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手记 第11期

雷泓霈等 2019-04-14 版权声明 举报文章

令人震撼的“航天美”

雷泓霈

神舟七号航天员翟志刚成功迈出中国人太空第一步。坐在电视机旁,凝神屏息观看太空行走的实况转播,有关专家评析说,整个动作完成非常完美。这真的是一种令人震撼、值得敬畏的“航天美”。

中国航天专家精英们创造出来的技术美。听说太空行走颇具风险,难度很大,前苏联宇航员列昂诺夫1965年的太空行走时“差点回不来”:“在完成12分钟的太空行走后;隹备回舱时,由于航天服在太空中膨胀变大,他怎么也不能钻进只有1米直径的闸门,无论他怎样弯曲身体都无济于事。最后,他来不及请示,冒着患减压病的风险,三次对航天服减压,才使航天服缩小了一点,终于挤进了闸门。这次他足足用了12分钟,等回到飞船时已大汗淋漓,航天服里全是汗水,一称体重,竟然少了6公斤”。在非人类的环境完成极限挑战,紧张和意想不到的危险总令人揪心。

可翟志刚却表现得非常镇静、从容(这可从他和地面指挥中心的通话来判断),有条不紊,不慌不忙,在舱口向观众和世界人民挥手致敬问好。整个动作看起来轻松流畅,没有一丝疏漏和笨重感觉。还没有看过瘾,太空行走就完成了。――中国人拥有的飞天技术可以说已达到了成熟纯熟状态,“胜券在握”。

虽然不在太空,全国观众也随着神七完成了一次精彩的“太空漫步”,得到了一次极大的精神享受,确立了中国航天大国的地位,向世人展示了中国航天人的潇洒风采,航天专家用万无一失的技术保障撑起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你说这心里能不美吗?

当然,“航天美”的意义不仅仅是停留在某个图片、个体感官的自豪感和愉悦中,而是此举对于民族精神和中华崛起的源源不断的能量输入和补给。中国人开发宇宙的目的不是为了垄断技术,更不是为了谋求太空霸权,而是通过这种尖端技术,给全世界人民带来更多的幸福、快乐与和平。这就像奥运会主题歌唱到的:“你和我,一家人,同住地球村”。这才是“航天美”带来的精神美、和平美与和谐美!

也要消除“谈奶色变”心理

雷振岳

9月25日《健康报》报道,《因“问题奶粉”事件不敢喝奶大可不必》。国际食品添加剂法典委员会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认为,我国食品卫生安全总体状况是好的,而且一年比一年好。陈君石说,“问题奶粉”事件以后,我认为从安全的角度来看,喝什么奶都是可以的。理由是政府对所有生产奶制品企业的监管力度进一步加大。比如质检总局派专人进驻所有的奶粉生产加工企业,对原料及最终的产品进行严格的监督和检查;农业部门也加强了对奶牛的管理和牛奶收购站、畜牧兽医方面的管理。有理由相信,在这次事件以后,我国市场上的奶制品会比以前更安全。

这几天,不仅两岁半的孩子停用了国产奶粉,改食进口奶粉。家人对喝奶都不积极了。那一个个倒下的奶业品牌不仅砸伤了企业自己的脚,绝大多数消费者也都杯弓蛇影,产生了本能的排斥和拒绝。

“问题牛奶”搅浑了民族奶业的清水,也将社会信任弄得凌乱不堪。整个社会形成了无形的默认,对问题奶业、无良企业就要厉声讨伐,谁不这样做,就不是责任公民:谁如果替“问题奶业”说话,谁就是大逆不道。所以,不少受害者、公民产生了“谈奶色变”心理。――这就需要从“谈奶色变”中走出来。

