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中巴关系的重大转变

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今年是两国建交60周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我从1960年至1966年任驻巴大使，在任六年期间，经历过许许多多的事情，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是中巴关系的重大转变和护送李宗仁秘密回国。

巴主动采取措施，两国关系由冷变热

巴基斯坦和印度在历史上原属一国――印度，近代以来沦为英国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英国 “分而治之”的方式下，印度于1947年8月独立时分别成立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过去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两大教派之间的仇恨很深，分治又因克什米尔的归属和其他未定边界（两国有长达2000公里的边界线）产生摩擦，印巴之间经常发生争吵乃至武装冲突。同时，巴基斯坦与西北邻国阿富汗也因为巴克同尼斯坦（即普什图尼斯坦）的归属搞得不甚愉快。在这种形势下，1954年巴基斯坦与美国签订了《巴美共同防御援助协定》，继而又在同年9月和次年9月先后参加了由美国拼凑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后改称“中央条约组织”）两个军事联盟，并且成为上世纪50年代亚洲接受美援最多、受美控制最深的国家之一。因此，中巴虽然建交较早，但关系一直不大好。

进入上世纪60年代，巴基斯坦的政治态度开始变化。1960年1月我出任驻巴大使之初，巴基斯坦仍然顾虑与中国发展外交关系会开罪美国，从而影响巴基斯坦自身从美国获得援助，因此对我国的态度仍然比较冷淡。但与此同时巴基斯坦也逐步认识到，中国不是巴基斯坦的敌人，特别是在对待克什米尔问题上，中国持不介入的公正立场，从不偏袒某一国，使巴基斯坦人民大加赞赏。巴基斯坦认为，中巴两国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便主动采取措施同我国改善关系，使中巴两国的外交关系由冷变热，两国逐步成为友好邻邦。

主动提出谈判解决边界问题

首先，阿尤布总统于1961年3月亲自出面向我表示，希望同我国谈判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并拟以此为开端改善对华关系。当时阿尤布总统出访欧洲回国不久，令人给我大使馆打电话，说总统急需见我。见面略微寒暄后，总统开门见山地说：“我们两国有着共同的边界，虽然不很长，但是我觉得我们两国应该通过谈判，把边界正式划定下来。请你报告贵国政府。”事前我根本没有估计到总统会谈起此事，所以也猜不透他这么做是出于什么考虑。我当时只好答复，将尽快把他的意见转告给我国政府。

为了促成谈判，巴方主动做出一些友好姿态。巴基斯坦各报不仅基本停止发表或者转载西方攻击、诬蔑中国的文章，而且不时出现要求同中国改善关系的言论，并大量转载我国的消息和报道。巴基斯坦政府一改在联大长期追随美国的做法，在1961年12月转而对美国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投了弃权票，1962年又进一步投票支持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这在当时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国中是绝无仅有的。和陈老总赞赏巴基斯坦此举是“勇敢的行为”。同年，中巴两国签订了贸易协定，巴方还提出与我国签订航空运输协定和分别修筑连接两国公路的协定。上述种种迹象表明巴基斯坦同我国发展友好关系的决心。

巴基斯坦是和西方结盟的国家，曾经跟随美国反华，现在外交政策转变是否有什么背景，对此国内相关部门心存疑虑。而我身处中巴关系一线，和驻在国领导层有近距离接触，通过观察、分析、了解，我认为巴方外交政策的转变具有客观因素，有根据，可以相信。我通过回国开会和休假的机会，多次向部党委、面呈我的观点。后来，召集外交部、外贸部、安全部等相关部门召开专门会议。说：一线的大使提出驻在国问题的看法，总有他的道理，不妨试试，边观察边定政策。在总理的指示下，国内相关管理部门逐步消除了对巴疑虑，决定开始同巴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准备试着签订临时边界条约和航空协定。

1962年2月我国复照巴方，同意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同时根据指示，向巴方明确指出：在克什米尔归属问题得到解决前，比较恰当的做法是中巴先对两国间目前实际存在的共同边界的位置和走向达成一个临时性的协议，但要在协议中规定：巴印解决了克什米尔归属问题后，有关的当局将同中国政府重新进行谈判，以签订一个正式的边界条约来代替这个临时性协定。提出的这个办法，既坚持了原则，也体现出我国外交政策的灵活性，推动了问题的解决。

