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新时期乡土文学创作中的苦难意识

内容摘要：“乡土文学”创作是新时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从“乡土文学”立论始，理论家们就把关注现实人生作为“乡土文学”更高的价值来看待。在这种理论导向指引下，新时期乡土文学创作继承和发展了现代乡土文学和五十年代乡土文学的传统，作家们自觉承担社会责任，作品中渗透着作家浓重的苦难意识。

关键词：苦难意识 寻根文学 新写实小说 现实主义冲击波

笛卡尔提出了世界的二元对立模式，城市和乡村是文学创作中一个相对的存在。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十亿人口八亿在农村，再加上出身农民的作家较多，而既使出生在城市的作家也大都有上山下乡的生活经历，因此新时期的乡土文学创作呈现出庞杂而又丰富的面貌，创作数量之多，创作范围之广阔，使每一个置身新时期文学研究的评论者不仅瞠目结舌。

但回望乡土文学的创作历程和创作实践，中国农村社会一幅幅美丽、真诚、善良、纯朴的图画呈现在我们面前，同时，一幅幅农民愚昧狭隘、农村落后闭塞，乡村人际关系的复杂丑陋也传递给了读者。作家们真诚地指出了乡村中的真善美，同时也毫不留情地鞭挞了假恶丑。正是这样两幅互相补充、互相交织的画面，构成了我们对乡土社会的整体感知。乡土作家们用饱蘸着血和泪的笔深切地描述着真实的乡村、不断演进发展的乡村，用他们的真诚，用他们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用他们的良知，诉说着一部部有苦难意识的作品。

一

70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文学创作复苏的大好形势下，乡土文学继往开来，又有新发展，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的乡土小说作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重新焕发青春、执著追求的刘绍棠；以“探索人生”作为其文学主张的高晓声；汪曾祺的“风俗画小说”；古华的“乡镇文学”；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柯云路的“新星”文学；叶蔚林的“潇水”风情；姜滇笔下的“水乡风俗画”；李杭育的“葛川江小说”等等，都是80年代前期引人注目的乡土文学篇什。

他们是在继承现代乡土文学和五十年代的乡土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或效法鲁迅，或推崇沈从文，或受贿于赵树理，或师承孙犁，或得蹇先艾指教，或受周立波风格熏陶。“为人生”的文学、风俗画、山药蛋派、荷花淀派、茶子花派风格在他们笔下都有体现，同时他们又在多方面突破了这些流派的风格，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特色。

其中为当代文坛首先吹来一股清新凉爽的风的是汪曾祺。他早在1949年就有《邂逅集》发表，其文风直承其师沈从文，在解放前虽未大建树，但是是深谙“京派小说”的创作风格的。1980年，他以一篇《受戒》震惊了文坛，紧随其后，又有《大淖记事》、《异秉》、《岁寒三友》、《八千岁》等一系列故乡怀旧乡土小说相继发表，以清新恬淡的情调、清新隽永的风格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江苏高邮水乡具有人性美和人情美的风俗画，荡涤了读者被长期禁锢几近发霉的心胸，吹走了单调浑浊之气，使我们的心变得透明。这主要因为他本人对于对“风俗画”的偏爱。汪曾祺自幼就颇爱“风俗画”，也爱看讲风俗画的书，对于故乡包括各民族的风俗极有兴趣。形成他“风俗画”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沈从文对他的影响培植。汪曾祺用他如花妙笔歌颂着他生根之地美丽怡人的水乡风光，也歌颂着水乡的乡亲们。

高晓声被称为新时期初具有“鲁迅风”的作家。鲁迅之所以做起小说来，其目的在于揭出痛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高晓声深得鲁迅之精神，当他重返文坛之时，首先想到的是要“为农民叹叹苦经，把他们的苦处说一说”，“通过自己的作品反映一些农民的状况，以求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不仅表明了作家坚持多年而始终不悔的现实主义创作宗旨，同时也道出了高晓声的“忧国忧民”、“为民请命”的思想感情何等深切。他以苏南农村生活为题材，以普通农民的生计小事反映农民坎坷命运和时代的大主题。《李顺大造屋》是住的问题，《“漏斗户”主》是吃的问题，《拣珍珠》是男婚女嫁。尤其是他塑造的陈奂生形象，我们不仅从他身上看到了中国农民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的美德：勤劳、质朴、善良和惊人的忍耐力。但也不时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阿Q相。阿Q式的奴性，阿Q式的面子观，阿Q式的小报复，阿Q式的妄自尊大，在他身上都有着鲜明的体现，高晓声自称其作品有一个总的主题，“就是促使人们的灵魂完美起来。”他一方面从总体上把握农民身上闪光之点，同时以更多笔墨具体地写他们身上因袭的重担及在认识和掌握自己命运过程中的心理历程。

