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离散儿童文学作品中的文化拼合探析

时间:2022-04-18 04:40:01

华裔离散儿童文学作品中的文化拼合探析

摘 要:中西方文化拼合是华裔离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加拿大著名华裔儿童文学作家余兆昌以儿童文学为载体, 把东西方文化巧妙地拼合在一起,以确立华人在加拿大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应有的地位,为中华优秀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积极贡献。

关键词:华裔离散文学 东西方文化拼合 余兆昌儿童文学作品

“离散文学”是指作者用旅居国语言创作的,描写在该国居住、生活的经历与体验的文学作品,具有跨国家、民族、文化、身份、语言的特征。在离散文学中,文化拼合现象是多元文化语境下非母语文学作品创作的一种文化现实,是母语文化与主流文化相互交融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

华裔离散文学当今已成为国内外文学研究的热门课题,为研究者提供了从后殖民主义角度考察身份认同、混杂、跨界、流亡离散等研究方向。在众多华裔离散文学作家中,曾获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文学奖”等多种奖项的第三代华裔作家余兆昌,深受母语文化与主流文化双重民族属性的影响。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讨和解析余兆昌儿童文学作品中中西方文化拼合现象。

一、中、西方家庭伦理观的拼合

移居到国外的中国人,在当地所构建的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男性为中心、具有严格等级界限传统氏族——家族社会结构,崇尚的是德性文化,而西方社会追求的是以个人或党派利益为基础的国家体制结构所导致的征服性文化,这是中、西文化基因的最大差别所在。

“男权至上”是余兆昌笔下加拿大华裔男人们处理家庭事务的“天条”。因此,作为“家长”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在西方人看来显得十分的“不可理喻”,如《三叔的诅咒》中“三叔”对女性的歧视愚昧至极,居然打算把家里的所有的女性赶回中国,而“父亲”则把女儿当佣人使唤;《来自金山的传说·禁果》里农场主冯先生无情地扼杀了女儿和农场白人工人约翰逊的真挚爱情;《儿子与女儿》中暴发商人梅先生偷偷地回到中国,目的居然是狠心地用亲生的双胞胎女儿换来别人的双胞胎儿子,以“子承父业”;《草原的夜晚,1939》里的戈顿屈从母亲压力,宁可牺牲事业也要回国生儿子等等。

“百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奉行了几千年的伦理信条。在《金山的传说:华人在新世界的故事·火车的精神》中,朱为了让父亲的“亡灵”得以安息,一丝不苟地按照“鬼魂”父亲的要求,把父亲和他的同伴“以筷子为骨,稻草席为肉,裹起来捆紧后放在山顶鹰巢之上,覆之以土,浇之以茶”。余兆昌借这个故事生动地向西方世界宣示了“子从父命”的中国孝道传统。《幽灵火车》里的单臂女孩儿春怡,不远万里来到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寻找已经身亡的父亲,在梦中受父亲“鬼魂”之托,克服重重困难画出了无数华人苦力用生命修建的铁路和他们来不及享用的火车,以中国式传统礼节祭拜先父和其他丧生华工的在天之灵,并成功地把这些魂灵送回了中国老家,让他们魂归故里。《玉项圈》中的燕颐则为了拯救父亲,把其生命中有着极其重要地位的玉项圈抛向了海里。在这两个故事里,余兆昌刻画了两位极孝顺的中国女性形象,可谓感人至深,催人泪下。而在西方,上帝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为了上帝可以牺牲一切,《圣经》中就记载有,亚伯拉罕打算把他唯一的儿子以撒作为燔祭献给上帝。中西文化的不同和拼合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西方文化强调而中国文化则强调世俗的伦理道德。

