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勒的民族政策初探

[摘 要]西晋终因统治集团腐朽统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中国历史随后进入了南北朝大分裂时期。大量的少数民族内迁使中国进入了又一个民族融合的高峰时期。这其中涌现了很多杰出少数民族首领率领着本族建立了各自的少数民族政权。各个少数民族政权都采取了各自的民族政策来调节内部的少数民族同汉族的民族关系来试图保证政权的稳定。后赵作为北朝前期曾盛极一时的羯族政权后赵在南北朝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说到后赵就不得不提及后赵的建立者石勒。石勒建立后赵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民族政策方面的封建化措施。本文主要择对石勒在其统治期间的民族政策进行浅议。

[关键词]石勒;后赵;民族政策

石勒（公元273一333年），字世龙，上党武乡揭族人。晋惠帝永兴二年（305年），石勒发轫于第一次反东海王起义时，石勒与河北牧马人汲桑起兵反晋。并在随后的反晋和统一北方的战争中展露出他的卓越的军事和组织才能。并且任人唯贤，重用汉人谋士张宾。占据了襄国（今河北邢台）为根据地，“命将四出，授以奇略，推亡固存，兼弱攻昧，则凶可除，王业可图矣。”经过十余年的兼并战争，319年石勒脱离刘曜自立，称大单于，领赵王，史称后赵。公元328年，石勒亲自提军至洛阳与刘曜决战，指挥部将俘获了刘耀，消灭了前赵的主力。后赵建立起一个东抵大海，南邻淮水，西到河西，北达长城的一个北方强国。晋成帝咸和五年（330年），石勒称大赵天王，行皇帝事。

西晋末年以来北方长期持续的战乱，多民族的大迁徙和泛杂居使得北方的民族关系极其复杂。再加上长期以来西晋统治者的“内中华而外夷狄”及“华夷之别”的猜疑、防范的民族统治政策造成了内据的少数民族对统治阶级的不满，进而造成了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隔阂与误解。西晋时期的民族矛盾异常尖锐，作为羯人，石勒亦饱尝阶级和民族压迫之苦，苦难的生活迫使他走上起义反晋的道路。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石勒建立了后赵政权并实施了一系列民族政策。

一、政治方面

以大单于“镇抚百蛮”，“号胡为国人”，“讳胡尤峻”。首要的政策就是确立“胡汉分治”政策。立胡人为国人，地位高于汉人。这一政策的制定实则也能反映当时石勒对于西晋民族歧视政策的不满，其中流露出不乏自卑感和“报复”心理。这更显示了羯族统治者在自我民族意识驱使下采取的一种保护措施。但是这恰恰符合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在当时的极其尖锐的民族矛盾中，分而治之，这也是减少民族间直接冲突最直接有效的手段。

作为游牧文明代表的一支，羯族入主中原之后，首要任务便是适应农耕文明，并且努力在中原扎根。所以石勒在政权组织形式上沿袭汉赵国单于设置，职官体系沿用汉魏。至石虎时，“吏部选，河依晋氏九班选制，永为揆法，选毕，经中书、门下宣示三省，然后行之。”不难看出西晋的职官体系完全被后赵所沿用。虽然在史书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汉族在高级官员中的比例甚微，但是石勒对于汉族的知识分子十分重视，他广泛地召降汉族士人。可以说石勒的伟业与其汉人谋士张宾密不可分，张宾被石勒引为军师，“机不虚发，算无遗策，成勒之基业，皆宾之勋也”。足以体现石勒对汉族在其看来可堪大用之人的重视。以石勒为代表的“胡人”上层在入主中原后多主动的接受汉化，他们认为在农耕之地需用“农耕之法”。要想统治中原，需用汉法，学习汉族文化，从而维护自身统治的正统性和神圣性。这些都直接减少了汉族地主的反抗。也间接促进了少数民族的汉化以及民族间的民族融合。

二、经济方面

石勒在定都襄国后，“徙平原乌丸展广，刘哆等部落三万余户于襄国。”公元318年，“勒攻斩准于平阳，巴氏及揭降者十余万落，勒皆徙之于所部郡县”。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大迁徙，把大量的“胡人”内迁至自己的统治腹地。虽然民族的隔阂依然存在，但为各民族之间增进交流提供了机会。大量的游牧民族内迁至农耕区，在农耕文明的洗礼中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对农耕的认同加强。而当时社会最高农耕文明的代表汉族就成了他们的学习对象。他们吸收了汉人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改变了一些生活习俗。这样他们在逐渐的适应中慢慢的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汉族农耕文明体系之中，成为了这里的“主人”，促进了民族融合。

