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中国传统音乐的欣赏性与教化功能

摘 要：音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化功能也是其创作和欣赏的一个重要价值指向。音乐作品缺乏了基本的欣赏性，教化功能不仅无法实现，并且无从谈起。要真正实现音乐的教化功能，即寓教于乐，要对音乐本身提出较高的要求。本文从中国传统音乐的审美取向和感染力谈起，论述了部分古籍中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欣赏性和教化的功能的阐述，提出中国传统音乐的典型音乐特色。在欣赏的过程中，要注重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传统审美趣味相结合，才能够真正达到寓教于乐的较好效果。

关键词：传统音乐；欣赏性；教化功能；寓教于乐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812-2485（2013）12-

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其民族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中国传统艺术，素来就有极强的教化功能，音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化功能也是其创作和欣赏的一个重要价值指向。但不能不看到，音乐的欣赏性是其教化功能实现的前提和重要条件。假如一部音乐作品缺乏了基本的欣赏性，教化功能不仅无法实现，并且无从谈起。

1中国传统音乐的欣赏性

音乐，作为声音的艺术，欣赏性首当其冲。不论是西洋音乐还是中国音乐，都将针对相关的受众而创作出为其所钟爱、所陶醉的艺术境界作为创作的根本。尽管音乐欣赏有着诸多的复杂因素，比如心境、理解力和接受能力、所处阶层和社会地位等。这些方面的差异无疑会影响甚至决定了音乐作品的品位归属。正如中国传统的音乐名曲《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分属于高雅音乐和俗乐两个范畴，就是因为受众的不同欣赏需求造就了音乐的不同境界，为不同的阶层所接纳和认同的结果。同样道理，美国的黑人音乐和意大利歌剧也由于同样的原因造成高雅艺术与街头市井娱乐的分野。

但不管是何种音乐，能够被欣赏是其共同拥有的属性。

在不同的文化中，人们都从历史传统、现实需要和生活环境里，找到了与之适应的音乐风格，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情趣。例如非洲的“鼓文化”，印度尼西亚的 “编锣文化”。中国传统音乐在长期发展中也因独特的审美取向，发展成为举世公认的精致优雅音乐。

中国古乐，源远流长。《吕氏春秋·古乐》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考古工作者发现的大约七八千年前先民们用仙鹤的腿骨制作的七孔笛和陶土做的吹奏乐器“埙”可以证明，很早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音乐。

谢建伟认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审美取向有三：一是以“和”为音乐美的最高原则；二是以“虚”为音乐美的最高境界；三是以“韵”为音乐美的最佳情趣。中国传统音乐中，对“和”的追求与表现一直占据主导的地位，视为“五音之本”，甚至作为一种教化的工具，注重发挥“乐以治世”的社会功能。中国传统音乐追求含蓄美，视虚实结合、阴阳相辅、意象共存为最高艺术境界，注重用心灵体会自然、人生、社会，强调内心感悟的审美取向。“韵”是中国传统音乐的灵魂，是中国传统音乐独有的审美取向。这也得以解释中国传统音乐在记谱、演奏上的特别之处。中国古谱只记骨干音，明代王骥德《纳书楹曲谱》中说，“乐之框格在曲，而色泽在唱”，“板眼中另有小眼，原为初学而设，在善歌者自能生巧，若细细注明，转觉束缚”。演奏上，注重因时因地的发挥创造，形成了弥足珍贵的即兴音乐演奏传统。

音乐艺术是人类最伟大、最动人的发明之一，具有一种人类所需要的特有的美质，使无数的人如醉如痴。孔子在《论语》中记下了听《韶》乐后所发的感受：“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泰伯》还记载了孔子听音乐大师挚演奏《关雎》时的感受，“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关雎》在大师挚的指挥下开始演奏，各种乐器协奏的美妙声音，如同流动的水波在缓缓行进，真美啊。

中国传统音乐感染力是其欣赏性的源泉。汉代流传至今的古琴曲《广陵散》和《胡笳十八拍》，东晋桓伊创作的笛曲《梅花三弄》，唐代的《阳关三叠》，以及古琴曲《高山流水》、《平沙落雁》、《渔樵问答》，琵琶曲《十面埋伏》、《夕阳萧鼓》、二胡与古筝协奏曲《汉宫秋月》等时至今日，聆听起来依然给人以美的感受，欣赏性很强。当听到《高山流水》人们就会联想起俞伯牙和钟子期两个身份迥异的人在音乐上达到了惊人的共识，以及痛失知音的伤感；当《汉宫秋月》曲声响起，自然会感受到宫女幽禁时的凄凉、落寞与哀怨，情到深处，竟有潸然泪下。被改编为《春江花月夜》的《夕阳萧鼓》，无论何时听起来都会令人肃然放弃了尘世功名利禄的追求与不得志的愤懑，沉浸于江水波澜不惊、春夜明月高悬的静谧、清幽的意境不可自拔。而《胡笳十八拍》总会让闻者为人世的颠沛流离，命运多舛，随波逐流的遗憾与骨肉分离的痛彻心扉，乃至哀婉悲伤，柔肠寸断。