很明显地，新时期乡土小说作家继承并发扬了先辈们的优良传统，汪曾祺选择了乡土写意道路，高晓声则走了乡土写实道路，而古华可说是将两者有机融合的一个作家。古华自觉追求“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的艺术风格。古华小说多描写五岭山中那一个个颇富异域之情的小乡镇（芙蓉镇、南湾镇），一座座瑶汉杂居的山寨（浮屠岭、相思坑、“九十九堆”），或者是一片高树蔽日、人烟稀少的大山林（红毛坑）。这些小镇、山寨地理位置上好，风景好美，礼俗多，故事多，人物奇。古A正是依据这富有特征的地域，将以人物命运、历史变迁、社会演进和对特有的风俗民情的描绘相融和，创造了包含着丰富内容的风俗画。

无论是汪曾祺的为健美的人性和人情欢歌也好，还是高晓声的就是促使人们的灵魂完美起来，还是古华的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都鲜明的体现着作家作为知识分子，自觉承担社会使命的强烈意识，渗透着健全人性人情的苦难意识。

二

社会在不断的发展进步，文学也应随之找到更适合此时代的文学模式。1985年，传统向现代转型期社会中国文化的历史性选择和出路，是横向移植西方文化，还是复兴和重建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人们共同探讨的时代性课题。拉美“爆炸后文学”成功的启示，给作家们指出了一条光明的出路，于是一大批有鲜明地域特色，负载着民族根性优劣的作品登上文坛。

寻根文学作品呈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个性化的创作气质。韩少功的《爸爸爸》，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张承志的《黑骏马》，王安忆的《小鲍庄》，陕西作家群的创作，等等。正如丁帆在《中国乡土小说史论》中说：“‘寻根小说’家们也把民族的根性分为优劣两种，其目的是要弘扬其‘优根性’。然而恰恰相反，在众多的‘寻根小说’作品中，那种用批判的眼光去扫描国民劣根性的作品却是占着绝对优势的比重。”这场有理论攻势，同时也产生了众多作品的文学运动最终走向了对自己的否定。但是，面对改革开放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时期的危急形势，以及毋庸讳言的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异，这场从自身寻求崛起希望的意图，也是包蕴着为民族复兴竭尽赤诚的苦难意识的。

八十年代末期，在寻根文学和新潮实验小说的影响下，新写实小说产生了。它把人们的视野由遥远的蛮荒拉向了真实的存在，吸收新潮小说形式技巧探索的成功， “以生命的悲剧意识来抒写现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在“新写实小说”中，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关于乡土的力作。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刘恒和刘震云。刘恒的《粮食》、《伏羲伏羲》等，刘震云的《塔铺》、《故乡天下黄花》、《温故一九四二》，王安忆的《岗上的世纪》等，用解构的态度颠覆了乡村政治文化。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就是一个最为鲜明的例证。“小说表述的是作者对于颠覆几千年来形成的乡土政治文化格局的无奈与愤怒。那种强烈的人道主义和人性的主观意念的介入，形成整部作品的唯一视角。尽管它是包裹在‘反讽’透镜中”。但是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这些有关乡土的作品无一例外采取了借古讽今的视角，把批判的力度伸向对过往事件的透视中。

进入90年代，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国家社会意识形态，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众多媚俗化的作品，90年代电视剧《渴望》的热播即是明证。学术界对于“王朔现象”“废都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人文精神大讨论”也正面展开。越来越多现象表明，关注个体生存状态，关注自我，成为一种新的趋向，象陈染、林白的“私人化小说”，卫慧、棉棉的“七零后写作”，文学的“载道”功能逐渐削弱。但被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创作打破了人们的疑虑，呈现出真实的都市和乡村。乡土方面的代表作家有刘醒龙、何申、关仁山、张继、陈源斌、阎连科等。他们积极关注当下的生活，关注社会下层百姓的窘困处境，关注社会改革途中的曲折与艰难，也关注现实生活中种种不良的倾向和风气。

从新时期初的汪曾祺、高晓声、刘绍棠们，到寻根文学，到新写实，再到90年代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乡土小说家们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幻着自己的创作视阈和创作方法，但唯一不变的是那充满着强烈人文关怀精神，以及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苦难意识。正是一代又一代乡土作家的笔耕，才完整地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农村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