生活在重男轻女、男权至上家庭伦理中的中国女性更是余兆昌笔下的一大亮点。他们中有在白人主流文化的帮助和影响下走出了中国式家庭、甚至中国式社区,成功融入加拿大主流社会,逐渐成长起来的华人女性,如《教我飞翔,空中战士》中的第三代华人移民女孩莎伦、《三叔的诅咒》中的女英雄莉莉安、《草原寡妇》中意志坚定的金美·余等;也有用自己的能力证明自己和男人一样能干的女性:《玫瑰,在新雪上歌唱》中的美琳、《儿子与女儿》中险些被父亲抛弃的双胞胎女儿等;还有以孩子丈夫为中心、望子成龙的女性,如《谁放的火?》中参孙的母亲、《竹子》里的明等;以及为亲朋好友两肋插刀的侠义女子,如《舒丽和塔玛拉》的舒丽、《今夏之事》的孪生姐姐等等。余兆昌笔下的这些女性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点:一方面,由于受家庭熏陶,她们身上有着诸如勤俭、诚实、尊敬长辈、富有责任心、勤奋、无私奉贤等中国式传统“良家妇女”的典型特征;另一方面,又由于周围环境的影响,或多或少接受了加拿大文化的洗礼,逐渐摆脱了“男尊女卑”思想束缚,自信、独立、勇于探索、个人英雄主义等西方观念也逐渐渗入他们的意识中。

可见,中国封闭的家庭模式及由此产生的传统观念和加拿大自由、平等的家庭伦理及多元化的社会环境的相互交融,促成了加拿大华人艰难却又顽强地成长,他们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摒弃着其中的不合理、荒谬成分,并逐渐融入到较为开明的加拿大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中。

二、加拿大文化背景下的中国民间传说、地方习俗、文化符号

中国民间传说中的“鬼”是人死后留下的魂魄,“Ghost”的英文意思是“幽灵”,两者之间有相似的文化内涵,也有本质的区别。在中国文化中,“鬼”大多是负面的、不好的,而西方人心目中的“幽灵、精怪”则不完全是恶意的。余兆昌的作品中,“鬼”是至关重要的角色。在《金山的传说:华人在新世界的故事·火车的精神》和《幽灵火车》中,“鬼”是父亲的亡魂;《亡者的金子及其他故事·深掘》中,“鬼”是借人身体以存放自己灵魂和记忆的逝者。“鬼”在《城邦里的男孩》中则化身为友善的精灵,在《金山的传说:华人在新世界的故事·信使陈和夜河》中又化身为水中忏悔的精怪。这些“鬼”或“幽灵、精怪”都不是吓人害人的妖魔鬼怪,而暗喻在白人社会中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华人魂魄,他们因为“冤魂无处安身”,只能借助这种方式,“穿越时空”,从“前世”游荡到“今生”,向自己的亲人或同胞诉说自己的悲惨遭遇和冤屈,希望在亲人或同胞的帮助下获得“灵魂”的安宁。所以,余兆昌作品中的 “鬼”或“幽灵、精怪”均是东西方文化拼合的产物。

在余兆昌儿童文学作品中,运用了大量具有中国文化寓意的特殊符号。如:(1)蛇。在中国民间,蛇是智慧、灵性、报恩、幸运、长寿、吉祥、超能力的象征。《金山的传说:华人在新世界的故事·火车的精神》中,当朱发现他用以下山的绳子变成了一条巨蛇爬上了埋葬父亲及其同伴的山崖时,顿觉有了蛇的保护,从此可以不再担心。这里的蛇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2)玉。在中国人的心中,玉乃吉祥之物,代表着吉祥、如意、财富、华贵,是辟邪、保平安的圣物,具有灵性。《玉项圈》中的燕颐把玉项圈抛向海里,拯救了父亲,这里的玉项圈显然就是保父亲平安的圣物;而在《玉坠》中燕伊的玉坠失而复得,实际上喻意着幸福的失而复得。(3)生姜。生姜本俱“令人温暖”的功能,中国文化中有许多关于姜的俗语,如“冬吃萝卜夏吃姜”、“家备生姜,小病不慌”、“饭不香,吃生姜”,由此可见“生姜”在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金山的传说:华人在新世界的故事·为心而生的生姜》中,美丽的华人姑娘烨娜把生姜作为“定情物”送给了远行的情郎,自此以后,小伙子始终把它放在心口,孤独时用泪水浸泡它,碰到困难时用它来鼓励自己,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块生姜也成了他们最好的朋友。在这个故事中,生姜因为有了烨娜的情和小伙子的爱,具有了永恒的神奇力量。这块“为心而生”的生姜具有强大的感人力量和文化情愫。余兆昌作品中还有许多这样的中国文化元素符号,如粤剧、竹子等,由于篇幅的限制,不作一一介绍。

