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时期德育问题上的儒学道德观

[摘 要]明治4年“废藩置县”后，日本设立了文部省，明治5年8月公布了由西洋学家为主共同起草的《学制》，标志着日本近代学校教育的开始。既然在全国各地开设学校，就少不了教科书，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修身教育书。近代修身教育书已经不只是关于教育的，随着其发展甚至对政治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它连接传统与近代，东西方文明，和许多时代问题以及社会思潮相关联。在明治以前思想界占绝对地位的儒学道德也随时展悄然变化，给予明治时期的修身教育书以极大影响。也就是说，为了研究明治的儒学道德观，修身教育书是最重要的研究资料。

[关键词]明治时期；儒学道德观；修身教科书；西洋道德观

中图分类号：K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05-0240-02

1 关于明治时代儒学道德观的先行研究

明治的修身教育书一直以来就被以各种视角进行研究，从教育史的观点出发，其资料的收集整理及基本分析的工作基本已经完备，其中代表作有海后宗臣和吉田熊次的《教育敕谕焕发之前的小学校教育的变迁》以及《教育敕谕焕发以后的小学校教育的变迁》。虽然还没有将儒学道德观当作中心进行研究的先例，但研究明治时期德育和近代化关系时有提及到儒学道德观的学者，比如源了圆的《教育敕谕的国家主义的解释》，松本三之介的《明治前期保守主义思想的侧面―以政治和道德问题为中心》等。与本论文视角最相近的是高桥文博的《明治前十年的德育教育―以修身教科书为中心》，他将修身教科书置于明治时代的大背景下，着眼于修身教科书的类型和授课方法，并论述了修身教科书在“君臣关系的双面性”和书籍内容的侧重点，但并没有特别研究儒学道德在其中的作用，虽然谈到了“忠节”，但也并未和儒学的传统相关联。

本文我打算在这些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关于明治德育相关的论断，聚焦于修身教科书中的儒学道德观，研究其在明治时期的日本的作用、变化以及特征。

2 明治初期的教育思想以及修身教科书的概观

在讨论明治时期的修身教科书之前，我认为有必要了解一下明治初期的教育思想。以往的教育史都不甚关注明治维新前后到《学制》颁布这段时间的教育状况，但是要考察《学制》颁布之后的德育教育或是修身教科书的相关问题，还是有必要去了解这段时期的教育状况的。

从幕府末期到明治5年的日本，接受教育的场所大体分为三种：一、皇族以及公家子弟接受教育的教育机关学习院；二、为诸藩藩士子弟受教育而设立的藩校；三、面向平民的寺子屋及私塾。其中面相平民的寺子屋主要教授的是读书、写字以及算数等生活中实用的内容，所以要想研究这个时代的思想教育还是应该把学习院和藩校作为主要对象。

从“宽政异学之禁”以来，朱子学就成为了在诸藩凌驾于其他学派之上的大学，但到了幕府末期，一部分藩校就不仅学习国学和汉学，也设立了医学、化学、物理学等学堂，俨然已经发展到综合学校的阶段，为近代学校制度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公家教育机关学习院在这段时间由于大政奉还的混乱，暂时关闭，到了明治3年才再次开放。学习院虽然采用了旧有的以儒学教育为基础的教育方针，同时又引进了学舍制，设立本教学、经世学、辞章学、方技学、外蕃学五科，将以儒学为代表的本教学放在了首要位置。明治元年9月16日力图打破儒教旧体制的“学舍制”派和保守派的公家势力妥协，设立了皇学所和汉学所。皇学所建议将日本的学问设置为以皇学为中心，将汉学和洋学分立在皇学两侧，用以支撑皇学，但是仅仅在实施一年后的明治2年9月就被关闭，同年12月又将皇、汉合并开设了“大学校”，皇学所走向消亡，但国学派和汉学派的斗争并未结束，反而更加激烈了。之后明治政府在明治3年8月又下令停止“大学校”，转而设立府学。明治3年12月，在京都府开设中学校，设立国学、汉学及欧学三局，给作为公家教育机关原有体系画上了终止符。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明治初期的教育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动，学科逐步多样化，以往占据绝对地位的儒学也逐渐变化，在公家教育机关，形成了以汉学和国学对立为主线的汉学、国学、欧学并举的复杂局面。明治5年《学制》的颁布又再次扣响了德育争论的板机。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明治中期，诸如福泽谕吉、西村树茂、加藤弘之等人都参与其中，其中心问题是围绕西洋道德和东方道德到底应当将哪个作为根基展开的，修身教科书也深受影响。修身教科书是将关于国家道德的上层议论、方针传播给一般民众的媒介，其根据国家的政策大致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明治5年到明治12年，使用的是按照《学制》所设定的以西洋近代道德观为基础的修身教科书；第二个时期是明治12年以后按照《教学大旨》所设定的以东方道德观也就是儒学为基础的修身教科书。

接下来将以《日本教科书体系修身》为基础，选取明治时期普及率较高的修身教科书以及“小学校教则"也就是所谓的基准修身教科书作为资料进行研究。

3 儒学道德观和西洋道德观的融合

3.1 明治初年―明治12年

明治r代是一个文明开化的时代，欧美的文化风俗受到重视，被大量的传入和介绍。在明治12年以前的教科书中，大量翻译欧美教科书，或者是带着欧美气息的文章，所以也被称为“翻译教科书时代”。这个时期的教科书与明治13年以后的相比，明显地脱离东方道德，倾向于西洋文明，但即使如此，仍然可以看出儒学道德观的影子。

