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15 09:54:56
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国际能见度与日俱增，经历了奥运会和世博会的成功后，国人也算是见过“大世面”了。但如果说世界上还有什么中国人只能做看客的重大荣誉的话，除了四年一次的男足世界杯外，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评选算一个。
西风东渐之下，我们也逐渐丧失了自己的评价标准和话语体系
除了某些渗透了政治偏见的“奖项”不请自来外，迄今为止，没有人代表中国问鼎过诺奖，这成为纠缠于国人心头的一个结。有人为此去深究未能获奖的各种原因，去借鉴日本的“诺奖计划”。加之曾有不少华人代表他国获奖，于是“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式的对中国科研环境、教育制度乃至文化基因的质疑，更加拧紧了这个结。
中国的科研环境和教育制度的确大有可质疑、可改进的地方，但是否能培育出获得诺奖的人才，不应该成为我们质疑和改进的动机，至少不应该是主要或唯一的动机。毕竟，教育和科研是彻头彻尾的“自己的事”，教化公民、科技强国和文明兴邦是民族立命、文化存续的大计，也实在不应该是拿来（或仅仅拿来）招摇炫耀的物事。至于文化基因，即便有可质疑之处，恐怕也难有可为。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其他文化，但似乎做不了拽着自己的头发脱离脚下土地的高难度动作。因为我始终坚信，在转基因食品的可靠性尚待检验之时，转基因文化的可行性和可靠性更大大的可疑。
上世纪初，梁启超先生曾用“千年未有之变局”来形容中国以军事惨败、政治腐朽和思想文化危机为开端的近代化历程。从此，“保种、保教、保国”成为悬于国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追赶、超越成为一切的起点和终点。几经挣扎沉浮，西风东渐之下，我们也逐渐丧失了自己的评价标准和话语体系。由此想起了我们大多数人的成长经历。曾几何时，我们一直活在别人的评价和目光中，如何达到别人的评价标准、满足别人的心理需求成了我们学习和生活的唯一目标。这种不自然的成长过程造成了我们或多或少的心理扭曲或人格分裂，缺乏自信、从自尊到自卑的极度摇摆或是表里不一、阳奉阴违等等，都是症状之一。
我们的民族精神也饱受不自然成长的折磨。始终把自己置于别人的评价体系之中就难免造成自信缺失和话语缺失，反映在国民的精神层面，就是自主精神和自我评价体系的丧失，民族情绪难免要在自尊和自卑之间做极度的摇摆。因为没有自信，我们听不得坏话，受不了委屈。十年前我们“可以说不”，过了一把嘴瘾，但十年之后我们还是“不高兴”，还要做脸子给别人看，实在是没什么长进。因为没有自信，我们就喜欢听别人说好话，迷恋于通过赢得各种国际锦标和荣誉来安慰自己。但由于缺乏自信之上的自省和深刻，所以好话也听不得，因为容易犯狂躁症。而且更要命的是，说什么并不重要，如果是从“国际的”嘴里说出来的，则多半是金口玉言，无不趋之若鹜，奉为圭臬。
我们的“高兴”和“不高兴”都是受着那个无影无形却又无处不在的外在评价体系驱使，长此以往，非但自在自为的民族精神无处容身，独立自主的国家发展也难以持续。在有人陶醉于“中国GDP世界第二”的时候，有人就警醒到所谓GDP不过是外国人“制造出来忽悠中国人的名词”。的确，这个干脆以英文缩写面目出现的舶来品，一度成为（或仍然是）提振士气民心的兴奋剂、衡量中国国际地位和官员仕途顺遂与否的“硬指标”，但改革开放事业的合理性、复杂性和可持续却远远超越这三个英文字母。如果实现不了从“以数字指标为本”到以人为本的发展思路转变、改善不了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质量和安全、应对不了城市化发展带来的环境和资源压力、解决不了日益多元的政治和社会参与问题，无论GDP如何飞速增长，我们都始终解决不好如何“让人民群众更好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从而继续深化和推进改革这一根本问题，摆脱不了GDP总量世界第二、人均GDP却在世界一百开外的尴尬。
再来说说诺奖，有人将它提到国力尤其是科技实力竞争和激励民族精神的高度，其实大可不必。同样的道理，如果把获得诺奖当作科技界的GDP指标，再辅之以举国体制等传家宝，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夺奖”运动，三五年后我们或许能尝尝鲜、吐吐气，但这是否就能证明中国的科技实力已经是“诺贝尔”级别了呢？我们花大价钱让男足去世界杯转了一圈，恍若梦游，而现在的状况实在是惨不忍睹，我见犹怜。除了令人咋舌的足坛黑幕堪称世界级别外，没有人会说中国的足球水平是世界级别的，以至于如何评价那次世界杯之旅都成了尴尬之事。一国的科技实力提升与是否获诺奖没有多大关系，但却与实实在在的提升生活质量和便利程度密切相关。当瓦特对着沸腾的热水壶构思蒸汽机的时候，没有要去争诺奖的压力和诱惑，但却创造出了推动西方工业文明称雄世界数百年的强劲动力。就连成就了诺奖的诺贝尔本人，也不是在争奖夺标的动机下去完成多项发明而成就了“科学之父”声望的。可见，科学创造的动力源于解决身边实际问题的灵感、激情和随之付出的辛勤劳动，而包括诺奖在内的种种荣誉只是对这些付出的褒奖而非其它。如果违背科学创造的精神和客观规律，一味冲着诺奖而去，把灵感、激情和劳动用于算计各种关节、机巧而非科学创造本身，或有侥幸，但决不可持续，对于尚处于发育中的中国科技文化、精神和制度土壤更有百害而无一利。
建设自在自为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当然需要激励，尤其是当前所未有、长期艰巨的改革开放事业处于关键时期，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就十分重要。问题是在何种基础上以何种方式去激励怎样的民族精神。首先我们应该超越外在的评价体系，建立自在自为的精神基础。“不求名列前茅，但求盖世无双”是美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其由一个前英国殖民地成长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精神动力，其后是追求独立的创造性思维、鼓励自主探索的勇气和智慧。并没听说美国人有这样那样的情结，但它每年都是诺奖大户，而且科技创新能力举世瞩目。中国不必成为另一个美国，但建立自在自为的民族精神应该成为我们不懈的追求。作为世界上存续至今最为古老的文明，我们有着别人难以企及的丰富的精神财富、历史和文化资源，更有信心和理由去做别人做不到的事，而不仅仅是去重复别人的老路。其次是回归发展的常识和本原。孔子说，“道不远人”。中国的科技发展尤其不能脱离解决现实问题、发展民生、造福百姓的大道。如果我们有一天能在诺奖折桂，也应当是中国科技发展的自然结果而非拔苗助长的政绩。当然，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始终保持从容平和的心态很重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仅仅是对个人品格的写照，也应当成为国家和民族的品格要求。何况，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成就已足以体现出中国人的才智与勤奋，无需再靠一个什么奖项来证明什么了。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部主任）
■（责编/高源 美编/叶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