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与素质教育

时间:2022-04-10 03:59:13

科举考试与素质教育

科举考试与素质教育

质教育因素,为科学扬弃历史、全面认识和实施素质教育、改革考试制度提供借鉴。

在迎接新世纪到来的关键时刻,人们越来越关注于教育,重视和寄希望于教育,于是形成了科教兴国的战 略方针。为适应社会的发展,素质教育被提上日程,并在各级各类学校勉力实施。应试倾向,把方法变成了目 标,使教育本身进入到难以突破的怪圈;素质教育也并非取消考试,考试本身作为教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亦应包含素质教育的内容。中国古代从察举到科举制度即是一种成熟而完备的考试制度,笔者试图通过对这一 制度的考察,分析它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中涵盖的某些素质教育因素,从而为我们今天全面认识和实施素 质教育而进行的考试制度改革提供借鉴。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在亚洲东部广袤的土地上,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地孕育着古老的中 华民族,在历经了百余万年的演进之后,较早地进入文明社会。到西周乃至春秋、战国之交,随着生产力水平 的提高,使一家一户作为一个生产单位成为可能,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由此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的主体。在 这样的农业社会中,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 ,“万事不求人”,是他们生存方式的生动写照。地主和贵族剥削来的产品,也主要是用于消费而不是用于交 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在整个经济生活中不起决定的作用。狭小的生产规模,落后的生产方式,产品经 济的稳定结构,导致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状态的生存 方式代代相传。

三代以降,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时期,春秋战国之交,百家争鸣,各种思想学说、政治主张纷然杂陈 ,在之后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给中国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乃至社会生活带来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时至今日,还 渗透在我们现代社会的一些方面,这是不容小视的客观存在。随着秦汉时期大一统的封建专制的确立与巩固, 以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标志,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儒家理论正式地确立了它的 统治地位。这是在以孔孟儒学为核心的基础上吸收了先秦各家思想学说中有助于地主阶级统治需要的部分,经 过改造之后而形成的。尔后历经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变迁,其内函与外延都在不断地丰富与扩展。到宋明时期 产生的理学,是佛教哲学和道家思想渗透到儒家哲学以后出现的一个新儒家学派。宋明理学以儒家学说为中心 ,兼容佛、道两家的哲学理论,又吸收了唯物主义某些思想资料及若干自然科学知识,形成一个庞大的唯心主 义哲学体系。理学实际上是一种新形式的儒学,具有宋、明时期时代特征,为封建社会后期开始走下坡路的地 主阶级统治服务的,它对加强封建专制主义,巩固地主阶级,维护封建社会的秩序,发挥过很大的作用。

儒家思想是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统治思想,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 继位,下诏察举, 董仲舒在武帝策问时充分地阐述孔孟儒学,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 之通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 诸不在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 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从此,自两汉而宋明 ,直至晚清,“大一统”的封建专制理论基础的儒家学说从政治、经济延伸到伦理思想及文化领域。“大一统 ”的封建专制制度产生了“大一统”的封建专制思想,“大一统”的封建专制思想又进一步巩固了“大一统” 的封建专制制度。于是,在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条件下,在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之中, 以“大一统”的儒家思想学说为核心,作为选拔封建政治人才的选官制度,“察举——科举”制度逐渐建立和 完备。在封建社会前期,主要是以举荐为主考试为辅的察举制度,到隋代开科取士,这是科举制度的滥殇,而 严格意义的以考试为主的科举制度则是产生在封建社会高度繁荣昌盛的唐代。唐宋之际六百余年,科举制度发 展成为一种成熟而完备的选官制度和文化制度。