“问题奶”伤透了人心,可在整个中国奶业中,问题奶制品毕竟属于少数,“国家质检总局检查结果显示,市场上绝大部分液态奶是安全的”。虽然这些奶制品的市场份额不是太大,不是名牌产品,可在安全健康这个底线上,却是毋庸置疑的。再者,就是“问题牛奶”,也是个别批次的液态奶和奶粉有问题,而不是所有的产品都有问题。人们万万不可将对“问题牛奶”的不信任情绪转嫁到无名奶制品头上,让无名奶制品和其他没有问题的产品承受不公平的精神伤害。

人们拒绝喝奶,还有对食品添加剂“不信任的提升”。

陈院士分析说,“很多人把三聚氰胺这样的事件称之为食品添加剂事件是不对的。三聚氰胺不是一种食品添加剂,而是化工原料”。也就是说,在这次“问题奶事件”中,非食品添加剂的三聚氰胺,严重污染、降低了食品添加剂的名誉和可信任度。

任何事故是损失,更是教训。我们不想得到这种血泪代价的损失,却可将这种沉痛记忆铭记在心,以此为契机,将食品安全提升到一个新台阶。数据显示,“15年以前,我国总的食品合格率只有50%~60%,而现在已经达到了90%左右”。所以,陈君石院士的提醒,对消费者无疑是一个科学的消费引导和观念教导。只要我们是不断进步的,是循序渐进的,社会期待的食品安全机制就能日渐成熟,日臻完善。

官员上网 功夫需在网外

刘 鹏

8月22日,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栗智接受新华网专访时透露:“我至少一到两天上一次网。”希望网友能够把相关的意见发到乌鲁木齐市党委信箱和政府信箱。

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上网倾听民声,越来越多的政府事务网上问计于民。官员上网遍地开花。这个可喜的现象是网民呼吁的结果,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

官员上网并不难,但官员做为特殊的网民,其上网并不单纯只像普通网民一样看看新闻、逛逛论坛。通过网络倾听民声、关注民意、为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才是官员上网的根本的目的。因此,笔者认为,当下各地各部门的官员上网之后,迫切需要做到的事情还有很多,至少目前需要做好以下三点。

其一是搞好宣传。官员上网了,有话想说的网民们狂喜,但网络浩如烟海,网民不知道官员什么时候上网、上什么地方听取民意的可能性并不是没有。因此,官员上网首先要通过各种途径做好宣传工作,把网上信箱、实时通讯工具的账号、网上热线、经常光顾的网上论坛地址公之于众。

其二是坚持不懈。官员们上一次网容易,在网上与网友交流一次也不难。难就难在官员能不能把上网坚持下去?轰轰烈烈的官员上网现象会不会陷入形式,沦为非故意的作秀?笔者觉得这些担忧在官员们政事繁忙、上网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并不多余。因此,如何把官员上网做为一种新型的政府行政方式固定下来,让上网的官员们坚持下去,以实现长效作用?这些已经成为各地政府迫切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其三是重视落实。官员上网被赋予了倾听民意、解决问题的特殊使命。为了达到这一最终目的,我们必须重视建立健全有效的责任制度,要有相应政府部门对网民和老百姓提供的建议和意见真正重视,要有官员对其反映的问题负责到底,避免民声、民意“石沉网海”、被搁置或者久拖不解,甚至被罔顾。

我们期待着官员上网这种新的政府行政方式,能够真正实现解决问题、广纳民意的作用,能够谱写出互联网政治新

篇章,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新动力!

全国寿星之最有点不靠谱

子不语

全国14亿人,选出了十大寿星,新疆居然占到六成-不仅单人项目属于全国之最,如果搞个寿星集体比赛,团体冠军恐怕也非新疆队莫属。

这件事的主办方是中国老年学会,媒体没有详细披露他们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了抽样调查或者评比,所以不知道他们最终得出的结果有什么权威性。

然而在新疆长年生活过的人们都知道,一般而言,维吾尔族老人,特别是生活在南疆地区的农村老人的确切年龄,其实是个不得而知的事情。 一百年前,哪怕是五十年前,新疆农民并没有准确而权威的出生时间登记。那时候,贫弱的政府根本无力顾及这半原始的农村,连死活尚且顾不得,更谈不到相应的社会公共服务。

