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河镇的地域性与世界性

由河南大学文学院主办的“颍河镇的地域性与世界性――墨白研究现状研讨会”，2016年12月10日在古城开封举行。来自同济大学、上海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河南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师范大学、中州大学、郑州师范学院、信阳师范学院、《小说评论》、《创作与评论》、《中州学刊》、《河南社会科学》、《郑州大学学报》、《汉语言文学研究》《中州大学学报》《郑州师范教育》、河南省作家协会、河南省文学院的评论家、作家先后发言。

颍河镇的文学价值

张宝明（河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说，墨白以“颍河镇”为地名在小说中建构了一个文学的空间，具有很多的象征意味，在地域性和文化中用这种形式托起来，比如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乡”等等，都是用“乡”“镇”，或者用一种方位的形式展现出来，所以墨白持续不断书写 “颍河镇”，表现出对地域文化和地域生活方式高度的关注和热情，这种热情来自于他内心情感记忆，或者说情绪记忆，我们的很多记忆中最难忘的就是我们生活过的地方，很有认同感，所以他创作他的心目中的“颍河镇”，通过他的作品为广大读者所共知。这次会议所选择的“颍河的地域性与世界性”作为我们的主题，对地方文学、地方文化的建设都很有重要意义。

邵丽（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河南省作协主席）在致辞中说，“颍河镇”来自孙方友和墨白这对中国当代著名的兄弟作家笔下：孙方友用他的新笔记小说《陈州笔记》和《小镇人物》，还有他众多的中短篇小说；墨白用他全部的长、中、短篇小说，为我们构筑起了一个基于现实生活、且又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孙方友在他的故乡，也就是他笔下的颍河镇生活了43年，墨白也在这里生活了36年，“颍河镇”这道他们用不同的目光与文学观所构建的独特文学景观，承载着他们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对人情世事的感悟。孙方友和墨白扎根于给了他们生命并养育了他们的那片土地，所以他们笔下的“颍河镇”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所以才能在当今世界的文化大潮中站稳脚跟；同时，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研讨“颍河镇”的世界性的根本所在。

孙先科（河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说，纯粹的地域性不一定、不必然地产生世界性。但墨白却通过对颍河镇的书写，达到了文学作品的世界性，是什么元素使他的作品实现了这一点？通过有限的阅读，尤其是《欲望》的阅读，我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我想还是写人。尤其是他通过他的一系列作品完成的对他这一代人的精神自传。《欲望》里面涉及到三个年龄相同但是性格、经历很不一样的男性主人公，我说这是美学的分身术，这三个男性主人公加在一起应该就是墨白自己对位性很强的一个个人的精神自传。这三个男性主人公从颍河镇到成为一个专业作家完成的从痛苦到超越的一系列精神过程，这是一个五十年代后期出生、成长的精神自传。这个精神自传就完全超越了“颍河镇”，这样一个人精神方面的共通性应该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当然，这个男性的自传是从颍河镇这样一个特殊的地域出发的，经历了一系列带有强烈地域性的人生经验。这样一种人生经验，无论是生活在颍河镇或者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一切从特殊地域出发的人在人性方面是相通的。这样一个精神自传，是他由地域通向世界的一个桥梁、一个架构。

