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油气资源税费研究综述

摘要：本文对中国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矿区使用费等油气资源税费制度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归纳了油气资源税费演变过程及划分方法的不同研究观点；从油气税费税收负担、计税依据、计征方式等方面系统梳理了研究现状。并对研究现状及成果予以分析和评价。

关键词：油气田企业 资源税 矿产资源补偿费 研究综述

石油天然气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能源资源，在国民经济发展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油气资源的勘探、开采及供应严重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油气资源税费则是影响油气资源勘探、开采及供应的重要因素，虽然每个阶段研究油气资源税费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然而，学术界目前尚没有关于油气资源税费的研究综述。因此搜集整理形成完整的油气资源税费研究综述，以全面、真实、客观的反应中国油气资源税费的发展轨迹、研究动态，全面概括总结分析油气资源税费的各种现实问题以及对策，对深化油气资源税费的研究及经济政策的制定十分必要并且有所裨益。

一、油气资源税费演变与进展

（ 一 ）油气资源税费的演变 1982年矿区使用费的征收开创了油气资源有偿开采的新篇章，1984年对油气企业开征资源税，1986年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开征，开创了“税费并存”的局面，1994年进行了全面性、结构性税制改革，2010年从价计征在新疆试点，2011年11月从价计征全面推广。针对这一演变过程，学术界主要有如下几种划分阶段的方法：（1）两阶段划分。两阶段划分是以“税费并存”为分界点，王广成（2002）认为油气资源税有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37年的无偿开采制度（1949-1986），第二阶段是税费并存制度的形成与发展（1982-2002）。其中第二阶段分为四个时期，有偿开采的萌芽（1982-1984），第一代资源税制度（1984-1986），税费并存制度的确立（1986-1994），税费并存制度的前进与后退（1994-2002）。（2）三阶段划分。三阶段主要以经济体制为依据或者计征方法为依据，有两种划分方法，一是李绍平（2004）以经济体制为依据的三大阶段划分：计划经济体制时期（1949-1978），石油企业生产经营全部以利润形式上交国家，没有征收资源税费；改革开放以后（1978-1994），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开征资源税，调节由于资源结构和开发条件差异形成的级差地租；新税制时期（1994-2004）1994年陆续完善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二是贺俊峰等（2011）以计征方法为标准的三大阶段划分：无偿开采的上缴利润时期（1949-1982）、从量定额的税费并存时期（1982-2010）、从价定率计征时期（2010至今）。（3）四阶段划分。四阶段划分主要以油气资源税制发展完善程度为标准，罗东坤（2005）、王灵碧、杜滨（2006）认为油气田企业税收制度沿革经历了四个时期：税制创立时期（1949-1957），对石油企业仅征收5% 的货物税，税负较轻但利润上缴国家；发展时期（1958-1977），在原有基础上简化税制，给石油工业税收优惠政策；改革时期（1978-1993）最重要的是进行了“利改税”，从而使得石油企业税种达到10多种，石油企业税负增加；现行税制时期（1994-2005），与石油企业相关的主要税种包括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等十多种。（4）五阶段划分。五阶段划分主要以资源税发展概况为标准，王建铭等（2004）认为中国油气田企业税费制度沿革经历了萌芽、停滞、发展、改革和调整五个阶段：萌芽阶段（1949-1980），税利并存，以上交利润为主；停滞阶段（1981-1982），资源税收发挥调节作用不太明显，这是由于国家对油气田企业实行产量包干的政策；发展阶段（1983-1993），经过“利改税”和工商税制改革，税收对石油工业的调控有所加强；改革阶段（1994-1999），1994年进行了全面性、结构性税制改革，税收的调控作用明显加强；调整阶段（2000-2004），国家对油气田企业的增值税、营业税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油气田企业税收开始进入新的阶段。