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两国边界问题，既有助于中巴关系的改善，也丝毫不影响巴印关于克什米尔归属问题的争议和解决。巴基斯坦同意了我方建议。双方遂于同年10月开始边界谈判，并很快达成协议。1963年3月，两国政府签订《关于标定中国新疆和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议定书》。这为中巴两国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实践证明，这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正确决策。

中国是真正可以信赖的朋友

在巴基斯坦遭遇外来武装冲突时，中国在多方面进行援助，赢得巴基斯坦举国上下的感激，广大群众普遍认为中国是巴基斯坦经得起考验的真正朋友，我国在巴基斯坦的影响空前增大。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游行庆祝，还到中国驻巴使馆登门感谢、赠送鲜花。有一次，许多人自发地成群结队涌进大使馆，在院内围墙上书写对华友好标语。当时，我因办事去了拉瓦尔品第，他们就抬起在场的政务参赞徐英在院子里绕着圈地行走欢呼，那种热情友好的气氛，感人肺腑。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到巴基斯坦的茶馆、饭馆均受到极其友好的欢迎，还常常得到免费招待。火车站的老百姓也多次给访巴时乘火车的中国代表团送去汽水等饮料，然后分文不收地悄悄离开。总之，中国人所到之处，当地群众通常都要想方设法表示友好和感激之情。

经过许多突发事件，巴基斯坦领导人更加确信，在事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是真正可以信赖的朋友。官方还出面支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声势浩大的感谢中国的活动，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巴关系的发展，也使两国友好的基础进一步巩固。巴基斯坦外交秘书（即外交部副部长）阿默德对我说：“我们的国家在困难的时候，你们给了我们最大的援助，无论是我们本届政府还是以后任何一届政府，都永远不会忘记中国。”外长布托表示：“在巴处在危急的时刻，中国人民坚定地站在巴基斯坦人民一边，给予巴多方面援助，这种行动远远超出了人们对其亲密盟友所能企望的范围，给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带来巨大的力量，并将永远有助于巩固中巴两国人民的友谊。”阿尤布总统说：“巴十分感谢中国的同情、支持和积极合作，中国一直站在巴基斯坦一边，巴中合作是非常有成效的。巴目前和未来的外交政策都要把中国当作强大的同情者。”随后，他在亲笔写给刘少奇主席的信中再次表示：“当外来武装冲突强加在我们身上，当巴基斯坦人民处在紧急关头的时候，中国政府和人民同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站在一起，对我们的正义事业给予及时而慷慨的支援，你们这种崇高的表现，在两国人民之间织成了永恒的友谊和相互了解的纽带。巴基斯坦人民永远不忘。”

刘少奇巴基斯坦之行

1965年11月8日，阿尤布总统来华访问，和我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刘少奇主席说：“我们是真心实意地支持你们，我们是你们可靠的朋友。我们会在多方面尽我们的努力支持你们。”

阿尤布总统非常感谢中国给予的真诚支持，并邀请刘少奇主席在适当的时候访问巴基斯坦。1966年3月，刘少奇主席作为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巴基斯坦，受到了异乎寻常的热情接待。百万民众自发涌上街头，机场内外，人声鼎沸。欢迎的人流与我们的工作人员混为一体，着实让我们异常紧张，唯恐出现不测。使馆去机场接待的同志赶紧手拉手围成一圈，把代表团成员围在中间。负责保卫工作的巴基斯坦警方万般无奈，只好请刘主席、陈老总夫妇等九人挤在一辆临时找来的车上。陈老总是最后一位上车的，张茜同志在车上着急地对陈老总喊：“老总！赶快上车吧！”边喊边把陈老总往车上拉。在这种情况下，已无暇顾及礼宾规格，只好委屈陈老总坐在司机旁边的拉座上。而王光美同志乘坐的另一辆车途中突然抛锚，夹道欢迎的群众立即蜂拥而上，硬是推着车子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我与代表团被冲散后，既不知道大使馆同志在哪儿，也不知道自己的汽车在哪儿。由于担心代表团，尤其是刘主席和陈老总的安全，我只好在路上找巴方警察帮助，最终坐上了警车，惴惴不安地赶往代表团下榻的宾馆，直到亲眼见到他们已平安抵达宾馆，我那颗悬着的心方才平静下来。