王鸿生（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说，这个叫孙郁（墨白原名）的男人，已经成功地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故事，一个传说。我很佩服墨白的顽强、韧性和耐力，如果不是持续地、执着地关注自我和探索自我，肯定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就现代人而言，身处这样一个信息无比纷繁、生活无比零碎的状态，很多人已经难以把自己提炼成一个故事了。他呢，通过长年的生活和写作的磨砺，不断形塑自我，不断将自己变成一个可以讲述的故事，这就是先科刚才所说的那个“自传性”。的确，他的作品具有非常强烈的自传性质，但这自传性并非人生的总体书写、展示，而具有即时呈现的、率真又隐晦的特征，这便吸引了很大一部分和他具有类似美感经验的读者，一些来自城镇的具有强烈自我认同要求和社会批判意向的读者特别喜欢他，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孙先科教授说，颍河镇能走向世界，第二就是墨白小说到目前为止建构起来的小说叙事诗学。还是直感，我说墨白至少是河南最洋气的一个作家。读他的散文随笔集《鸟与梦飞行》，尤其是他在欧洲游历的一段经历，从法国到比利时到荷兰到德国到意大利的线路，走得很细写得很细，我自己特别感兴趣，因为我在荷兰呆过一年，逆着他的方向，我是从北往南走，走过这样几个国家。他在游览过程当中写的随笔，尤其是他在写参观欧洲的美术馆，谈到绘画的部分、音乐的部分，每到一个地方谈到他阅读的欧洲作家的时候，谈得极其细致极其到位，尤其绘画。所以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墨白的小说写作资源除了他的一种直接的社会经验，比如来自颍河镇，来自他求学的经历，甚至他的流浪经历，这样一种极其丰满的个人人生经验以外，还有一种后天学习的次生经验，这种次生经验的来源是绘画、音乐、阅读等等，是仅仅只靠生活经验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的补充到小说叙事里面的文学元素。在研讨《欲望》的时候，我曾经集中谈了一个关于“房间”的叙事诗学问题，这里不重复，墨白的小说我觉得和很多名气很大但读起来感觉很隔的作家不一样，比如某些新写实小说作家，很多人喜欢，大家经常用“还原”、“世俗性”来概括，但是我自己有一个感觉，“新写实小说”始终都没有走到人的内心世界去，小说架构接触到日常生活的一个层面，写得热乎乎的很温暖，有一种质感毛茸茸的，这样一种日常生活经验层面“新写实小说”做到了，但是更深的人的深层精神世界，没有建构起一个小说诗学走进去。但墨白的叙事有个能力，他用自己的作品建构起了自己的小说诗学，你阅读墨白，能很快进入到人的内心世界、精神世界去，我觉得一个小说家如果没有能力架构起这样一个小说诗学，就没办法谈。我的一个概括性的观点就是，墨白从“颍河镇”出发走向世界去，其中他的作品所建立起来的小说诗学――能够快速地进入人的内心和精神世界去的这样一个小说诗学，是让他获得世界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王鸿生教授说，墨白的主要成就体现在他的创作在当代中国先锋小说中探索了另一种路向。我们知道，1980年代的中国先锋文学，对汉语言能量的拓展，对汉语叙述形式的变革，是有巨大贡献的。但我们也知道，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先锋文学在处理近现代中国历史经验方面显得无能为力，甚至基本上不触及类似主题。而墨白把这个文学地块撬动了，重新改造了。他用先锋文学的艺术技巧，包括它的形式，直接去触碰了现代中国史、中国人生活的现实内容，这是他的突出特点，也是对中国叙事的一个重大贡献。

刘海燕（《中州大学学报》编审）说，《梦游症患者》是墨白关于“叙事”的重要代表作。“”这场社会生活的恶梦，一直流淌在墨白的写作生涯里，也奠定了墨白对自我精神的追寻，和对社会生活的批判。这种批判性思维，无论是在墨白的小说里还是在他日常的言行里，都表现得很明显。墨白的写作有两个特点：一是墨白和同时代一起走过来的那些先锋作家相比，墨白是有精神家园的。因为：作为先锋作家，墨白写作的根深深地扎在我们的现实中，和早期的马原、余华那样的先锋作家很不同。三十多年在颍河镇的乡村生活经历，浸透在了墨白的血液、性格和命运里，颍河镇成为他写作中不竭的资源，成为他的精神家园。当然，这个精神家园和现代作家笔下的不同，像刘军教授说的，它是现代性符号的一个聚集地，是作家写作的一个地理载体。二是墨白和从乡土走出来的作家，尤其和河南同时代作家相比，他的作品有种强烈的现代感。他用有现代感的眼光和语言，来表达现实，表达非常厚重、苦难的现实。这两点，我觉得是墨白创作生命力的所在。

