱等物质的要求。他向人宣讲“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理论，表面上超脱于生死之外，而真正面对生存问题时，却百般狡辩，万不肯将自己的衣物送给汉子。与民间百姓对待死亡的坦然相反，庄子表现了圣贤居士等有地位、有权势的人患得患失、贪生怕死的本质。他在死亡面前的畏缩、在物质面前的苟且与他的冠冕堂皇的理论成鲜明对比，令人莞尔。

《铸剑》可以说是一场超越生死界限的死亡狂欢节。眉间尺和宴之敖者成为自己生死的操控者。为了复仇，头和身躯分开，还能在沸水中舞蹈、歌唱，还能去咬仇人雪恨。死变得不再恐怖，而成了复仇的有力手段，成了复仇之路的新起点，斗争生活的延续。眉间尺、宴之敖者和楚王的头骨掉入汤锅里融掉后无法分辨，只好把它们和一个身体一起下葬，这种怪诞的葬礼形式消解了死亡的等级贵贱，“说佛法的和尚，卖仙药的道士，将来都与白骨是“一丘之貉”［1］(p58)，“无论贵贱，无论贫富，其时都是‘一双空手见阎王’，有冤的得伸，有罪的就得罚”［8］(p279)，这也是民间对于死亡结局的真理性表述。

《故事新编》的主题内涵丰富，从民间诙谐文化影响的视角对其进行解读能够更加深入的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文本蕴含的深刻意义。

［参 考 文 献］

［1］ 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 钱理群.20世纪30年代有关传统文化的几次交锋——以鲁迅为中心（一）［J］.鲁迅研究月刊,2006,（1）: 4-20

［3］ 鲁迅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 鲁迅全集·第4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 郭汉城.重看绍兴目连戏.［N］.光明日报.1961-10-31

［6］ 巴赫金.诗学与访谈［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7］ 鲁迅全集·第9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8］ 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9］ 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0］浙江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浙江省绍兴市绍兴县谚语卷.［M］.绍兴:浙江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出版 浙出书临（88）.第68号，1988.

［11］周作人.周作人文类编.卷六［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12］蔡丰明.江南民间社戏.［M］.上海:百家出版社.1995.

［13］鲁迅全集·第8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