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商代金文与籀文的关系

摘 要：本文考察了商代金文中与《说文》籀文形体相同或相近的字形15个。通过对这15个字形的对照研究，得出：从文字的发展历程来看，籀文来源于商代文字，是商代文字的延续；籀文是西周晚期宣王时代普遍使用的一种文字的观点是可信的。

关键词：商代金文 《说文》籀文

籀文指的是《说文》中所保留的225个字形，来源于《史籀篇》。《汉书·艺文志》：“《史籀》十五篇”，班固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矣”；《说文·叙》：“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汉代学者认为籀文是周宣王时期的文字。王国维提出不同的看法：“所谓秦文，即籀文也。……六艺之书行于齐鲁，爰及赵魏，而罕流布于秦（原注：犹《史籀篇》之不行于东方诸国），其书皆以东方文字书之。汉人以其用以书六艺，谓之古文。而秦人所罢之文与所焚之书，皆此种文字，是六国文字即古文也。观秦书八体中，有大篆无古文，而孔子壁中书与《春秋左氏传》，凡东土之书，用古文不用大篆，是可识矣。故古文、籀文者，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异名，其源出于殷周古文，而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犹有丰镐之遗，故籀文与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较东方文字（原注：即汉世所谓古文）为近”（《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这种观点影响很大，如高景成（1962）文中说：“‘籀文’主要是秦国系统的文字，时代相当于春秋到战国初年。”

近几年来，随着出土文献资料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人们对籀文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何琳仪（1989：39～40）指出籀文并非秦国的专用文字，“《说文》所保存的籀文形体，并非史籀时代的原貌，乃是西周延及战国各种文字的混合体。……春秋以后，无论是六国、还是秦国的文字，都是由西周晚期整齐化的籀文发展变化而来。……秦文字和六国文字都是籀文的后裔。籀文也是战国文字的远祖”；陈枫（1996：63）认为籀文“不是战国时期的文字，也不独行于秦，而是西周末春秋初各地普遍使用的一种文字”；李朝远（1997：86）认为“籀文实际上只是西周晚期的一种趋于规范化的文字，是当时金文的一种书写风格，字体并无实质性的变化和发展。秦被封为诸侯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秦不仅使用籀文，而且继续使用可能属于秦本根的文字”。

籀文不是战国时期秦国的专有文字，而是西周晚期宣王时代普遍使用的一种文字，距离商代文字不过几百年，《说文》所保留的籀文有不少就与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形体完全相同。据陈枫（1996：63）统计，“二百多个籀文，在社科院考古所编辑的《甲骨文编》中只能找到五十一个相应的字。在这些相应的甲文中，有近二十个与籀文的结构基本相同，它们的差别只是甲文象形的意味更浓一些。有几个字，籀文只与甲文诸多形体中的一个相同”。

本文在对商代金文中的铭文形体进行梳理的过程中发现，商代金文中有的字形写法与《说文》籀文完全相同，有的字形与《说文》籀文的形旁相同，有些则只是繁简的差别，共有十几例。在为数不多的商代金文中，这些形体还是值得注意的。

1.寑

《说文》“寑”籀文作。商代金文的“寑”多作形（《殷周金文集成》，以下简称《集成》，5379小臣卣），也有省作形（《近出殷周金文集录》855寝印爵），还有从又的形（《集成》8296寑玄爵），这种写法的“寑”不见于商代甲骨文和西周金文，而与籀文写法全同。

2.匚

《说文》“匚”籀文作。商代甲骨文“匚”多作形，西周早期金文“匚”作（《集成》2132匚宾父癸鼎）。商代金文“匚”有作形（《集成》2431乃孙作且己鼎），与籀文的写法相似。籀文或是来源于商代金文的。