颍河镇的地域性与世界性

刘军（河南大W文学院教授）在发言中说，“颍河镇”已经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我们过去所熟知的“湘西”或者师陀笔下的“果园小城”。我们传统意义上谈论的涉及小说文本中的地域性标记，主要集中在“原乡”情结之上。拿湘西来说，纸上的湘西寄托了整个中国人的田园牧歌情怀，而其他作家笔下的小城或者某一个小镇则安放了读者的一种怀念或者回忆。很显然，墨白笔下的“颍河镇”不能被当做一个“原乡”符号，它就是一个符号的聚集地，中短篇也好长篇也好，它提供的“颍河镇”不是让读者去回望、去满足甜蜜的乡愁，而是通过符号的聚集，完成作家个人对特定历史时空中人的活动和人的意识的一种解读。然后再通过人的活动和人的意识来逼近意识本体。这个意识本体，主要集中在个体的“他者化”问题和历史本体被抽空的问题。所以，我不太赞同要把“颍河镇”当做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原乡”符号，“颍河镇”是现代性符号的飘散地，所以这个“地域性”对象本身就是现代小说所提供的一种独特的空间和景观。就是“空间转向”下的独特景观，让读者去思考和诘问生存、存在、困境这些东西。这个“地域性”实际上也是他的“世界性”的另一种表现。

刘进才（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在发言中说，普拉东诺夫与墨白作为生活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以及不同时代的两个作家，我们通过这两个具体文本内部的平行性比较，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两个作家在文学语言、审美表达、意象营造的相似性以及看待世界的共同眼光。墨白与普拉东诺夫都以自身独特的生命体验，以隐喻和象征的表达方式，传达出各自对革命与建设、生活与政治、人性与欲望诸方面的深邃思考。比较文学研究无论是试图探讨不同作家的相通与相似，还是重在考察不同作家的独特与相异，不同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密切交流与互动是当下、也将是未来不可回避的重要方式。我们每一个文化主体总是要不断通过了解“他者”以审视“自我”，同时也要不断反观“自我”以界定“他者”，这种互为镜像的观照方式既是丰富自身文化的内在需要，也是每一种文化主体走向世界、积极融入世界文化的客观要求。那么，基于这样的文学及文化视野，我们对墨白与普拉东诺夫的文本比较就显得尤为必要。如果我们对墨白的研究能够具体下来，对墨白的文学创作进行系统而深入的考察，走进墨白建构的属于自身的文学领地――“颍河镇”，那么，我们或许才会真正全面了解“颍河镇”系列，找到墨白何以从“颍河镇”走向世界的精确答案。

对此，乔学杰（《郑州大学学报》副主编）发表了不同的观点：地域性本身即作品内容本身，它反映作者独特的感受也好，价值观也好，它同时要具有世界性的共性。比如说价值观方面、人性方面的问题，爱情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之所以是文学长盛不衰的话题，或者说是题材，它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它能通过具体的人物事件，传达出人类共有的一个感受或叫通感，但是这个通感，并不是说所有的地域性、所有的个性都能传达出来的，所以作家的伟大或作家的世界性在于，别人有但是别人没有表达出来，是你把它表达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地域性与世界性的交汇点，是唯一性，就是说它的共性是在你这个地方唯一地表达出来的。地域性怎么具有世界性？以颍河镇为例，它不光是地域性，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包括你的语言特色，包括你的想象力，你的一些神奇性、奇异性等所有的这些东西，它要成为世界性，一定是通过作家的想象力把它创造出来的一个“唯一”，这个“唯一”恰恰就是站在人类共同认知的基础上，即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这种贡献是“唯一”的，是作者创造出来、想象出来的令他人既熟悉又陌生、既亲切可感又无法言说的具有“唯一”性的文学或艺术形象，比如墨白的颍河镇、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乡、罗中立的油画《父亲》包括马尔克斯的马孔多等。它与实际的地域、实际的风土人情有联系，但又不是完全等同的，它是作家创造出来的，对全人类来说是一个贡献，这是艺术上的唯一性，所以要具有世界性，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不能说我写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这个其他地方没有，我就叫它唯一性，这个唯一性一定要站在全人类的角度来看它的唯一性，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语言包括想象力上的，比如魔幻现实主义，它这种创造的唯一性，它对文学艺术上贡献的唯一性。

