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人力资本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

【摘 要】本文通过借鉴内生增长理论的相关文献，并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试图将生育率、人力资本以及二者的互动影响作为分析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基本变量。通过人力资本这一中间变量，生育率与经济增长率或人均收入增长率之间的函数关系被建立起来。

【关键词】生育率；人力资本；城乡收入差距

一、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测度的研究基本达成的共识

（1）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不仅高于发达国家，而且高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蔡等（2003）比较了36个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大多数国家城乡收入差距都低于1.5，而中国长期在2～3之间波动。（2）城乡收入差距对中国整体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贡献”甚大。（3）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和哪个指标衡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改革开放前是相对稳定的；改革开放后城乡收入差距首先缩小，1985年达到最低水平；1986年后城乡收入差距开始再次拉大。已有的城乡收入差距的成因主要有：一是城市偏向政策、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二是政府行为：财政支出、转移支付等投入；三是劳动力市场扭曲（限制劳动力城乡流动）；四是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化政策；五是经济开放、金融发展。上述研究的共同点是都将外生的制度因素作为城乡收入差距的基本解释变量。应当承认，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而言，这种见解无疑是具有较强解释力的。但是此类研究难以给出下述问题的合理答案：第一，农民为什么总是处在被剥夺的地位？即这种显失公平的现实有无农民自身方面的原因？第二，假设制度变迁导致前述诸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消除，其他件不变，城乡居民收入是否可以趋同？第三，一些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也采取了类似的偏城市经济制度，为何没有形成显著的城乡差异？

二、文献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

为解决上述问题，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把重心转移到农业经济自身，通过研究农村及农民的相对制约性因素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由于生育率与人力资本负相关，因此，生育率与人均收入增长率之间亦负相关。生育率可通过人力资本这一中间变量间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这可从巴罗和贝克尔（Barro，Becker；1986，1990）的孩子需求理论中得到解释。贝克尔和巴罗曾提出一个具有利他（子女）性质的父母效用，其中和是父母和每个孩子的效用，为父母的消费，为孩子的数量，表示父从每个孩子身上得到的心理效用，即利他性。通过模型可以看出，高生育率会提高未来消费的贴现率，降低父母对每一个孩子的利他程度，因而不利于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生育率的下降则会引致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反变化。生育率与经济收入或城乡收入差距之间也存在直接效应。费景汉和拉尼斯（2004）认为：在劳动力过剩的二元经济中，当人口增长率大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时，经济发展是失败的，在二者相等时，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只有后者大于前者时经济发展才是成功的。在索洛模型中，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有着和储蓄率增加相类似的效应，都导致资本深化：在人均产出和其他条件既定时，人口增长率降低，有效折旧率曲线会由于斜率变小而外旋，这时人均稳态储蓄水平将提高，人均资本装备水平亦增加。将生育行为看作内生变量，假定人力资本具有收益递增性，当人力资本存量较多时，孩子质量（人力资本）收益率高于孩子数量收益率，而当人力资本存量较少时，孩子质量收益率低于孩子数量收益率。因此，在人力资本存量较少的社会，家庭选择多生孩子，对每个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较少；而人力资本存量较多的社会，家庭选择少生孩子，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较多。这导致存在两个稳态均衡，一个是欠发达的具有较多孩子与较少人力资本的稳态均衡，另一个是发达的具有较少孩子和较多人力资本的稳态均衡。至此，完成了对构思与逻辑梳理工作。正是由于农村家庭的子女数量偏好所产生的对子女质量提高的抑制作用，使得农村长期处在高生育率、低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和低增长率的马尔萨斯陷阱之中。而城市已进入低生育率、高人力资本存量和积累率共同推动的持续增长均衡阶段。

三、针对现状以及分析情况提出的建议

（1）实施新的生育政策使农村地区生育率继续下降的同时适当放宽城镇家庭生育条件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言是有必要的。（2）本研究表明城乡人力资本差距越大，城乡收入差距越大，两者呈正方向变动，提升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率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的意义。（3）收入差距扩大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在市场化过程中，制度不健全、政府行为不规范和腐败现象，导致资源分配扭曲和收入分配不公。因此需要通过政府改革，建立一套公平、规范、透明的制度框架来与市场体制相配套，需要形成一套社会公众监督体系来约束政府行为，在经济发展中保障社会大众的利益不受侵害。（4）加速城市化进程是与城乡教育结构调整具有类似功能的一项政策。农村地区教育投入的改善而带来的劳动力素质的提高，需要城市部门的扩张为其提供高收益率的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