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看待和评价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记者：周会长，您好！一百年前爆发的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所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它了中国数千年封建帝制，打开了中国社会进步的闸门。作为一次划时代的伟大历史事件，辛亥革命与孙中山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在辛亥百年之际，我们怎样正确地看待和评价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呢？

周铁农：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受“告别革命”论的影响，有人公开否认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贬低辛亥革命的重大功绩，认为辛亥革命是没有必要，或是“不必要的革命”。因此，正确地看待和评价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仍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这里，我想重点讲四个问题：一是孙中山及革命党人为什么要进行反清革命，说明革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二是孙中山怎样领导了这场新式民主革命，进而说明辛亥革命之新在何处；三是如何看待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四是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的历史遗产问题，说明孙中山思想的现代价值。

记者：那么，请您先谈谈第一个问题，即孙中山及革命党人为什么要进行反清革命？

周铁农：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用现代革命方式进行反清革命的先觉者和先驱者。他摈弃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上书、请愿方式，又超越了局囿于反抗皇权的农民战争，发动了辛亥革命，了数千年封建帝制，“为以后中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回望历史结论只有一个：反清革命是必然的、革命是为了建设。

从1840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的七十年历史，是一部古老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强行冲开国门、备受欺凌、丧权辱国的灾难史，也是一部中国人艰难探索救亡振兴道路的变革史。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不甘沦落的中国人曾一次又一次地变革图强，但是，一次又一次地惨遭失败。百日维新被扼杀的事实，使清政府失去知识精英的支持。有识之士意识到，依靠腐败、顽固的清政府是不可能推进中国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的，更难以挽救民族危亡。“六君子”淋漓的鲜血使大批有识之士醒悟，随后的八国联军入侵及《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他们最终抛弃了幻想，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总之，革命是客观时势所逼。正是帝国主义的狂妄野心和步步紧逼；封建帝制对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无能为力并日益成为民族复兴的巨大障碍，才使得辛亥革命成为必然。

记者：近些年来，对于孙中山的革命人生有人提出异议，说“孙中山是只会革命，只知破坏，而不知建设”；有人以所谓的“现代化史观”，把革命与现代化建设对立起来，否定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正当性，进而否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那么，您对此怎么看？

周铁农：在此，有必要对这种错误的观念加以澄清，说明革命的必然性、正当性及其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近代中国面临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要经过革命手段来实现的；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就需要通过长期的建设才能实现。前一项任务是为后一项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孙中山本人曾经讲过：革命是万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不能一直革下去。孙中山何尝不想通过改良的办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他当然知道这样付出的代价和破坏会少些，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意识到不这样腐败的政府，使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是难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因此，革命目的是为了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化必须首先进行一场民主革命。在和平改良的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在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不允许你慢慢来的情况下，孙中山才断然决然地起来革命。因此，革命党人走上革命道路是被迫无奈的，孙中山如此，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等大批知识精英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都是鉴于清政府之腐败无能而被迫以革命的方式挽救中国危亡的。

关于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孙中山对胡汉民说过几句很重要的话：“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辛亥革命清王朝以后，孙中山一度认为，现在革命成功了，应该可以进行和平建设了。他的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许多设想都是在民国初年搞的。他与袁世凯会谈时说，希望你当了大总统，十年之内可以练十万兵；我在十年之内能够造出二十万里铁路。说明此时孙中山是真想搞现代化建设的。但严酷的现实是，正当他在日本考察铁路的时候，理事长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了。这样，孙中山意识到修铁路、搞实业的民生计划不可能实现，原来现代化建设的设想也难以做到，就被迫回国发动二次革命。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要做皇帝，他又组织中华革命军，反对袁世凯称帝。等到袁世凯一死，他就把中华革命军解散了。当时有人不赞同他的这种做法，说还有北洋军阀专横，不要急着把军队解散。孙中山回答：当我们还没有证据证明这些人要背叛共和的时候，我们不能保持军队。这样，他就把军队解散了，他并不是迷信武力，更不是对革命有什么特殊嗜好。张勋复辟后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的时候，他又发动护法运动，维护共和制度。可见，只要和平还有希望能够做到的时候，孙中山就力求和平。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从事武装革命斗争。

记者：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以革命的方式清政府的反动统治，有其客观必然性、合理性和正当性。那么，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究竟是怎样进行满清政府的革命呢？