墨白未来的创作与研究

郝雨（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博导）说，对墨白小说的研究除了解读它的精神内涵，评判它的艺术意义，未来的墨白小说研究更细更微观的层面上，像语言组合的特殊性。墨白他的语言组合是汉语的组合形式，像《光荣院》一开始的通感，你把它翻译成英文，有的时候就很难完全体现和传达出那种味道、那种氛围。那么这一点，我们怎么来突破？这个我觉得也是需要我们找些高手，尤其是在翻译这方面做一些研究，墨白要走出去，首先要跨越翻译语言这样的障碍问题，我想我们未来都可以做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刚才孙老师说墨白是河南最洋气的一个作家，我觉得，在中国墨白也是最洋气的一个作家。但是墨白在世界的影响，在世界文学的影响，在中国作家对世界的影响和地位上，在世界的认可度上，接受度上，为什么我们觉得远远不够？大家是不是这种感觉？为什么莫言会突然就一下子获得了诺奖？为什么刘慈欣的《三体》也突然一下子在国外火了一把？包括麦家，他也在国外获奖，麦家的风格和墨白有些相近，他也是写一些很神秘的故事。我觉得我们未来，如果说墨白的创作风格和世界现代文学以来的创作风格是最能够接轨、能够相近的这样一个倾向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却没有在世界文学的影响力上达到前面这几个人的程度？我想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些原因：首先莫言的影响，除了他在地域性上深刻的挖掘民族性这方面以外，还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比如说他的《红高粱》，《红高粱》是他重大影响的一个起点，然后呢，就是他的那些非常刺激性的书，像《丰乳肥臀》《檀香刑》，这样的一些东西，他是善于用这些比较能够痛击眼球的内容，尤其是一些比较惨烈的画面，用这些内容、这些镜头来展示我们的民族性。包括麦家，也被西方国家关注，在国外获奖。麦家他也写神秘，但他更多的是写故事，是故事的神秘。包括刘慈欣的《三体》，它是科幻，用缤纷的幻想世界和丰富的奇幻故事征服读者。所以这些在可读性上非常符合更大面积的接受。而在这些特点上，像墨白的小说，就显得不是那么强势。所以，我也在考量，墨白小说，这种应该说在中国最洋气的小说，却为什么没能达到前面那些作家一样的世界关注度？在中国作家走向世界这个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可能更主动一些，能够采用一些符合传播规律的运作，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比如今天我们能不能给墨白的作品改编一个电影、一部电视剧。虽然大家觉得它里面的故事性不是很强，但是浓缩起来还是有故事的。文学艺术的传播技巧是有规律的。现在大家做营销就是IP，也就是通过网络、影视、动漫，以及纸质媒体联动，可以产生非常广泛的一种传播效果。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讨论墨白将来要走出去的这个问题时，怎么走出去，这是需要社会和我们大家共同研究和努力的。