只有具备这样的音乐感染力，才有用以教化的根据。所以，能为人所欣赏就无所规避。中国传统音乐已经具备这一条件。正如先哲们所言——“《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也就是后人常说的“歌咏情，诗言志”。

2 中国传统的音乐的教化功能

“乐者，德之华也”，，“审音而知乐，审乐而知政。”

从音乐产生的那天起，音乐就带有了一定的教化功能，具有感化人、塑造人、拯救人的作用。德国音乐家贝多芬认为：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谁能说透音乐的意义，便能超脱常人无以振拔的苦难。我国第一部音乐理论著作《乐记》曰“乐者，天地之和也”。先秦史伯说“和生实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晏婴说“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异之？”《国语》中说“应声相保曰和”，《吕氏春秋》说“声比则应”，《文心雕龙》说“异音相从谓之和”，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对“和”的认识。

中国传统文化中，音乐很少孤立地成为人们赏析把玩的对象，而是和其他因素联系在一起以突出它的教化功能。《礼记》把音乐作为“移风易俗”、“使人无欲、心平气定”以维护统治的一种工具。“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音乐往往是时代、政治的反映也是维护政治统治的工具之一。

《尚书·尧典》中有舜命夔掌管音乐教育子弟的记载。《论语》中有不少谈及“乐教”。儒家认为礼乐一体，不可分割，乐“可以善民心”，“移风易俗”，有助於礼教的推行， 是教化的工具。所以主张乐礼相配，共同承担起社会教化的职能。认为推行礼教，便可“民和”、“民齐”、“兵劲城固”。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继承和发展了上古三代的礼乐教育文化传统，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事业，特别是音乐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创办了当时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私学，开设六艺就有“乐”，将“乐”与“诗”、“礼”并列，给“乐”很高的地位，说“兴於诗，立於礼，成於乐”（《论语·泰伯》），即“诗歌可以振奋精神，礼节可以坚定情操，音乐可以促进事业成功”。还强调“不能乐，与礼素。”“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无所措手足”。孔子认为音乐具有极强的教化功能，一个人在教育完成的最后阶段，就是音乐教育的完成。在此之前，通过学习“诗”，在内心修养、情感意象等方面得到培养和陶冶，在“礼”的学习中学会各种社会礼仪、行为规范，然后再通过“乐”的教化，将“诗”、“礼”两者的学习有机的融合，使人外在修养与内在修养融为一体，成为一个彬彬有礼的谦谦君子。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就是这种教化功能的形象说明。

荀子对“乐教”的认识前进了一步，认为“乐”可以“善民心”，“入人也深”，“化人也速”，有巨大的教育、感染作用，能对整个社会的风俗民情以至国家的治乱安危发生直接影响，因而历代贤明君主都“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他说，“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是也。” “乐者圣人之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荀子·乐论》）《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史记·吴太伯世家》都有一段吴公子季札观乐、论乐，并用乐开导公孙穆子的记载。以上说明，春秋时的有识之士已认识到乐“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巨大作用。朱熹说，乐“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渣滓”。从古到今，代代相承的传统都强调乐对于治国的促进作用。

儒家学派注重发挥“乐以治世”的社会功能，孔子要求音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感情适度，在音乐内容和音乐形式上“尽善尽美”，起到“同民心而出治道”的作用。汉武帝以后，儒家的音乐教化理念就逐渐成为主流。

由此，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化功能是音乐的学习者、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重要方面。

要真正实现音乐的教化功能，即寓教于乐，就不能不对于音乐本身提出较高的要求。

众所周知，音乐是声音的艺术，按照中国传统的观点，五音协调就会有美妙的音乐。然而要想使音乐不仅实现听觉的美感，还同时达到教化的深度就并不容易了。创作者必须留神，否则很容易流于庸俗，起不到教化的效果。

