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科学发展观与新儒学的道德认知教育

摘要：当代主知型德育模式认为，德育旨在帮助个体正确理解和掌握道德概念，促进个体道德认知能力的发展。用何种理论来引领个体道德认知发展是当代教育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用新儒学的优良传统与科学发展观的现代意识，来引领大学师生道德认知全面、和谐、可持续性的发展，不失为一条道德认知教育的可行之路。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新儒学；道德认知

中图分类号：G641 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1）09-000-03

德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的要求和受教育者的需要，遵循品德形成和发展的规律，采用言传身教等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培养受教育者思想品德的活动。狭义的德育专指道德品质教育，包括个人私德教育、社会公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广义的德育则包括道德品质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现代大德育观把法制教育、环境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也纳入了德育的范畴。

个体的道德品质由知、情、意、行四个要素构成，德育的实质就是促进个体知、情、意、行的发展。知，即道德认知，是人们对是非、善恶、美丑的认识和评价，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道德观念、信念和评价能力。情，即道德情感，是指个体根据一定的道德标准去评价自己和别人的行为时所产生的一种情感体验，如爱好、憎恶、愉快、悲伤、同情、失望等。意，即道德意志，是指个体在实现一定的道德行为过程中为克服一切内外的阻力和困难所需的努力。行，即道德行为，是指个体在一定的道德信念和情感的指导下所采取的行为。知、情、意、行四个要素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互相转化的关系。其中知是基础，行是关键。提高个体的道德认知，有助于培养个体的是非观念；个体有了正确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又有助于提高个体的道德认知，形成正确的道德信念，促使个体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同样，个体的实际行动，又会反过来加深和提高个体的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增强个体的道德意志。从道德认知开始，经过道德情感的体验和道德意志的培养，转化为道德行为，再经过道德行为的反复实践，养成道德习惯，构成了个体思想品德形成的全过程。

现代德育有很多种模式，如果从知、情、意、行的角度来划分，可以分为主知型德育模式、主情型德育模式与主行型德育模式。其中注重培养个体品德能力的主知型德育模式是当代德育的主流。传统的主知型德育模式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他认为“知识即美德”，个体的大脑犹如盛装美德的袋子（the bag of virtues），德育过程主要是把社会公认的美德――勇敢、公正、诚实、勤劳等等装进个体的头脑中，个体拥有有关美德的知识，就能够正确判断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进而采取相应的道德行动。这种观点，很早以前就遭到了他的再传弟子亚里士多德的质疑。科尔伯格等人倡导的当代主知型德育模式，在对传统的主知型德育模式进行扬弃的基础上，强调各种品德能力在个体品德发展中的作用，主张通过一定的程序、步骤，培养个体各种品德能力。德育不仅要帮助个体正确理解和掌握道德概念，更重要的是促进个体道德认知能力（包括道德理解能力、道德判断推理能力和道德选择能力等）的发展[1]。

用何种理论来引领个体道德认知发展是当代教育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笔者认为，新儒学的优良传统与科学发展观的现代意识，完全可以引领大学师生道德认知的发展，为营造和谐美好的大学校园，促进大学师生个性全面、和谐、可持续性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

一、把科学发展观与新儒学精神作为道德认知的核心理念

新儒学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全盘西化的思潮在中国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不断蚕食鲸吞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之下，产生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新儒学的学者们大多是学贯中西的大家，他们坚信并坚守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阵地，认为产生于中国本土的儒家文化闪耀着人文主义的光辉，具有永恒的价值，他们不是被动的“西化”，而是主动地“化西”，即自动地自觉地吸收融化、超越扬弃西方文化，努力保留中西文化的精华，以此寻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新儒学可以与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实现良性互动，新儒学的诸多精神因子经由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完全可以进入中国当代先进文化之列。如以人为本、以德治国、和谐发展等等一些新儒学的理念，已经融入国家的政策当中，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

科学发展观是在邓小平发展理论指导下，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总结了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吸收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成果，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对我国在新世纪新阶段为什么要发展和怎样去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科学回答。科学发展观是按照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相结合的要求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发展观，也是对形形的非科学发展观的彻底否定，它充分体现了当代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2]主席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求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的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3]。

二、树立民族自豪感，重构民族自信心

大学教育，究其实质而言，就是继承并弘扬“已然成熟的精神”――人类已有文化，尤其是本民族已有文化的精华，创造并发现“正在成长的精神”――人类未来文化，尤其是本民族新文化的精华。大学师生，作为传统文化最后的坚守者和新文化的创造者，必须担当起反思社会和引领社会的使命。1936年4月，竺可桢在就任浙江大学校长的演说中指出：“我们应凭借中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养成有用的专门人才；同时也必须根据本国的现势，审察世界的潮流，培养成的人才才能合乎今日需要。”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诸君到大学来，万勿存心只要懂得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为拯救中华，做社会的砥柱。”竺可桢先生的观点，同样适用于今天的大学。