王鸿生教授认为，觉得墨白可能也有自己的创作瓶颈，或者说，一个属于他的转型时刻应该要来临了。当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可以讲述的故事时，到底有没有把颍河镇，或者说把一个虚构的文化地域也变成了一个可以讲述的故事呢？在这一点上，他的哥哥孙方友选择的那条道路，倒提供了更多的启示。作为颍河镇的书记员、探秘者，孙方友的写作用的是素描，却把镇子本身的丰富性、历史感传递得淋漓尽致。而对于墨白来说，这个颍河镇常成为他自我表现的一个载体，他往往是借助这个载体讲自己的故事，于是，在相当程度上，颍河镇就被他道具化了，颍河镇本身并没有获得它的本体性。从这一角度来说，一个小说家能否把各种陌生的经验纳入自身，怎么从讲自己的故事到能够真正地讲述别人的故事、世界的故事，墨白显然还有空间，还有一段路要走通。我们这个时代的变化异常急促，时间是加速度的，非常快，时代精神和氛围看上去也极不稳定，往往几年就是一变，但在每个节点上，它都有一些具体的精神上的痛点。而长时段、远距离地观察，会发现生活、时代还有更大、更深的痛点。一个作家，想要获得某种历史的穿透力和概括力，想真正地揭示生活世界的世界性，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他必须以特殊的敏感，来形成和这个世界的对话能力，并能够与时代的精神痛点共振，以做出有效的回应。这个时代、这个世界的精神痛点到底在哪里，你对某个精神痛点予以回应的幅度和方式又如何，是考量作品经典性的重要尺度。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库切的长篇小说《耻》。我就在想，其实墨白的很多作品都涉及到、涉及到爱，但是在触碰类似题材的时候，你看库切是怎么处理的：在《耻》里，那位卢里教授被围困在自己的“不名誉”事件里，周围有很大压力，大学也不能呆了，在这样一种困境下，他必须独自去承担这个东西，于是，他不断地为自己辩护，又不断地给自己定罪。库切所有的敏感都聚焦于一个痛点，人如何理性地料理自己所面临的伦理困顿：一个被判定为犯了错的人，他怎么能够重新获得自己的尊严感，他通过何种方式来获得这种尊严感。所以你在读库切的时候，觉得他特别深刻。我们不是上帝，不是完人，我们都会犯错，犯了错以后，甚至遭到了重大名誉损失之后，我还有没有自我认同的可能，我还有没有可能找回尊严，像这样一些问题都是非常内在的。但墨白写了那么多的欲望，写了那么多残酷的故事，就是碰不到这类东西，之所以碰不到，我想还是因为他的“年轻”。

李国平（中国作协全委委员、《小说评论》主编）先生认为，我们常常说作家创作到一定地步的时候，他上升的空间受限于什么，就是受限于他的思想力。好的作家，大的作家，一定是思想力、理性力意识强的作家，一定不是说和我们生活同步的作家。我觉得这可以不可以视为墨白给我们当代作家创作所提供的一个经验。墨白今后的创作，和对墨白的研究能不能成为一个叫统一状也罢，叫一个对墨白有持续的关注也罢，我觉得这决定于墨白未来对自己创作的提升和高度。现在的作家研究，我感觉是突然一下成为一个显学，成为一个热点，未必一定是好事。

孟庆澍（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导、《汉语言文学研究》副主编）认为：作家需要在某个适当的时候离开文学上的故乡，成为一个出走者、一个流浪者、一个流动的知识分子。墨白也应该在适当的时候跳出颍河镇，做一个观念的陌生人，通过他者重新认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从文学之外来看自己，男碌闹识视野，比如社会学的视野、人类学的视野来看自己，找回一种现实感，而不是急于用现有的观念去切割现实。

李伟P在总结发言时说：墨白已经成功地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能不能继续讲下去，并且持续的被人关注被人评论，还是要取决于他本人的内涵发展，第二要用时间来证明。第三，从研究评论的角度来讲，我想有两个重要的维度，一个维度是影响研究，一个维度是平行研究。这一点可以从近年来获得诺贝尔奖的非洲作家身上明显地感受到。所以我们期盼着墨白对世界共性问题的个性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