周铁农：孙中山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组建新式革命政党。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不是中国旧式的农民起义，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具有近代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新式的、近代的、民主的革命。说它是新式民主革命，是因为它有着近代式的组织领导方式，有着明确的近代革命纲领，采取了新的革命斗争方式。世界近代意义的政治活动通常都是由政党来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中国革命党人第一次用政党形式来组织领导的新式革命。这个新式的近代政党，就是孙中山建立和领导的中国同盟会。1905年7月，他从欧洲赶到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汇集的日本东京。他向各革命团体中肯地分析了过去分散起义的弱点，强调“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倡导革命者联合起来，“合成大团”，建立全国统一的革命政党，以适应革命总体战略的需要。在各革命团体大多数人士的赞同下，孙中山便把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反清革命小团体组织起来，于1905年8月在东京建立中国同盟会。中国同盟会既不是中国传统的秘密会党，也不是先前分散的革命小团体，而是正规的近代革命政党，堪称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第二，提出新式的革命纲领。一个领导新式近代民主革命的政党，必须确立明确的民主革命纲领。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就是著名的十六个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孙中山顺应世界近代化潮流在政治上所得的结晶。1905年11月，他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所谓民族主义，其基本内涵就是以满族贵族为首的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同盟会宣言称：“满洲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需要指出的是，反满并不是反对一切满人，而是针对满人建立的反动政权。在清朝政府、建立共和国以后，国内各民族“立于平等地位”，因此，其民族主义以“五族共和”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准则。孙中山坚持以民主主义精神处理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关系，认为任何民族不得享有特权，也不应当受到歧视和排斥，而必须实现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反满”是辛亥革命的策略，而“五族共和”，体现着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实质。所谓民权主义，其基本内涵就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国。孙中山对未来的共和政体作了这样的构想：“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他重申：“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构成了辛亥革命的政治理论基础。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基本内涵就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孙中山深感欧美资本主义各国虽然比中国先进，但是其内部却也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为了使中国避免欧美各国所出现的社会危机，他主张“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力图在中国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端，避免资本主义道路。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是当时使中国臻于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最先进的革命纲领。辛亥革命，就是以三民主义为其指导思想的革命。

第三，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坚持反清武装斗争，是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新式民主革命的突出特点。孙中山创建兴中会后即着手策划广州起义，后又发动了著名的惠州起义。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派遣会员分赴华南、西南和长江流域，准备武装起义。从1907年到1911年春，孙中山在西南地区策划了八次起义。在镇南关之役中，孙中山身先士卒，亲自发炮轰击清军。持续不断的武装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统治，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一幕幕悲壮的革命史剧，提高了革命党人的威望，扩大了武装革命的影响。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100多位革命志士英勇献身，将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武装起义推上了高潮。这次起义，既极大唤起人民的觉醒，也是对清政府一次极为沉重的打击。广州黄花岗起义有力地促进了辛亥革命高潮的早日到来。黄花岗的碧血，保路风潮的云起，孕育了武昌起义的成功。从1895年策动广州起义算起，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进行了17年的艰苦斗争，前赴后继，不怕牺牲，屡蹶屡战，为辛亥革命积聚着成功因素。1911年10月，武昌新军的枪声终于点燃了焚毁清王朝的燎原大火。不到两个月，全国有十四省宣布独立，清朝统治土崩瓦解。1912年1月，革命党人在南京建立了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了中华民国的成立。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从此，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

记者：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大清皇朝的覆灭。然而，随着袁世凯攫取革命果实，帝制复辟，中国陷入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有识之士仍在黑暗中摸索。人们不禁要问：辛亥革命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周铁农：辛亥革命有着怎样的功绩？如何看待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对此应该具体分析。

首先，先来看一下辛亥革命的功绩。这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辛亥革命了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成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为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政治和经济条件。

二是为了将中国逐步引入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在其存在的短短三个多月中，颁布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法令，进行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等方面的变革。孙中山不愧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民主共和政体的创建者、经济现代化的强力推进者和社会风俗的积极变革者。

三是“自由尽是新风尚”，这是对民国初年中国社会习俗改良的最好的概括。以法律法规形式禁缠足、禁鸦片、禁，改称谓，废跪拜，禁止贩卖人口，倡女权，易服饰，倡导自由婚姻等等，成为一股时代性的社会潮流。随着封建帝制的废除，附生于封建帝制的种种丑恶制度也被次第扫除，例如世袭制度、太监制度、包衣制度等等。所以，辛亥革命帝制的实际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政治体制的革故鼎新，社会习俗的除旧布新，的确使民国初年的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面貌为之一新。

接下来，再来看如何看待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的问题。

有人贬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只不过赶跑了一个皇帝”。对此，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林伯渠在1941年时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低估的，这并不为怪，因为他们体会不到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容易的事。”过去皇帝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至高无上的，如今皇可以打倒，那么有什么陈旧的腐败的东西不能丢掉呢？《临时约法》破天荒第一次明确宣布：“中华民国之，属于国民全体。”普通老百姓从历来的“子民”、“臣民”、“蚁民”，一下子变成国家的主人，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变化！它在整个社会生活和人们头脑中所引起的巨大震动是可想而知的。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辛亥革命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了，为此后的中国革命打开了通道。这种不朽的业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辛亥革命以民国取代帝国，诚然来得过于急骤，无论从思想上还是政治组织上都缺乏充分的准备，但却是合乎世界政治现代化的主流和方向的。辛亥革命了相沿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近代民主共和制度，使民主主义成了正统，而帝王由人主、天子、君父变成了人民的公敌，正如梁启超所云：“任凭你象尧舜那样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样，像曹操、司马懿那样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这无疑是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一个质的飞跃。