余兆昌用西方人的文字,借西方人喜闻乐见的“梦幻、穿越”等写作套路,把中国的民间传说、地方习俗、文化符号融入其的作品中,有助于西方人理解、包容,继而接纳他们眼中“愚昧、迷信、粗鲁、不可理解”的中国人及其文化。

三、中国儒家、道家思想与加拿大国情、社会及自然环境的拼合

余兆昌的作品在努力诠释比较开放的加拿大主流社会与价值观及被移植到加拿大的中国传统的新型复杂人际关系的同时,也在尽可能地传播和弘扬儒家中庸、中和、和谐学说及派生出来的以和为主、以和为贵的文化理念。他大多数作品都有着皆大欢喜的结局,故事里的主人公无论遇到多少困难,最后都能如愿以偿。如《教我飞翔,空中战士》、《三叔的诅咒》、《玫瑰在雪地上歌唱:一个美丽的传说》、《幽灵火车》、《城邦里的男孩》、《玉坠》、《献给父亲的歌》等均是如此。这一创作思路带给人们希冀和安慰,非常契合儿童的心理需求,同时也与加拿大主流文学作品往往以悲剧结尾的写作模式形成了强烈对照,在倡导多元文化的加拿大社会,深得人们的赞赏和欢迎。

余兆昌实际考量了儒家的孝、家庭的和、民族的睦与宗族信仰等因素在加拿大多元文化社会中的实践,提倡以忍让、宽恕和互相了解、和而不同的原则,维系和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鞭挞、批判落后、腐朽的传统道德思想。如余兆昌在其《斯特拉福克纳足球明星》、《教我飞翔,空中战士》、《谁放的火》等作品中倡导的勤奋文明、艰苦奋斗、与人为善、追求完美的儒家思想,在西方主流社会也得到普遍的认可。而对儒家传统文化中重视男孩以延续家族姓氏和荣誉、兴旺家族等传统道德思想进行了无情的鞭挞、讽刺和批判,如《儿子与女儿》、《玫瑰,在新雪上歌唱》、《草原的夜晚,1939》、《草原寡妇》、《三叔的诅咒》等。

道家认为天道无为、道法自然,主张技法完善来自于实践,性别不是决定性因素。余兆昌笔下的女性人物的成功都体现了这一思想。《斯特拉福克纳足球明星》里,莎伦和克丽丝通过洒满泪水和汗水的训练获得了高超的足球技能,能够踢得像男孩一样甚至比男孩更好;《玫瑰,在新雪上歌唱》里,美琳的厨艺有着浓重道家神秘色彩,似乎这是她与生俱来的自然本能。此外,余兆昌还在其作品中大量运用道家思想、信条和实际技能如气功等,加强了其作品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三叔的诅咒》把道教实践和教育技巧发展到了高潮,用简单但让人信服的方式传授看似玄妙的技能、技巧。而在《教我飞翔》、《飞走》、《学习飞翔》等作品中,对“飞”的创造性使用,可谓达到了道家精神境界的极致,体现了庄子《逍遥游》中“鲲鹏展翅九万里”翱翔的原型。当然,余兆昌在其作品中对道家理念大加赞赏,除了其华人的文化背景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加拿大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为道家思想和实践提供了充裕的空间。

正是借助孩子般天真无邪的人生态度,立足独特的视角,注重传统与现代、母国与旅居国的国情、社会及自然环境的文化异同,余兆昌成功地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和精髓与加拿大主流文化融合在一起,为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积极贡献。

项目名称: 本文系 2011年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北美华裔离散文学中的中西方文化拼合研究”阶段性成果 (课题编号11wx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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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南昌航空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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