作为选官制度,它通过考试环节把读书与做官联系起来了。使历代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学而优则仕”的 理想变为现实,也使通过教育手段为封建制度培养政治人才的统治思想得到贯彻落实。“十年寒窗无人问,一 朝闻名天下知”便是士人孜孜以求金榜题名入仕做官的生动写照。“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 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孔子当年提出的这种人生选择,通过科举考试得以实现,为那些期 望由被统治者上升为统治者的人开通了一条合法途径。唐宋科举考试,不分世庶,向全社会开放,吸收了不少 寒士进入政权,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专制的统治基础,改变了封建社会前期世族门阀把持朝政的局面。广大 的庶族地主即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读书做官、入仕从政,给封建政权注入生机与活力,除旧布新 ,促进了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科举制度不仅是统治者延揽人才的工具,也是统治者奴化士人,缓和 社会矛盾的有效方式。唐太宗曾眼看新科进士鱼贯而入,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弓箭射程)中矣” (《唐摭言》卷十五)。这句冲口而出的话语,道破了科举制度的实质。科举制度之下,全社会均视读书—— 考试——做官为正途,真所谓“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天下英雄尽白头”。广大知识分子无论是“负侗傥之才 、变通之术,苏、张之辩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筹划……咸由是而晦之”。其个人特长才能 ,精神气质品味无不纳入科场规范,“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唐摭言》卷一)。宋真宗曾亲书《 劝学文》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车马多如簇”, 用食、色等人生物欲的肆意追求消磨士人的精神意志,使之变为封建统治的顺服工具,而不会产生任何反抗的 意念。

作为文化制度,科举考试造就了文官政治,使选拔官吏有了一个文化知识水平的客观标准。广大士人则可 据此致力于经、史、文学的研习,形成一支具备高素质的文官队伍。由于科举制度把读书——考试——做官紧 密地联系起来,把权力、地位与学识结合起来,营造了中华民族极端重视教育的传统,刻苦勤奋读书的氛围, 对中国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科举考试归根到底又是一种文学考试,诗赋、策论、经义、 八股概莫能外,参与者的士人则是社会文化的代表。中国代代相传的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这一载体,营造了“尚 文”的社会传统。唐代重视诗赋取士,宋代取士凭策论经义,唐诗宋文因此而繁荣。清代康熙皇帝御制的《全 唐诗序》谓“盖唐当开国之初,即以声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杰之彦,恶从事于六义之学,以为进身之阶,则 习之者固已专且勤矣”。此说虽然未必准确,然则有唐一代是中国诗歌上的顶峰,《全唐诗》收录唐诗近五万 首,较之有《诗经》以来到隋代的一千六七百年间的诗歌总量还多几倍,唐诗在内容上的广泛、丰富,风格、 流派的多姿多彩,社会历史影响之深远均是绝无 仅有的。这一文学现象的产生是统治者的提倡,科举制度的导 向所促成的,唐代以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的繁荣是无庸置疑的。从北宋开始,科举考试进士科加试策论,宋太 宗实行殿试以诗、赋、论三题考试,并且偏重于策论。“自嘉yòu@①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 ,而诗赋几至于熄”(苏轼:《拟进士庭试策》)。策论是用散文体裁来写作,无论是谈经、讲史或是对现实 问题提出对策,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作出新的阐释,促使学术文化产生了飞跃性的大发展。中唐之际,韩愈 、柳宗元首倡古文运动,到北宋嘉yòu@①年间,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及三苏父子更使这场以复古为革新 的古文运动发展到高潮,继承先秦两汉散文又有新发展的“古文”取代绮丽华艳的骈丽文风而使淳朴求实、平 易畅达的清新文风占领文坛。北宋一朝,人才之盛,前所未有,是政治、经济、史学、哲学、文学、艺术及自 然科学各方面人才鼎盛的时代,这与科举制度乃至于古文运动不无关系。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察举——科举制度与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相始终,同时又是建立在具有全 民性的教育制度的基础上的。“古者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学,固无人不在所教之中”(《钦定大清 会典事例》卷397)。因之而有专门的教育场所, 以培养人材敦厚风俗。教育内容包括了道德伦理与实用技能 ,“一日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日六行:孝、友、睦、娴、任、恤;三日六艺:礼、乐、射、御 、书、数”(《周礼·大司徒》)。其中又以德行与能力为主,孔子就曾直接按弟子的专长分德行、言语、政 事、文学四大类。察举——科举制度就是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之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察举,又称荐举,即是由 各级地方官吏察访人才、举荐朝廷,并对被举荐者采用“策问”的方式进行考试的一种选官制度。从汉初高祖 刘邦时期开始,到西汉中期武帝刘彻时渐次形成定制。从程序上讲,先由各级地方官向朝廷举荐人才,并以此 作为地方官的重要职责之一,之后再进行“策问”考试。所谓“策问”,分两种方式进行,一是对策,即由皇 帝根据当前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情势提出问题,写在“策”(竹简)上,应试者作出书面答案 ,是谓“对策”;二是射策,“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署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 使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以知优劣”(《汉书·萧望之传》颜师古注)。就是把各种疑难问题写 在竹简上,由应试者用箭投射简策,根据所投射中的之策回答问题,这是一种抽签方式的口试、笔试。从考试 的内容(科目)上讲,初为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如文帝时诏举,提出明确要求,要能“明于国家 大体、通于人事之始终及能直言极谏者”(《汉书·晁错传》),并按考试成绩区分高低等第。到武帝时又开 孝子、廉吏两科,后来两科合为一科,并称“孝廉”。规定各郡国地方每年按人口比例向朝廷举荐一定数量的 孝廉,遂成定制。尔后又增加明法、治剧、兵法、阴阳灾异等科目,但都偶尔为之,并不重要。更主要的是要 求应举者通晓儒家的诗书礼乐,对策能引经据典,富于文采,汉学因此而兴盛,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巩固 也因以儒学为核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强化而进一步发展。