那时的新疆农民自己也无法准确记录其出生时间。那时候,历法掌握在神职人员的手中,普通人无法知道确切的纪年;而国家通用的历史纪年,在五十年前是中国民国纪年,之后改为公元纪年,这两者之间还有11年的时间换算,许多中国内地的老农都糊里糊涂,而与内地有巨大宗教文化差距的新疆农村,那些“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与世隔绝的农民,又从哪里知道自己是公元哪年生人呢?

不能确切记录老人的生卒年月,在新疆农村是常见的一种现象。今年年初,我在阿图什曾参加过一位老人的丧礼,吊唁谈话间,问及老人享年,其家人也无法准确说出老人年纪。而这家老人的子女,是当地相当一级的领导干部。领导干部的家庭尚且如此,那些在遥远偏僻的乡村的只字不识的农民,报出自己的年纪数字,又能有多大的准头呢?

一般而言,过去新疆农村人家添丁进口,以某个自然现象作为参照作记录的多。比如说某个人在麦子黄的时候出生的,大约应该是在夏天出生的:说某人是门前的桑树叶子落的时候出生的,那他应该大约是秋天时间出生的。而麦子每年会黄,叶子每年会落,谁知道到底是哪年的麦子和哪年的叶子呢?

好一点的,可能会记得是村里的清真寺封顶或水渠修好的那年出生的,这个还稍稍靠谱。村里其他人就比照那个人,比他早出生还是晚出生,以此来估算自己的大概年纪。不过村里那个清真寺和水渠到底是哪年建成的,在偏僻的农村一般也没有确切的文字记录,所以这也只是个大概年纪。

再靠谱一点的,如果有人能和国家或县城的历史事件挂上钩,那就是相当有文化的了。比如谁能说出自己是在喀什城里闹革命那一年出生的,那就可以确切地说他是1911年出生的老人了。或者谁是新来的县太爷上任的那一年出生的,就从县志上可以查出确切年代。

城里人和农村人的身体特征不一样,维吾尔人和汉人的体态特征也不一样,所以靠外表估算年纪是绝对靠不住的。我小的时候,有个邻居,戴个小花帽子,满脸胡子,每天都要去附近的河坝挑水。我非常惊异一把胡子的老人竟然还有这把身板。而我的父母笑着告诉我,不要以为长胡子的都是老爷爷,其实那个邻居不过是四十岁左右而已。

所以评选全国寿星之最这样的事情,也就是姑妄说之,姑妄听之吧!

206家饭店大肠杆菌超标谁之过

姚泰和

报载,9月19日新疆卫生厅公布了2008年餐具消毒抽检结果,乌鲁木齐有206家餐饮企业餐具大肠杆菌超标。

报道称,公布数量如此众多、覆盖面涉及整个乌鲁木齐的不合格餐饮企业名单,这在自治区还是第一次。

首先应该肯定,在“三鹿奶粉事件”震惊全国之后,新疆卫生厅及时将这些饭店名单公之于众,挂上“黑牌”,一方面给饭店警告,另一方面给食客提醒,无疑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负责之举。

不过也有一个疑问,随之而来,这便是:不很大的乌鲁木齐,不合格的餐饮企业竟如此之多,是谁该汗颜?

饭店该汗颜,是无须说的。该报道里讲,一位负责人分析说,大肠杆菌超标的主要原因是这些饭店消毒未达到规定时间和为省电而不使用消毒柜。这话简直是隔靴搔痒,无异于拿羽毛打人。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这些饭店只顾赚钱,不顾人命:将财顶在头上,将法置于脑后,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执政为民的教育,对官员固然重要;经商为民的教育,对老板同样重要,对生命的关爱和敬畏,当是每一个人的座右铭!