上个世纪80年代，实力派诗人欧阳江河写了一首《汉英之间》，感叹汉语的危机和英语的强势：“一百多年了，汉英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如此多的中国人移居英语，/努力成为黄种白人，而把汉语/看作离婚的前妻，看作破镜里的家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独自一人在汉语中幽居，/与众多纸人对话，空想着英语，/并看更多的中国人跻身其间，/从一个象形的人变成一个拼音的人……”汉语的危机，实质上所反映的是中国文化的危机，面对欧阳江河痛彻心扉的诗行，面对英语，实质上是面对以英语为载体的西方强势文化，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内心深处都会泛起阵阵悲凉，除了“黄种白人”，哪一个中国人会愿意放弃自己的母语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当代新儒家的创始人熊十力先生，早在中国文化遭受西方冲击更为剧烈的上世纪20年代就指出，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是“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王阳明《咏良知》）。他们的确是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些糟粕，但是，他们倒脏水的同时，把健康的孩子也一并倒掉了。正如孙中山先生在一个世纪以前，讲到中国传统美德时所言：“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先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斤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4]他们也的确沿门持钵好不容易化缘到了民主、科学、自由等一些西方的先进理念，可是他们学到的往往只是民主、科学、自由的皮相，不能很好地让中西文化取长补短水融，用以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更糟糕的是西方文化中被过度滥用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等观念也一并进入了中国社会。

一百多年以来，无数的仁人志士一直在努力寻求中国社会发展的理想途径，君主立宪制、三民主义、新儒学、新民主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等都是有益的探索，但是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彻底完成。由今观之，科学发展观与新儒学不失为解决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实现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二件利器，我们只有树立民族自豪感，重构民族自信心，拿起这二件有力的武器，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地迈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建构全面、和谐、可持续的发展观

当今世界越来越注重全面、和谐、可持续性的发展，无论是在政治经济领域，还是在文化教育领域，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是如此。和谐德性是推动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关键要素。个体全面、和谐、可持续性的发展，使德性认知、德性情感、德性意志、德相互协调共同发展，使个体在发展过程中能够统筹个体善与公共善、民族善与普世善，并把和谐作为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内心的最主要的德性。

2010年7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总理总结全面发展的杰出人才的身心特点时，指出“中外历史上许多杰出人才，尽管从事的职业不同，但他们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集科学、文学、艺术、哲学于一身，表现出全面的良好素质。究其原因，科学、文学、艺术、哲学的结合使他们想象力更丰富，视野更开阔，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和掌握事物的规律，因而获得广泛的成就。”[5]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杨武之是杨振宁的父亲，他虽然是数学教授，但是十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杨振宁的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初中一年级与初中二年级之间的暑假，父亲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我《孟了》，雷先生介绍他的得意学生丁则良来。丁先生学识丰富，不只教我《孟了》，还给我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是我在学校的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到的。”[6]

现代物理学之父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同时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提琴手，并且有较高的文学才华。他曾经深刻地指出：“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产生强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7]爱因斯坦反对学校以直接教授学生在今后生活中要直接应有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主的做法。他认为不能把个人当作死的工具来对待。他强调，“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照我的见解，在某种意义上，即使对技术学校来说，这也是正确的，尽管技术学校的学生将要从事的是一种完全确定的专门职业。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理论，并且学会了独立地思考和工作，他必定会找到他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种主要以获得细节知识为其培训内容的人来，他一定会更好地适应进步和变化。”[8]

四、弘扬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精神

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坤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坤》）。君子得天地之精华，自当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梁启超1914年11月5日在清华大学演讲，即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勉励清华学子，先生希望清华学子以坚忍强毅的精神，崇德修学，逆风而行，知难而进，做民国的中流砥柱，担负起振兴中华的重任。先生说：“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9]先生又说“乾象言，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暴十寒之弊。才智如董子，犹云勉强学问。”[10]此八言后来逐渐演变为清华的校训，成了清华精神的象征。当代大学师生也当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自勉。

五、养成慎独的道德自觉性

“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这段话出自儒家经典《大学》，大意是说，小人独处时会干种种坏事，当他们看见君子光明磊落的行为，就会掩饰自己的恶行，伪装善良，可是人们眼睛是雪亮的，伪君子丑陋的灵魂迟早会现出原形。君子的美德善行，是发自内心的，无论人前人后，无论群居独处，其行为举止都是一致。《中庸》云：“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微，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说，君子对自己未曾见闻的事物都要戒怯，以使自己时刻不脱离道德规范，即使在人所不知的暗处，也要防止不合乎道德的念头的出现，即使是最微小的不合乎道德的念头，也要防微杜渐不能任其发展到明显的地步，这表明君子要做到慎独，必须以高度的理性自觉为基础，将道德规范化作内心的信念，时时刻刻约束自己，要诚心正意地按照道德规范行事，自觉自愿做到慎独。有没有慎独的道德自觉性是衡量个人道德高下的重要标准。刘少奇主席继承了儒家的这个优良传统，将慎独作为共产党员的一项修养，要求真正的共产党人“即便在其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其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11]。当代大学师生也应该养成慎独的道德自觉性，做言行一致光明磊落的真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