魏晋之际,察举之法未废,但主要又是施行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吏。先是曹操于建安十五年(201)春下令察 举贤能:“今天下尚未定, 此特求贤之急时也。……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把道 德标准放在一边,提出了“唯才是举”的主张,认为“有德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德”,因此“ 举贤勿拘品行”(《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作为魏王的曹操敢于冲破传统思想束缚,不拘一格网罗人才 ,为其政权的巩固奠定了基础。到曹丕称帝,采纳吏部尚书陈群建议,实施“九品中正制,”策试形同虚设用 察访、评议等方式推荐士人,以其才德声望划分为上下九品向吏部推举出仕人选,因利益关系的驱动,九品中 正制为豪门士族所把持,政权亦为其所垄断,“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 天朝之权势。”天下汹汹,但争品位,……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晋书·刘毅传》)。于是出现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策良将怯如鸡”的反常现象。实乃造成士族把持朝权, 国家分裂,外族入侵,社会动乱的重要因素。这种状况到南北朝后期才开始有所转变。

隋朝废除九品中正制,官吏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无须“中正”评议,采取公开分科考试方法选士。炀帝 大业二年(606)始置进士科,以试策取人,所谓“进士”,即进受爵禄之义,标志着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正式 形成。唐承隋制,使科举制度进一步走向成熟。首先是正式设置了进士、明经等五十余科进行考试,其中又以 进士、明经两科为主,前者重文辞,后者重经术。其次是规定了考试时间,明确每年十月为赴京应试的定期, 考试在春天举行,称“春闱”,是为常科(常举),另有皇帝临时诏令设置的科目称为制科(制举)。第三是 考生的来源,应试者主要是“生徒”与“乡贡”两部分人组成。生徒是官办学校的学生,乡贡则是自学者或者 是在民间私塾中的求学者,向本县、州投请应试,经地方预试合格再“进贡”到京城应试。第四是唐代科举考 试,主持其事的是礼部,考官通常由礼部侍郎担任,称“知贡举”。唐初进士科考试为“时务策”五条,其内 容涉及国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问题,要求考生面对社会,观察思考,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这是汉代以来“ 策问”的发展和完善,这种考试的内容和方式,有利于读书人从故纸堆中走出来,充分展示其综合素质和能力 。唐玄宗以后又规定诗赋为必考内容,计考时务策五条,诗、赋各一篇。诗赋考试要求考生具有相当丰富的历 史文化知识和语言表达能力、形象思维能力、审美感受能力。因之这种考试方法较为清新活泼而且富于灵气, 即使题目及对偶声韵方面的严格限制,亦能考查考生掌握语言文字的能力和水平,这又是时人必须具备的基本 条件,尤其对于为官从政而言。唐代科举及第者,算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尚需吏部铨试,俗称“关试”。《 新唐书·选举志》载吏部铨试标准有:“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证;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 ,文理优长。”