初期的十二册教科书中，除了《劝孝进言》、《近世孝子传》、《本朝烈女传》属于过去江户时代的修身书系统外，其他九册都是翻译而来的教科书。这三册旧系统的修身书，其中两册专门讲“孝”，一册属于女德，其他的翻译书籍则是多样教育，只有一册聚焦于“孝"和女德，这说明了传统的德育教育中对“孝”和女德是特别重视的，而且即使被认为是远离东方的时代，但明治时期并未抛弃所有东方文化并且十分重视、认真学习。聚焦于同时期的教科书《小学教谕 民家童蒙解》，其开篇就大量引用《论语》、《礼记》、《中庸》，并吸纳佛经及圣经，将东方传统道德观和西方开明主义的道德观融合，不拘泥于宗教，吸收一切有益的知识，当然，这和教科书的编撰者这一批明治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汉学素养有很大关系。比如说，中村正直在《西国立志传》中翻译英国人斯迈尔斯的《自助论》，序文用流利的汉文写成，文章内容也是由汉文和片假名交织而作。也就是说，人类文明虽然各有不同，但没有好坏之分，应当相互学习共享益处，即使是翻译西洋的书籍也不要把东方文化全盘丢弃。

总的来说，这个时期虽被称为“翻译教科书时代”，但当时的知识分子仍有汉学素养，并追求汉洋的共存、融合和折衷精神。

3.2 明治12年―明治33年

自明治12年《教学大旨》颁布以后，儒家主义的德育方针再次成为主流，但是东西道德观同时出现在一本教科书上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

明治12年以后的修身书将儒家思想作为德育的主体，但并不排斥西洋文明，两者自然的融合在一起，西村树茂的《小学修身训》中，就同时包含了中国古典、日本的近代教科书以及西W的著作。再如末松谦澄的《修身女训》，将西方的博爱和东方的忍耐忠义并举；东久世通喜的《高等小学修身书》也是把西方的博爱、公益与东方的孝顺、信义以及和风的精神巧妙的结合。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修身书中的儒学道德观和近代西方文明并不冲突，而是积极的相互补充，这自然是和儒学自身的包容性紧密相关，但也不能离开这些文学家的文化思想。

4 儒家思想的德育和体制的接近

4.1 儒家思想德育方针的登场

在讨论儒家思想教科书和国家主义的关系之前，首先来看一下《教学大旨》的象征―儒家思想的德育方针的登场。

让我们看一下当时的背景，明治11年，握有实权的大久保利通被暗杀，政府展开了“天皇亲政”运动，其中三大目标之一就是“国民教化"。因为在明治初期，虽然积极文明开化，但复古思想仍旧存在，而且明治7年的自由民权运动的展开给政府带来了威胁，也就是说过激的欧化主义反而会适得其反。在明治初期思想混乱的局面下，儒家思想的敕谕《教学大旨》的颁布意义深远。其批评了《学制》中的“流弊”造成的教学混论，主张在教学中应当使用儒家思想的修身教科书，但其中明显反对自由民权主义，遭到了自由民权派的反扑。植木枝盛在明治13年《爱国新志》对政府在教育中的干涉主义也就是《教学大旨》中的儒家思想的教育方针进行批判。

4.2 国家主义支撑下的儒家思想的修身教科书

接下来我们选取具体的教科书的内容，来分析儒家思想的修身教科书和国家主义的关系。在《高等小学修身书》中有十六个章节，其中最初的两章都强调“孝行”，忠君的教育也占到了两章，其他方面最多只占一章，纵观其他的教科书，其比例大致如此，由此可见，孝行和忠君是最受重视的方面。而且在这些修身教科书中，常把“忠”和“孝”一起拿出来讲，强调其同质性。对于明治政府来说，最想教育国民的莫过于“忠”，所以“忠”和“孝”是明治政府战胜自由民权派最有力的武器。明治23年《教育敕谕》后，与“忠”相关联的对天皇及国家赞美的内容渗透到德育的各个方面，比如在《修身教典普通小学校用》第28课《义勇奉公》的开篇就是“我大日本帝国存续两千五百年，未受外国侵略而消亡，全赖各代天皇武高德厚，我等先祖义勇卫国”，类似这种强调天皇“万世一系”的文章在各种教科书中反复出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明治政府虽然推行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修身教科书，但并不推崇和其相应的汉学，而是以儒家思想作为背景来推行皇道主义和国家主义，在任何场合他都是为这两大主义开道的。所以，这时采用的儒家思想理论并不是与西欧文明相对的，是在近代化的背景下，和西方功利主义相调和的。

5 总结

明治时期的日本的德育从最初的国学、汉学与洋学对立，经过了西洋思想的“翻译修身教科书时代”，最后回归到儒家思想的修身教科书。在这段曲折的过程中，儒学道德观经历了挫折和复兴，没有被消灭而选择与西方道德观融合并存，有些场合又和国家主义的道德观相融合，通过和体制的妥协被保存了下来。这段历程通过修身教科书如实地反映，并随着近代的教育，将“仁义忠孝”的儒学道德观传播给明治时期的年轻人。

明治的日本在和西方文明的碰撞中，本着国家和国民富强的目标，在最短的时间内接受了西方的文明。但在这个过程中，过激的欧化政策的推行，也给政府带来了不乐观的局面，打破了政治的平衡，在这时“保守”的思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儒家思想虽不是日本的思想，但在日本存续的很长时间内变成了日本人心中潜在的东西，在明治时期的日本就这么被保留了下来。

参考文献

[1] 源了圆.《教育敕谕的国家主义解释》 未来社，1958.

[2] 沼田泽.《元田永孚和明治国家―明治保守主义和儒学的理想主义》 吉川弘文馆，2005.

[3] 西村茂树.《小学修身训》，1880.

[4]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 东京大学出版会，1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