监督检查部门该不该汗颜呢?我看也该的。因为,卫生不合格店家的数量,多到如此惊人,很显然,乃是我们平时疏于监管所致。

我注意到,在这些挂了“黑牌”的饭店中,除了一般店,还有三星、四星、五星级的酒店,这些个“星”,也许当初命名的时候合格,但命名之后这“星”就不再去查了么?现在,连“星”都出了问题,监管部门该不该被“问责”呢?

而且,这206家店的不卫生,眼下是人人皆知了,他们自是会加倍整改,但这股风过去之后,会不会又死灰复燃:或者,此次“达标”的店家,今后会不会也“超标”……这一切,都值得所有店家扪心,也值得监管部门深思。

到农村去

张金刚

现在的人,确切说是现在的城里人,不知是怎么了,生活越来越好了,可生活的快乐、脸上的笑容却越来越少了。在人流穿行的闹市停上一两分钟,很难寻到笑脸。有,也经常是强颜欢笑,一种应酬中的笑,一种为了生计的笑,一种自欺欺人的笑,真正发自内心的快乐流露是少之又少。

说真的,也不是不想笑,只是来自社会、工作、家庭以至自身的压力,还哪能找到快乐,甚至很难再体会到畅快的滋味。是啊,这个社会在多了进步的同时,还多了竞争,多了压力,相反却少了快乐。但依我的体会,有一条路,可以让人找到快乐,这条路通向农村。

看惯了城市的喧闹,车水马龙的街道,到农村去,将自己完全交给一个纯净、宁静的乡村世界,与大山为邻,和花草为伴,这个世界里似乎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自己。

不管是在城市工作、生活,还是定居多年,其实,多数城里人的根还在农村,那种永远不能割舍的故土情怀,定会时刻触动着那颗忙碌的心,牵动着那根柔软的神经。当双脚一踏入那片浓情的土地,清新的泥土芳香,熟稔的山野溪流,还有那亲切得让人哽咽的乡音、淳朴得让人落泪的乡情,便将自己童话般地引入了快乐的记忆城堡,大门应一声多情的呼唤而慢慢开启。

农村很简单,简单的村庄设置,简单的乡间小路,简单的生活节奏,还是那简单的快乐享受。那种简单可能让享受得忘了根的城里人所不耻,甚至对这种简单得近乎落后的生活嗤之以鼻。但就是这种简单的快乐令多少满心苦恼的城里人所不及。可以不羡慕这种简单的生活,但不可不羡慕这种简单的快乐。与农村人比较起来,城里人的所得足矣,有工作、有收入、有保障,虽有“比上不足”的距离,可这一距离是没有终点的,为什么不适可而止,好好享受一下快乐的滋味

呢?到农村看看农民丰收时的笑脸,看看新春花会里的秧歌,看看劳累一天坐在村头闲聊的人群,甚至看看村里人向城里人投来的丝丝羡慕,还有什么不可满足的。在农村,足以让整日失衡的心灵找到平衡,找回快乐。追逐没有尽头,可快乐会是随时间减少的,何不让生活安静下来,快乐一生。

到农村去,享受自然的恩赐,会感到世界的公平:到农村去,找拾儿时的记忆,会扫除积压的烦恼;到农村去,感受简单的快乐,会静化浮躁的心灵。没事的时候,烦心的时候,建议您到农村去,定会有别样的滋味在心头燃起。

查查娱乐业还有多少“警察股东”

徐林林

继深圳龙岗区舞王俱乐部经营者王某日前投案自首后,此次火灾事故的两名主要犯罪嫌疑人股东张伟和火灾肇事者,9月22日已被当地公安机关依法刑拘。现已查明,张伟系深圳海关缉私局警察,国家公务员。