所谓身,是对仪表形象的考查,对考生气质风度的初步了解,虽非重要,亦必不可少;所谓言 ,是对口头语言表达能力的考查,能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所谓判,是举设两条案例,论考生剖析判决,写 出判词,考查分析事理的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至于书法之试,尽在判词书写之中,唐代书法因之大盛。唐代 科举制度的完备,打破了魏晋以来世族门阀垄断朝政的局面,为庶族入仕大开方便之门。大量庶族士人通过具 有极大权威性和相对公平性的科举考试进入统治集团,他们来自社会中下层,对民间疾苦和社会状况有较多的 感受和了解,从政之后往往能够成为维护国家统一,缓和社会矛盾的进步势力。

赵宋王朝重新完成统一之后,努力革除藩镇专权、分裂割据的弊端,强化中央集权,施行文官政治。在大 力发展科举制度的同时,对科举制度进行全面整顿、改革,使之更具备全民性、平等性,以利于扩大和巩固封 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首先是取缔“公荐”(即朝廷权贵向主考推荐举子)之法,防止权贵操纵科举考 试,结党营私。同时实行回避制度,采取弥封、誊录、糊名之法,使科举考试体系更趋完备。从此,通过科举 考试,凭文章定取舍,使一批出身贫寒、勤奋苦读之士脱颖而出,挤身仕途。有宋一代出身贫寒而官居高位者 较历朝都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幻想成为现实。下层人士的崛起,士、庶界限归于消失,形成一 种新的文化导向,浓厚了社会的文化氛围。经知识型的文官集团为核心,传统的儒家思想广泛传播,有效地调 节着各种社会矛 盾,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两宋王朝延续三百余年,经济社会得到继续发展,与此不 无关系。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主持推行被称之为“庆历新政”的社会改革,在全国各州县地 方普遍兴办学校,规定在校学习三百天以上的士人才有参加州县地方考试的资格;省试分为策、论、诗三场考 试,而其中更偏重于策、论,在考试内容上则改变过去侧重考记诵为领会、阐述经典之精神义理。“庆历新政 ”中关于科举制度的改革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它更注重于考生素质的培养和评价。到嘉yòu@①年间, 由于政策的倡导,策论盛行于世,无论是研究历史或是分析现实的社会问题,都是用非对偶的散文体裁来进行 写作,有利于深刻的理解认识得到充分的阐释和发挥,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大发展。至北宋熙宁年间,王安石变 法过程中对科举制度再次进行改革,排斥“记诵”之学,倡导“学校养成之法”,改试经义、论、策,采用散 文形式阐述儒家经义;创立“三舍法”,改革太学,分太学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以平时学业成绩为依据 ,渐次由外舍而升内舍、上舍,最后参加政府考试,方能获取官职。

从察举到科举制度的演变和发展,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整个教育制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为适应当时社会的 需求,它必然具备素质教育的某些内容,这是历史事实。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不应当也不可能把素质教育与 考试对立进来,而关键在于改革考试的内容和方式,逐步建立一套科学的素质教育评价体系和考试制度。

收稿日期:1999—08—05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社的左半部右加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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