（ 二 ）油气资源税费体系研究进展 中国油气资源税费制度曾包括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矿区使用费和石油特别收益金。2011年改革使征收了近30年的矿区使用费走向终结，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和石油特别收益金构成了目前“一税一费一金”的油气税费体系，关于石油特别收益金，学术界争论不大。鉴于2011年已经取消了矿区使用费，研究意义不大，因此油气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存废以及合并问题就成为学术界集中探讨的焦点，主要有四种观点。（1）取消资源税或矿产资源补偿费。认为取消其一的主要依据是资源税或者矿产资源补偿费不符合初衷或者本质目的，关于此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取消资源税，完善资源补偿费的征收。赞同此观点的学者居多，认为资源税存在的理论依据不够充分。鲍荣华等（1998）指出资源税违背了其征收的初衷，起不到调级差收益的目的。刘劲松（2005）提出政府凭借自身政治权利征收资源税，不合逻辑，税收制度具有无偿性，资源是有偿使用的，以其无偿性体现有偿性不合理。李显冬（2006）提出资源税必须取消，资源补偿费的征收需要完善。流畅（2006）提出矿产资源补偿费表示被消耗的矿产资源价值，不能成为征税对象，资源税占据了补偿费的延伸空间，可以废止。张举刚（2007）认为我国资源税没有体现其征收目的，也没能体现国家权益，没有存在的理论基础，建议资源税应当逐步废除。柳正（2006）、张迎珍（2007）、陈文东（2007）、刘宁（2008）认为现行资源税与矿产资源补偿费实质相同，不再含有极差调节的功能。曹明德（2007）、蒲志忠（2008）、丁丁等（2008）提出资源税立税原则不应与资源财产效益相关，调节企业级差收益鼓励企业间平等竞争才是资源税的立税目的，但是目前资源税却与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套接利益关系相混淆，这与资源税本质相悖。刘羽羿（2003）、晁坤（2003）、张文驹（2006）、吴颖（2007）、冯宗宪、李用来（2008）等主张我国应当取消征收资源税，资源补偿金制度应当建立并且统一起来，然后重新确定合理的税率。第二，取消矿产资源补偿费，只征收资源税。王建铭（2004）认为矿产资源补偿费难以体现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不适用于油气田企业。同时，矿产资源补偿费与资源税属于重复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征收不合理，应当取消矿产资源补偿费，改革资源税制。王灵碧、杜滨（2006）认为中国油气田企业税费体系过于复杂，建议取消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资源税。（2）将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合并，实行“一税通”。认为两者合并的主要依据是二者性质相同，理论上和实际上属于重复征收。王广成（2002）认为对矿产资源级差收益的征收的是资源税，而对矿产资源开发后的部分超额收益的征收则是矿产资源补偿费，两者都是一种资源价值形式，建议合二为一。芮建伟（2001）、王甲山（2004）强调的重点是将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合并征收。陶树人（2003）提出构建“优质资源税”，将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合并其中，真正补偿资源所有权人的优质资源级差收益。叶建宇（2007）提出资源税与矿产资源补偿费分征不符合国际惯例，而且在理论上属于重复，这种征法不利于外资进入。侯晓靖（2007）建议合并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李志学、彭飞鸽等（2010）认为中国资源费中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属于重复征收，造成企业负担较重，建议将资源补偿费合并到资源税中统一征收。贺俊峰等（2011）提出统一税制体系，实行“一税通”的观点，认为将二者合并，统一征收从价定率的资源税，可以避免税费重复征收，减轻企业负担，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3）维持税费分征格局。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资源税和补偿费性质、作用等不同，坚持“税费并存［6］”。安仲文（2008）、高清莅、刘天增（2008）、郝志军（2008）指出单一征收资源税难以发挥税收的作用，保护资源的作用无法发挥。殷燚（2006）认为要实现资源的有偿开采必须对采矿者征收绝对地租性质的资源税，要实现平等竞争就必须对资源条件优越者征收超额利润税即补偿费，二者符合国际惯例。孙刚（2007）主张在较长时期内，税费并存是主要思路，他认为税费的性质不同，发挥功能和作用领域不同，一味追求税费合一不一定是明智的选择。王晓明（2009）也认为资源税和补偿费性质不同、作用也不同，坚持“税费并存”。（4）将油气税费全部废除或者合并为权利金。认为将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废除或者合并为权利金的主要依据是资源税“名不正”，矿产资源补偿费“实不符”，权利金制度可以克服二者共有的缺点。刘宝顺、李克庆（2000）主张废除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建立油气税费的权利金制度。朱振芳（2000）认为应将矿产资源补偿费、中外合作开采海上石油资源矿区使用费和海上石油资源矿区使用费全部合并为权利金。袁怀雨、李克庆等（2000）认为矿产资源补偿费“实不符”，资源税“名不正”，他建议开征权利金，取消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统一由国家矿管部门征收。关凤峻（2001）建议取消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设立权利金制度，他认为资源税没有立税的理论依据，补偿费解释存在错误。殷燚（2003）指出权利金的两种不同形式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资源税和补偿费，前者从量计征，后者从价计征，就是在重复征收权利金，建议“税”“费”应当取消，重建“权利金”制度。唱润刚、张云鹏（2005）认为资源税费并存的制度混淆了财产权和政治权，实践中造成重复征收，建议建立权利金制度，实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刘权衡等（2006）认为，征收“特别收益金”是资源税制度改革的方向。马爽（2007）建议将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合并为权利金，建立油气资源权利金制度，提高油气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与国际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