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卧间的玄机

那一件件色彩、材质、样式，功能迥异的卧具，仿佛让时间在不经意间缓缓地倒流。床与榻，或精巧，或简约，或繁复，或庄重，或华美……透过它们似乎窥见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点滴，见到他们相聚畅谈、秉烛饮酒，或是享受夏日午后时光的清闲……

床、榻悠远的缘起

中国古代的卧具，从文献记载来看主要有床、榻二名，然而其功能不似当今日常生活中仅用于寝息的“床”。很多时候，床、榻因其陈设地点的不同往往兼有坐具和卧具之用。实际上，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床、榻出现的时间略有先后，其含义则经历了由狭至广、由专指到泛称的过程。

实际上卧具的起源当然要比文献记载的更为久远，例如在距今六千年的半坡遗址中就发现当时的人们在室内建有一土台作为休息之用，与半坡遗址同属仰韶文化的姜寨遗址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土台。这种设施高出地面约10厘米，宽3厘米，长150厘米，或许可以看作后来在北方地区至今仍广泛使用的“炕”的雏形，而作为独立形态出现的“床”则要从古文字中去寻找线索了。

随着甲骨文在十九世纪末的发现，通过众多学人的努力，从辨识出来的文字里我们终于发现了“床”的踪迹。在甲骨文中，“床”字一般是写作一个横置的“爿”字，表示“上”的意思。从这个象形字中可以推测，在商代的时候，“床”可能已不再是一个土台的样子，而是有了独立的造型。后来为了便于书写，“爿”改为竖形，并且在右边增加了“木”字边，表示“床”的材质，成为一个会意字。而现在使用的“床”字实际上是“林”的俗写体。

如果说甲骨文中象形的“爿”字含义仍有待推敲，那么《诗经·小雅·斯干》中“乃生男子，载寝之林，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之句则已经明确表明床作为卧具的属性了。其后《商君书·画策》中又有“人君处匡林之上，听丝竹之声，而天下治”的记载。“匡”字有方正之义，后来的文献中也有“方床”之谓，指一种较小的床，仅供独坐。《说文》一书中指出：“爿木，安身之坐也。”在《释名》中解说“床”的功能为：“人所坐卧曰林。林，装也。所以自装载也。”可见当时“床”字不仅指卧具，也可以指坐具。

后来常常与“床”字相提并论的“榻”字似乎出现得更晚一些，如《释名·释床帐》所言：“长狭而卑者曰‘榻’。”又进一步解释：“榻，言其体，榻然近地也，小者曰独坐，主人无二，独所坐也。”此处的榻显然专指坐具。据说由东汉服虔编撰的《通俗文》一书明确指出了床、榻的区别：“三尺五曰榻，独坐曰枰，八尺曰床。”似乎“榻”在使用功能上更偏向于坐具。

如此看来，床、榻尽管从名称上看是泾渭分明的，但是当你想要寻找一个清晰的定义时就会发现，要确定二者之间的界限绝非轻而易举。这就好比当你驾上一叶小舟驶到泾渭汇流之处才意识到，所谓“分明”原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要理解床、榻的异同，不能采取解剖式的简单方法，仅仅考究其纹饰、材质、榫卯……而要像学习语言一般，把自己沉浸于环境之中，这样许多问题便可以不言而喻、不解自明了。也许，只有回到历史的真实场景中，才能体会床与榻那微妙的差别，也才能意识到其所蕴蓄的深层内涵，洞悉那偃仰坐卧之间的玄机吧!

厅堂中识真君子

不论是床还是榻，也无论是用来坐还是卧，它总是要处于一个使用环境之中，也正是这个环境决定了它的功能，并确定了它的意义。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这些都无需多言，也不必多费笔墨去记载。然而当时光流逝，那留存下来的只言片语却令后人颇费思量。就床、榻而言，其陈设的主要场所在室内，按照中国传统建筑的布局来看，一般来说在宫廷中是前朝后室，在民间则是前堂后室。成语所谓登堂入室，讲的就是这样一种由外而内的顺序，明确地划分出内与外、公与私的界限。而建筑的格局一旦确立，其中陈设的器具就要与之相匹配。

厅堂是一个开放的场所，多用于聚会交流。魏晋之前，茵席和榻是较为常见的坐具，而榻在等级上又较茵席略高。在汉代的墓室壁画以及画像砖、画像石上都有许多宴饮歌舞的场景，坐在榻上的人物往往居于画面的中心，表明其使用者多是有身份和地位的人。1958年在河南郸城发现的汉榻也是很好的佐证。该榻为石灰岩质地，长方形，长87.5厘米，宽72厘米，高19厘米，四足截面呈曲尺形，更为重要的是榻面上刻有隶书“汉故博士常山大(太)傅王君坐榻”的字样。在这种场合如果使用床，也应该是与榻近似的独坐用具。而汉代另一位更著名的太傅—贾谊也有一段和“床”相关的逸闻：《史记正义》引《湘水记))说：“谊宅中有……一扃脚石床，容一人坐，形流古制，相承云谊所坐”。这一传说中贾谊所用的“床”可能就近似于《通俗文》中所谓的“坪”。