3.中

《说文》籀文“中”作。商代甲骨文“中”作、等形，上下两斿方向相同，均在左侧或右侧，笔道弯曲，与籀文“中”的写法微殊。商代金文“中”写法与甲骨文相同，作、、等形。《集成》6213“中且觯”铭文的“中”作形，此是受铭文书写位置的局限所作的一种临时的变体，形体不具有典型性，与籀文形同当是巧合。樊俊利《籀文与西周金文合证》指出：“甲金文‘中’字所从之斿无论上下为一、为二，还是为三，无论平直还是弯曲，皆在一侧，未见如籀文休四斿分居左右者，籀文字形当有伪变”。

4.商

《说文》小篆“商”作；籀文“商”作，增两日形。商代甲骨文中的“商”多作（《合集》21721）形，少数作（《合集》33128）形；商代金文“商”多作（《集成》5394）形，省口形的“商”字未见。增两日形的“商”也见于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但比较少见：《合集》11299反“商”作；《集成》9491“盟商壶”的“商”作形。籀文继承了商代几种写法中比较繁复的一种异体，并在上面增一横划。“秦公镈”（《集成》267，春秋早期）“商”作形，增四日形，写法更加复杂。

5.登

《说文》小篆“登”作；籀文作，下增两手形。考商代甲骨文的“登”多作形，也有少数几例作（《合集》8564）形；商代金文的“登”多作（《集成》6443）形，仅有1例作（《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1565）形，形体简单。籀文源于商代文字，直到西周晚期金文中，仍有不少“登”写作下从两手形的，如（《集成》4216“五年师簋”）、（《集成》10176“散盘”）等。

6.四

《说文》小篆“四”作，籀文作，积四画而成。商代甲骨文、金文中的“四”均作形；直到春秋晚期的“郘钟”始有作形的“四”，为小篆所本。籀文字形保存了“四”字较古的写法。

7.子

《说文》小篆“子”作，籀文作。考商代甲骨文中的“子”，绝大多数作（《合集》38004），形体有简有繁，用为“巳”的“子”则作、等形；商代金文中的“子”绝大多数作（《集成》2648）或（《集成》5417），仅有1例作（《新收》924），为籀文所本。籀文形体略有伪变，“之（几）当是金文下部之变，又为金文中间所从断裂变形所至。”（樊俊利，2009：62）

以上所举7例，前2例籀文的写法只见于商代金文，后4例的写法既见于商代金文也见于商代的甲骨文。从形体的关系上看，《说文》籀文与商代文字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同时可以发现一个特点：《说文》籀文的形体多是继承了商代文字多种异体中比较繁复的一种，写法复杂。正如王筠所说的“籀文好重叠”（《说文释例·卷五》），王国维说：“大抵左右均一，稍涉繁复。象形象事之意少，而规旋矩折之意多”（《史籀篇疏证·叙录》三页，《王国维遗书》，第六册，上海古籍书店）。

8.黾

《说文》籀文“黾”作。“黾”不见于商代的甲骨文，商代金文“黾”是常见的族氏，作，是蛙黾的象形。籀文在的基础上复增两手形。

9.融

《说文》籀文“融”作。商代甲骨文不见“融”，商代金文“融”作，从二虫，左右对称。籀文“融”写法更繁，从三虫。

10.陆

《说文》籀文“陆”作，商代甲骨文作，商代金文作（《集成》5050）、（《集成》1359）、（《集成》5052）等形，下均不从土。春秋时期“邾公钟”的“陆”作（《集成》102），下增土形；春秋晚期的“庚壶”作（《集成》9733）；战国时期的“平陆戈”作（《集成》10925），为小篆所本。商代“陆”或从一，或从二，籀文在继承了商法的基础上更增一，形体稍繁，但一脉相承。

11.秋

商代甲骨文“秋”作“”，商代金文作，姚孝遂疑“取象于蝗虫‘螽’”（《甲骨文字诂林》第1836页）。《说文》：“秋，禾谷孰也。从禾，省声。，籀文不省。”小篆“秋”作。籀文右侧形体与形近似，稍有变化，当是继承了商代文字的写法。