就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看，辛亥革命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它一方面结束了中国的传统社会，另一方面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后一个方面的意义越来越显得突出。由于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毕竟是前无古人的盛事伟业，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凭借，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极其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辛亥革命的客观效果与主观意图每每严重背离，虽然不能说它使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丧失了一次重要的机会，但毕竟由于其实践的客观效果不佳而给20世纪的中国投下了许多阴影，从而使人们有理由怀疑，资产阶级的共和革命是否符合中国国情？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在中国是否有其发展前途？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在当时是否必然要帝制？然而，怀疑归怀疑，只要略加考察辛亥以后民主共和制度被一步步破坏的历史，就会发现问题的真正所在。

自袁世凯取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后，民国政坛上风云不断。客观地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建立的中华民国共和政体，对当上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来说，还是具有很大的制约力，特别是《临时约法》中规定的“责任内阁制”及同盟会在责任内阁中掌握实权的格局，多少限制了袁世凯的权力。这当然是力谋专制统治的袁世凯所不愿接受的。这样，在辛亥以后，革命民主势力与封建专制历史便围绕着独裁与民主、专制与共和、复辟与反复辟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被袁世凯彻底践踏了。

记者：那么，如何看待辛亥革命在政治上的挫折呢？

周铁农：历史的发展自有其内在的逻辑。辛亥革命毕竟是一场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它包括民主思想的大规模传播和民主主义革命行动的急风暴雨似的推行。民主思想的大规模传播，为民主主义革命的推行起到了极其重要的舆论动员作用；而民主主义革命的实现，使全国的老百姓受到了一次极其难得的民主主义的实际教育和洗礼。人们逐渐懂得了以往认为天经地义的皇帝的专制统治，是要不得的，是可以的，是可以用民主方式来代替的。这种民主的方式，主要是一种资产阶级参与统治的方式，是较之以往的封建专制更能够推动社会发展的统治方式，对于近代中国所经历的那种深刻的社会危机和国家存在的危机来说，它又是一种救国方式，是一种可能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方式。正因如此，封建专制，皇帝统治，这种大规模的社会革命，对中国一般人的民主教育，是比较深刻和直观的。辛亥革命的意义就在于：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开辟了一条通路，斩断了中国社会任何后退的可能。

经受过辛亥革命民主共和思想洗礼的人们，自然不会容忍袁世凯如此背叛共和与复辟帝制。袁氏称帝，激起全国民众愤慨。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孙中山也号召全国人民起来为重建民国而斗争。仅仅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便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忧愤而死。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成果，居于统治的颠峰，掌握着庞大的军事机器，控制了从中央到各省的政权，其统治权威，实际上比前清皇帝还要厉害。但是，他要从共和倒退到帝制，很快就失败了。袁世凯反对民主、背叛共和失败得那么惨那么快，原因何在？这显然是辛亥革命用实际行动向全国人民普及了民主知识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又没有失败。历史发展尽管不是那么径情直遂，但历史发展按照一定规律朝着某种不变的方向前进，又是不能改变的。袁世凯的失败，再次证明了这个历史发展的真理！

记者：今天回望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它究竟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遗产？有哪些启示？

周铁农：我认为，孙中山振兴中华的伟大理想，孙中山开创的革命事业，孙中山的思想理论，孙中山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的精神，以及孙中山的伟大旗帜，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而孙中山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主张，孙中山“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民之需要”的理念，孙中山以实业化为中心，以民主政治为杠杆，以科学、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为必要条件，走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蓝图设计，是我们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参考和借鉴。其中具有突出现实意义的有两项：一是民族平等和国家统一思想；二是关注民生幸福、实现国家富强的理念。而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后留给后人最有价值的思想遗产，当数他重点阐释的民生主义。关注民生幸福，追求社会进步，实现国家富强，是民生主义的基本内容。

辛亥革命了满清政府，废除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颁布了《临时约法》，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已经实现了，下一步应该着力于民生主义。孙中山敏感地意识到，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潮流之下，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又要避免资本家垄断社会财富、压制人民群众，办法在哪里？只要实行以土地国有和节制资本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民生主义政策，就能够避免出现大资本家，就能防止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就能防止资本家专制。民生主义的出发点，是防止垄断性的大资本家出现，反对大资本家垄断社会财富；民生主义的归结点，是社会和平协调发展，永远消弭劳资间的阶级斗争。他认为，实行民生主义，经济生活上人人平等，共同富裕，就能保证中国永远不再革命。因此，在社会发展目标上，孙中山公开声称民生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不相冲突，而且是好朋友。

孙中山民生主义中有一些与社会主义的原则相近的东西，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定借鉴意义。孙中山关于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关于发展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的思想，关于缩小贫富差别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劳资关系的思想，关于全社会和平协调发展的思想，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明确体现了重视民生、福利民生、和谐社会的旨趣，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