《史记》卷二十四《乐书》第二谈到这一问题时，有精彩的论述。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所以“凡作乐者，所以节乐。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乐其如此也。”意思是创作者必须首先自己要有所节制。不可在创作时加入过多的激情，需要保持“谦退”，才可以“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

关于音乐教化的实现，《乐书》认为须直指人心，方可有效。其原因在于，“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而教化功能的基础也在于“凡音者，生人心者也”。从而可以使创作者与受众之间建立起互相沟通的桥梁。作为创作者，“情动於中，故形於声，声成文谓之音。”于是有了音乐。

由于创作者心境的不同，造成音乐内涵的差异，从而能够将创作者的心思通过音符、音节、旋律传导给受众，导致受众得到的感受有别，于是造成了不同的影响，反馈至音乐本身，就有了“治世之音”、“ 乱世之音”、“ 亡国之音”的区别。“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正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正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正通矣。”可见音乐教化功能与创作者有莫大的干系。

司马迁还分析了之所以有与正面教化功能相异的音乐的成因——“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惉懘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搥，其臣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这是司马迁对于乱音的认识，宫商角徵羽不乱其位，则音乐指向人心时就会有正面的引导和教化，假如音乐元素运用不当，即五音混乱就会导致教化失衡，不能发挥维护正道的作用，以荒、搥、忧、哀、危的音乐引发骄、坏、怨、勤、匮的结果，甚至五音皆乱导致“国之灭亡无日矣”的严重结局。司马迁还以“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作为反例，强调了五音各安其位的重要性。乱则必然是教化功能的实现障碍。

司马迁认为必须避免这样的倾向，才能使音乐有助于现实政治和人生，既使受众得到美的享受，又可以使人们安分守己、自得其乐，从而不做有悖伦理法度的事情，最终天下太平，一团和气。

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必须对创作者及其艺术手段加以限定，其使用的音节音符、旋律等音乐元素的组合不能随心而定，而是要按照一定的规律，尊重自然和谐的目标，以平和柔美，不带怨艾，不给受众传达不满情绪、不激发受众反抗或愤怒激情，引导人心向善，心态平和、稳重大方，开通豁达，才是具有教化功能的良好的音乐。

也许就是这样的音乐理论使得中国传统音乐多为和谐有序、张弛有度，节奏轻缓，以柔美为格调、以舒展为形象，以回味绵长为余韵的典型音乐特色。造成了中西音乐的截然不同的特色。中国国民的音乐审美趣味也就由此中规中矩，不越雷池，对于西洋音乐往往不容易听懂，也很少有耐心欣赏和聆听西洋歌剧、交响乐的倾向。尽管西洋音乐也有一定

意义上的教化能力。

以大学生音乐鉴赏课程为例，目前常见的上课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教师讲解某件乐器的声音代表某个事物，以及音乐各部分的内容和意义，学生在倾听时要将听到的内容和教师讲解的内容一一对应，认为这样就是理解音乐了。另外一种方式是教师将音乐作品的曲式结构画在黑板上，先向学生介绍乐曲的结构，然后要求学生按照曲式结构次序听音乐。上述两种方式都只是一种认知方式，而学生是否感受到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并未考虑其中。而我们了解了中国传统音乐的音乐特色后，应积极开创中国特色的欣赏方式，从而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如在欣赏中国传统民歌的时候，要对欣赏的内容做以选择，除了欣赏民歌的旋律和曲风外，要深入的分析歌词，了解各地方语言的特色，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传统审美趣味相结合，运用模唱等方式，让学生对作品有更深层的了解，从而达到以歌曲对学生进行德育的目的，而不仅仅只是给学生听他们认为所谓“土的掉渣”的歌曲。要分享歌者（演奏者）的故事，一个歌者（演奏者）能够将作品表现的淋漓尽致，既要有天才，也要有丰富的人生阅历，还要有对音乐的热爱和执着投入。在分享歌手的成长经历中，会让学生主动反思自己的成长轨迹，认真的思考自己未来要走的路。要将讲解的内容感性化，与新民乐、流行歌曲中的“中国风”等相对较新的演出形式相结合，并将音乐教育渗透到学生课外活动中，注重情感的体验，让学生能够感受到传统音乐的美。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化功能只能而且必然借助于音乐本身的感染力创造出独特的意境氛围，感动人、打动人，撼动人的心魄，从而将其教化功能柔和进来，在欣赏的过程当中，要注重方式方法，与中国音乐文化的传统审美趣味相结合，从而达到寓教于乐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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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丽娟（1983-），女，硕士，讲师，从事审美教育、音乐教育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