以上所举4例的籀文都是在继承了商代文字的基础上形体更加繁复，或是相同形旁的迭加，或是增加手形，或是增加的形体部分为今天的楷书汉字所继承。籀文的写法与商代文字的关系很近，可以在籀文中找寻到商代文字的痕迹。

12.盘

《说文》小篆“盘”作，上从般下从木；古文作，下从金；籀文作，下从皿。商代甲骨文没有“盘”字；商代金文有字（《集成》6000“乙卯尊”），据王慎行等（1986：215）研究，该字是“盘”字：“字下从皿，上半部右边是凡，左边稍有泐痕，但谛审作形，殆即（鬯）字之残。故字可隶定作‘’，当是从皿、从鬯、凡声之字，于六书中属会意兼形声字，实为‘盘’字的异构”。西周以后的金文“盘”多作形，下从皿，为籀文所本。若王说可信，则早期文字的“盘”确是从皿不从木的，西周晚期的“伯侯父盘”作，与《说文》古文相同。

13.归

《说文》小篆“归”作，籀文作，从止从帚，并注明“籀文省”。商代甲骨文“归”作，金文作，均从佣从帚；西周早期的“方鼎”作，晚期的“不簋”作；春秋时期的“归父镦”作，“齐太宰归父盘”作，形体较商代的写法更为复杂。商代的“尹光方鼎”（《集成》2709）“归”作，右从帚，左旁稍残，疑是“止”字。如左旁果真为止，则这种写法的“归”为籀文所本。

14.

《说文》籀文“”作，商代金文作（《集成》4144），形体略有差别。关于籀文的字形来源，樊俊利（2009：48）指出：“甲骨文‘肄’字作，从从又，象以手刷洗畜毫毛之形，或作，其所增数点象水滴之形。西周金文‘肄’作（毛公旅方鼎）、（虎簋盖），承甲骨文第一体又增义符巾，盖‘刷洗之初只从手，继则用巾’（省吾《殷契骈枝》，影印本，1940）。籀文与所见西周金文字形不类，考其字形来源，似本于甲骨文从数点之。疑甲骨文左半之至籀文变作，象水滴之形的数点又移至（又）下，并与之粘合、增笔而成。”

15.车

《说文》籀文“车”作。商代甲骨文“车”作（《合集》11450）、（《合集》13624正）、（《花东》416）、（《合集》11458）等形；商代金文作（《集成》10009）、（《集成》1456）等形，车子的象形；西周金文作（《集成》3454“作车簋”）、（《集成》5398“同卣”）等形，西周早期的“小臣宅簋”作（《集成》4201）。籀文与甲骨文的“”形近，写法当是来源于此。据王国维研究：“或象辕轭之形，籀文变为二戈，乃传写之伪”（《史籀篇疏证》三十五页，《王国维遗书》，六册，上海古籍书店）。

本文通过对商代金文中与《说文》籀文形体接近的15个字的形体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从文字的发展历程来看，籀文来源于商代文字，是商代文字的延续，并认为籀文是西周晚期宣王时代普遍使用的一种文字的观点是可信的。

（本文为毕秀洁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商代金文的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2YJC770002]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高景成.什么是古文、籀文[J].文字改革，1962，（12）.

[2]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陈枫.籀文时代新探[J].人文杂志，1996，（3）.

[4]李朝远.新出秦公器铭文与籀文[J].考古与文物，1997，（5）.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1994.

[6]刘雨，卢岩.近出殷周金文集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2.

[7]樊俊利.《说文》籀文与西周金文合证[J].语文研究，2009，（4）.

[8]钟柏生，陈昭容等.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M].台湾：艺文印书馆，2006.

[9]王慎行，王汉珍.乙卯尊铭文通释译论[A].古文字研究[C].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于省吾.殷契骈枝（影印本）[M].1940.

（毕秀洁 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710021；王继红 哈尔滨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15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