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人爬黔灵山”背后的经济与心理效应

“贵阳每天差不多有十万人爬黔灵山”。老实说，我第一次听一位朋友这样说时，吓了一跳。十万人！什么概念？有那么多吗？

很快，能干的责任编辑对此说法进行核对的短信就发来了。尽管没能联系上“新闻发言人”（黔灵公园居然还有新闻发言人！），但了解到一组相关数据：“黔灵公园日接待量为3～5万人，节假日可达6万余人。普通年票150元/人，优惠年票（专门针对老年人）100元/人。日接待量中老年人占一半以上”。

准确的数字似乎只是传说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可见朋友的话，也存在夸大与渲染。但爬山者众，确是事实。从城市区位来分析，黔灵山坐落于贵阳市云岩区的一角，每日有3～5万人爬山，何等壮观！它至少说明，城市面积日益扩张的今天，黔灵山已经成为一定规模人群生活的必需地。

这调动了我的有关记忆。一晃离开贵阳16年，说起此山，就会想起小学中学时去烈士纪念碑扫墓、去动物园看狗熊；上大学，无病地写“黔灵山游记”命题作文。上世纪九十年代，还因扶贫到贵阳，两次夜上弘福寺茶园喝茶。夏秋时节，月色通天，黔灵山被松涛包裹。山泉浸泡着碧绿的毛尖，品茗修心，全球化的激荡、工业化的喧嚣，都过滤在了山外。当时朋友们说了什么，现已全无印象，但“黔南第一山”的这份清幽与厚重却一直难忘。

由此看来，黔灵山可以是心灵的避难所、社会的减压阀、失意的消散地、文化爱好者的天堂。有人告诉我，黔灵山的爬山者大多是40岁以上的人。他们成群结队在此吸氧、锻炼、唱歌、自娱自乐。今年8月，因为要进行教育方面的调研，我去了黔灵山脚下的贵阳十七中。调研结束时将近中午，一位老同学跑来，特意请我在十七中围墙外的一个小巷中吃杨氏羊蹄粉，恰巧碰见了两个也在这里吃粉的爬山人。他们一大早爬完黔灵山，顺路买菜，然后刻意转弯抹角来到这个小巷中，支出20元左右，买来一碗粉、一根炖得■软的羊蹄、一碗鲜美的羊肉汤，再加一瓶二两装、茅台镇产的小瓶白酒。他们占据了店家摆在小巷街角的一张餐桌，吃得津津有味，喝得面红耳赤。桌子上放着一张不知是不是他们买的晚报抑或都市报。两人边吃边读边发牢骚和感慨，旁若无人，不亦乐乎。我们凑过去，聊起来，才得知他们都是提前退休或下岗的国企与集体企业职工。现在的生活基本是爬山，买菜，找地方吃早餐与中餐的“合餐”， 然后回家睡午觉，搓麻将，烧晚饭。爬山俨然成了他们的日常“工作”，这是因为爬山不仅能给他们带来健康，还能提供一种与风云巨变的社会拉开距离后的心理平衡。在这个不好赚钱的年份，两个贵阳汉子，苦中求乐、自我充实。

或许这正是一份典型的社会图景。以经济学的眼光，这很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樊纲在《走进风险的世界》一书中《酒馆、盒饭、理发摊》一文中写的，在北京花1/6的工资作成本，两个人不畏艰难地跑大老远的路凑在一起聊两个小时的天那般，“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的反应”。 作为一个转型国家经济最落后地区之一的省会城市，人们在经济结构调整中走进了与“跨越式”发展相悖的“二元结构”之中。区域中的城市经济，正在与外部的差别不断拉大，甚至出现“刚性断裂”。在效率优先中，一些人被甩到了柔性减痛的自为状态之中。但与金融海啸中“失业的华尔街精英”相比，他们只要付出150元人民币的年票“交易成本”（一天的费用只有四毛一），就可以走进大山，摸着石头，获得与有“黔南第一山”美誉的黔灵山构成和谐的一份补偿。没有沿海城市那么多的压力与快节奏，只有被切割揉搓之后，清风古韵对心灵的抚慰。因此，假如我是贵阳市市长，就会由衷地向黔灵山致敬。因为特定时空格局中，此山成了此座城市经济的晴雨表，为社会稳定与文化复苏，提供了一份“背书”。

退后几十年，黔灵山是一片郊野山林。从“远山的呼唤”，到城市中央生态公园，这是黔灵山在这改革开放30年间的一个巨大区位变迁。我只在美国纽约，才看到有一个类似的中央生态公园。比尔・盖茨与克林顿新近在向世人推荐马克・佩恩的一本新书《小趋势》。书中说只要有1%的人共同做一件事，就意味着存在一种“小趋势”，而小趋势中却潜藏未来的大变革。因此，不管是3万5万还是10万人爬黔灵山，都超过了贵阳市人口的1%。贵阳的小趋势代表了贵阳人对与环境相和谐的生存方式的追求，也提出了构建与此相适应的服务业要求，以及进行互动的经济模式与空间结构的需求。十万人，多大的市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