刘少奇同志这次巴基斯坦之行获得圆满成功，代表团所到之处，沸腾的欢呼声和热烈的掌声不绝于耳，纵情的欢笑和激动的泪花随处可见，这一切充分表达了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亲密友谊和感激之情。阿尤布总统在欢迎宴会上说：“巴基斯坦人民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回忆他们在困难时刻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支持。由于你们伟大的国家在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自决权问题上，以及支持我国人民保卫他们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中所采取的正义立场，使我们中巴两国人民间的友谊进一步加强了。”刘少奇主席致答谢辞说：“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基斯坦反对侵略的斗争，巴基斯坦人民可以相信：当巴基斯坦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坚决反对外来侵略的时候，中国人民毫不动摇地站在你们一边。”

刘主席的这次访问是中巴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发展到高潮的标志。

倾注大量心血

日理万机的总理一直非常关心对巴工作，并经常给予具体指导，为中巴关系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曾多次正式访问巴基斯坦，并利用出国访问时多次途经巴基斯坦的机会频繁会见巴领导人。双方不仅谈及双边关系，还就当时的重大国际问题进行密切磋商，以便在国际事务中互相配合、协调行动。

曾指出，同巴改善关系符合中巴双方利益，对我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巴边界问题的解决，再次向世界证明：中国一贯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准则，坚持通过谈判与周边邻国解决边界问题，而不论其社会制度之异同。中巴关系的友好发展，也使我国获得了一条进行国际交往的重要通道，有利于我国摆脱美、苏的封锁与包围，同时我国与巴基斯坦的配合更好地孤立、揭露和打击了印度当时的扩张主义。

建国以来，我们出境有南北两条线，但一段时期内，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对我国进行封锁，因此北线不能走；南线是从香港出境，但香港是英属殖民地，残余捣乱，我们在南线也不方便走。在南、北线都受到夹击的形势下，中巴航线的开通对我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巴航空运输协定》签订生效后，我国党、政及民间友好代表团出国，90%以上都走中巴航线。中国驻巴使馆为来往的代表团进行接待工作和安排住宿等工作量成倍增加，使馆工作人员也因此而增加不少。

我在巴基斯坦工作六年多，每次回国述职或参加会议时，当从外交部简报上知道我回国，通常都要召见我，听我汇报情况，并对驻巴使馆工作给予具体指示；有时我返任以前他还要再找我谈一次话。有一年我返馆前，因紧急事务急需前往上海，一时难以挤出时间单独见我，就让我与他同机去沪，利用旅途空隙同我谈话。指示：

一、作为大使首先应做好驻在国当权派和上层人士的工作，要求同存异，寻求和发展共同点，在共同点上多做文章，而不是强调相互间的分歧。与此同时，也要在驻在国政策允许的条件下，积极做好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的工作，要两条腿走路。但是作为外交来讲，主要工作对象还是统治集团的当权人物，这点无论如何不能动摇，不能片面强调人民外交。

二、在巴基斯坦退出“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以前，可以向巴基斯坦表示：我们理解巴基斯坦参加上述两个军事集团的真正意图是为了反对印度侵略，而不是反对其他国家；继续留在该组织内比退出的作用大得多。必要时可以在上述两个军事集团中发挥作用，反映我们的观点，中巴可以内外相互配合。

三、向巴方领导反复讲明：虽然我们两国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不同，但我们完全可以和平共处，长期友好合作。我们不搞革命输出，决不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各国走什么道路，靠本国人民自己选择。我们不会在巴搞情报，需要什么情报我们会向巴基斯坦明确提出。要通过反复耐心的工作，解除巴对我们的疑虑。

四、我们尊重巴基斯坦领土，如果巴基斯坦遇到外来侵略，中国不会袖手旁观，我们会尽力给巴多方援助，但决定因素还是靠巴基斯坦自己坚持斗争。提醒巴领导人，要搞好内部团结，注意自身的安全。

五、交朋友要坦诚相见，讲心里话，说话算数，不搞虚伪的那一套，使人觉得我们是可以信赖的。

我在担任驻巴大使期间，有幸亲历中巴关系由双方存在较深隔阂和疑虑，发展到相互逐步增进了解与信任，进而密切合作，并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友好相处的典范这一重大转折历程。

（丁国钰，1916年生，1933年入党。1932年参加红军。1950年10月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首席代表。1955年-1958年任中国驻阿富汗首任大使。1960年-1966年任驻巴基斯坦大使。1980年-1982年任驻挪威大使。1982年-1984任驻埃及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