可见床与榻在当时都是正式场合的重要坐具，对使用者的身份是很挑剔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后汉书》中有关“下榻”的典故：“(陈)蕃在郡不接宾客，唯(徐)樨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当然，在榻上的正式坐姿是双膝着榻跪坐，这确实是一种较难持久保持的姿势，唯真君子能如此。如《三国志》注中引《高士传》记述“割席绝交”的那位管宁的事迹：“管宁自越海及归，常坐一木榻，积五十余年，未尝箕股，其榻上当膝处皆穿。”这里我们还可以体会出在厅堂中的床、榻不仅仅是坐具，同时还暗示着使用者的地位，无声地倾吐着主人对客人的品评。这种功能性之外的诉求，也许可以看作是源自中华文化的器物所独具的特性吧。

私密后室中的闲逸时光

相对于厅堂的开放，后室则是更为私密的空间，于此间陈设的家具更多的是对于舒适性的追求。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了两件保存相对完好的战国时期的大床，床长225厘米，宽136厘米，高42.5厘米，床身为框架式结构，六足，四面装矮栏，在正面和后面留有上下的入口，床身髹黑漆描朱色云纹。类似的床因其尺寸宽大，一直是“室”内的首选。《史记》中关于郦生见刘邦的场景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郦生不拜，长揖，曰‘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于是沛公起，摄衣谢之，延上坐。”可见当时的床和前述战国大床应该在高度上相去不远，如此才能有所谓踞坐洗足的情景。《史记》中记载的类似之事还不止一次：“淮南王(英布)至，上方踞床洗，召布入见，布(甚)大怒，悔来，欲自杀。”除去刘邦本人的市井出身以及自傲等原因，也可以看出床的使用者确实无需像用榻时一般正襟危坐，可以采用更舒适也更无礼的姿势。如果说刘邦的行为是“出身”问题，那么《晋书》中关于王羲之“东床快婿”的典故则另有一番风采：“时太尉郗鉴使门生求女婿于(王)导，导令就东厢徧观子弟。门生归，谓鉴曰：‘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成自矜持。惟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鉴曰：‘正此佳婿邪!’访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床和榻在魏晋之前的分野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清楚的，此后的南北朝时期直到隋唐，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时期，人们的生活起居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开始由跪坐逐渐转向了垂足而坐。而床、榻的分别似乎也渐渐模糊，从《韩熙载夜宴图》、《重屏会棋图》等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过渡时期床、榻的基本面貌。榻虽然仍是四面开敞的造型，但是体量和高度都较之前那种“榻然近地”的时期大为增加。而床与榻的区别除了其上摆置的被褥等物，一直以来和床一起施用的屏风和帷帐仍是必不可少的，并且很多床的围栏比之前更高，多采用屏风式的造型，形成三面围合的空间。这种形式的床或许可以看作后来罗汉床的滥觞。

宋元时代，椅成了生活中的主要坐具，床、榻转而更多地承担起卧具的功能。在这一时期榻的变化在于从之前的“独坐”逐渐发展到“独卧”的形式，在《消夏图》、《高士图》等表现文人雅士闲逸生活的绘画作品中，我们可以见到这种榻的形象。而床则发展出一种比较新颖的品种，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罗汉床。其屏风式床围不再像前代屏风床那般高耸，因此坐卧皆宜，既可置于厅堂，亦可置于内室，甚至也可以像独卧榻一般在室外应用。从它在绘画及版画等作品中出现的频率来看，应该是那时乃至其后明清时期一直很受欢迎的家具品类。

明清两朝是中国古典家具发展的最后黄金时代，床、榻在语言使用的意义上已经不再有分别，多数情况下都是用来指卧具。此时还出现了所谓“架子床”的形式。这种床将从前分立的帷帐与床身结合为一体，为晚间的休憩提供了极强的私密性，在江南等地尤为盛行，其踵事增华者令人叹为观止，而“拔步床”的出现则将这种形式推向了极致。

床、榻本是两类不同的家具，其安置场所或在前堂或居后室，各有不同诉求。但是自魏晋之际，五族入居中原，胡俗与华风共竞，床、榻慢慢由前堂退居后室，最终竟合为一体，乃至后人难辨彼此。然而，究竟还是有一些痕迹难以抹去，如御床、御榻虽实为坐具却仍以床、榻名之，其中历史的痕迹宛如雕琢其上的蛟龙，隐现于云烟之间，有待后人细细追索。

黄剑　故宫博物院宫廷部馆员，主要从事明清家具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