公安部早就明确规定,民警不得以任何形式涉足娱乐场所的经营。而身为缉私警察的张伟,不仅参股舞王俱乐部,而且还常到这里招揽生意,直接参与经营。如果不是9月20日晚俱乐部突发特大火灾,或许这位“警察股东”此刻正为生意火爆而乐不可支,盘算着如何进一步大展“钱”途。

眼下,在全国大多数城市,没有小姐陪侍客人的卡拉ok歌厅屈指可数,有的按摩、桑拿服务涉嫌卖淫嫖娼,更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大量事实告诉我们,如果离开了当地某些警察的“关照”,这样的娱乐、休闲场所一天也开不下去。于是,“诚邀”警察做股东,便成了不少投资者无奈的选择。“警察股东”或坐拿干股,或参股分红,一个个俨如被人供着的活菩萨。

公共司法资源就这样被他们巧妙地置换成了揣进个人腰包的真金白银。倘若哪个老板“不识时务”,试图摆脱这种潜规则的困扰,那就休怪他某大警官不给面子。法律法规可是摆在那里,他们轻则以存在盈利性陪侍为由,罚个三五万还算客气的,若说你涉嫌留容妇女从事色情活动,那事情就更麻烦了。

所以如此,原因大体有三,一是公安部禁令在一些地方没有真正贯彻落实到位;二是监管机制存在明显漏洞,可能对违法违规者不构成威胁:三是腐败链已蔓延到警界内外,而且相当隐蔽,不易为组织所觉察。像张伟这样的“警察股东”,无牌无照非法经营了一年多,直到几天前,这才在突发的特大火灾中现出原形,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娱乐业到底还有多少“警察股东”?建议公安部来一次全面清查,绝对不能便宜了那些视法律、政令为儿戏,在体制内外“通吃”的害群之马!

教师职称论文造假不如取消

周祖荣 王莉娟

论文这个硬指标遭非议已不仅是第一次了。

据《中国青年报》9月23日报道,河南南阳某农村小学的刘老师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因为他赶在教师节前“帮忙”完成了两篇“艰巨”的论文任务。

在我国,不管是高校还是中小学校,在同一学校的教师,由于职称不同而受到待遇相差的现象,可谓比比皆是。而要评职称,完成论文可是个硬指标。可教师们为了完成这个硬指标,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出现诸如东拼西凑、雇枪手、拉关系、与刊物编辑套近乎、出高价买版面等等五花八门的现象也就不奇怪了。可以想像,如此教学论文事实上也就没能真正反映教师真正的教学水平,甚至有的教师为了完成论文而忽视教学。

而据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通过腾讯网,对51488名教师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27.6%的教师认为职称问题给他们带来了繁重压力,19.7%的教师认为发表科研论文给他们造成重压。本来,教师撰写公开发表的论文,目的是对自己教育教学水平的经验总结、研究报告或经验交流材料,而非评职称的“硬指标”,只是作为评审的参考依据之一。可如今倒好,写论文成了教师分散教学精力的“繁重压力”,教师教学水平的稳步提高也就不得不置疑了。

值得欣喜的是,山东省青岛市在2007年1月出台了新规,教师没论文也能评职称。海南省也决定从2008年起,在中专、中小学教师中级和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中,对提交的教育教学论文继续坚持数量和质量要求,但论文发表与否不再作硬性规定。教师工作的重点在教书育人,而非为了发表科研论文而分散教学,造成重压,因此,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定,应该淡化论文,强化教学。

事实上,中小学教师评职称必须发科研论文引起的争论由来已久,是老问题了,但如今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为论文而论文,造假的教师越来越多了。中小学教师不是理论工作者,不是科研人员,老师们的主要任务是安下心把孩子们教好,给国家培养人才。教师有时间当然可以总结经验、交流心得,但不一定要发表在刊物上,工作心得、教学体会都应该成为评定参考。如今各种指标和规划让教育有些地方走样了,在各地进行的一些不同改革和试验反响很好的基础上,还是应让教育回归本源,远离利益纷争。造假的教师职称论文,不如取消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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