另外，石勒极为重视农耕生产。石勒在定都襄国，割据河北之后，石勒在进据襄国取得冀州后，颁布了新税法：“始下州郡阅实人户，户资二匹，租二解’。大大的减轻了农民的赋税负担。“以右常侍霍皓为劝课大夫，与典农使者朱表、典劝都尉陆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农桑最修者，赐爵五大夫。”足以看出石勒对于发展农耕，发展生产所下的决心。另外石勒提倡节俭，设立农官，在国内禁酒，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的压力。这些都成为了后赵国生产殷实，国力较强盛的原因，也为后赵基本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农业在这里充当了胡汉融合的先锋，相似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使得一些羯族放下了马鞍，转向了农具。民族融合就在这日复一日的农业生产中悄然进行着。

三、文化方面

游牧民族的军事战车碾碎了西晋帝国，但是文化较为弱小的“胡人”遇见空前高大的汉族文化大山时总是显得不知所措。多数的北朝的少数民族政权建立之后多学习汉族文化来进行统治。同样，石勒非常重视汉族文化的学习，并且非常尊重汉族文化。在襄国“立太学，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椽，选将佐子弟二百人教之”。不久，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且备击析之卫”。同时石勒还命令“各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当然可以想到石勒之如此，首先是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一、广纳贤士，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吸收大量的精英。二、也可为汉族的知识分子阶层提供上升渠道，防止社会矛盾激化。石勒也深知在中原进行统治需用“中原”的方法。统治了中国四个世纪有余的儒家思想自然成为了石勒的首选。“勒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石勒对儒家思想的重视可见一斑。

另外，石勒还改进了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令郡臣及州郡每年保荐秀才、至孝、廉清、贤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命张班、孟卓为左、右执法郎，“典定士族，副选举之任”。1这样使得在西晋末年以后近似荒废的人才选拔制度得以确立和改进。使得更多的汉族知识精英死忠与石赵政权。

由于石勒对于经济和文化的重视，后赵的都城襄国一时成为了北方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为各族人民的交流和往来提供了舞台，进一步加速了民族融合。

四、结语

对于石勒的民族政策褒贬不一。一方面他报复性的屠杀汉人，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另一方面他又通过一系列的民族政策稳定了国内局势，在混乱的北朝中一度建立起了一个政治“稳定岛”。对于后赵的社会发展和民族交流、融合提供了坚实的温床。择其核心政策“胡汉分治”来看，“胡汉分治”政策在南北朝时期最早出现于刘汉政权，后被石勒仿效。是北朝的各少数民族政权中属于较为常见的民族政策。“胡汉分治”是十六国时期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统治政策，学者们对此也存在分歧，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万绳楠认为“胡汉分治”是一种制造民族对立而不利于民族融合的落后政策。冯君实先生在论及“胡汉分治”目的时，以匈奴汉国为例，认为主要在于保持依部落组织的胡族军队，用来对其他被统治各族人民实行军事统治。王文则以肯定为主，周伟洲先生在肯定王文先生的基础上，还提出强迫的同化以促进民族融合并不比采取“胡汉分治”以顺应各民族自然融合的趋势更为进步。[1]

笔者认为，石勒作为少数民族首领在处理民族关系时总体比较成功、得当，尤其是在政局十分混乱的北朝前期。石勒的民族政策虽然在后世看来确有不妥之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该政策对于在混乱的政治环境下维护政治稳定是一剂强力的速效药，可以直接的减少民族冲突，避免无休止的争斗。从而为进一步的民族融合提供条件。

原有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民族心理的消失才是民族融合是否己经完成的最后标志。后赵时期，乃至十六国初期，胡汉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还是极其强烈的。羯族建立赵国后，原居于统治地位的北方汉族变成被统治民族，留在北方的汉族的“华夏正统，内中华外夷狄”的观念，在汉族士人中仍是根深蒂固。许多汉族士人虽服务于后赵政权，也常常抱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的态度，还存有对少数民族高人一等的民族优越感。虽然石勒禁止不同民族官员之间的民族冲突，但是在后赵终归汉人官员还是处处受到了“胡人”官员的欺凌。强烈的民族意识使得双方存在隔阂，“胡汉分治”短期内则为其设立一个缓冲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对于彻底治愈胡汉之间紧张的民族关系，长期民族融合与交流才是治病根的良药。

参考文献：

[1]刘国石，《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回顾与探索――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