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杂志要标新立“锐”

当你打开《新周刊》杂志社官方网站的时候，“锐”字在红色背景下呈现在眼前，显得刺眼。有人说，阅读杂志是一种品位阅读，在国内各种杂志的竞争中，什么样的杂志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呢？读者说了算，杂志本身应以“内容为王”。

创办于1996年的《新周刊》杂志，定位为“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12年来，《新周刊》保持与时俱进的新锐姿态，记录中国社会变迁，成为观察者与记录者。

在内容上，《新周刊》“标新立异”，拒绝与同类媒体同质化，自成一格，做一个“观点供应商”，源源不断地向读者提供新鲜的东西。如“网络公民：第N个人大代表”、“没有电视只有剧，2007中国电视节目榜”、“痛打创新狗：是时候谈谈保守了”、“奥运：中国国际化的毕业典礼”等专题策划别具风格。同时，给同行和创意人士提供了一些新意提醒。

《新周刊》的新锐观察，剖析社会进步趋势和时尚潮流变化，展示给人们一种“新锐”文化。这种文化，依靠的是杂志自身定位、内容设计及文章风格等。

最近，笔者采访了《新周刊》杂志副主编周可，对《新周刊》的内容操作进行采访。

黄守洲（以下简称“黄”）：贵刊的内容很独特，你们是怎样进行内容设计的，包括怎样进行内容定位、栏目设置、文章风格等的构想的？

周可（以下简称“周”）：内容的设计是服从于杂志定位的，《新周刊》把自己定位为“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这就决定了其内容设计的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

先说两个基本点。两个基本点就是所谓的“新”和“锐”，合称新锐。简单地说，就是“新”一点，就是“锐”一点。当然，这里的所谓“新锐”，并不是一般意义上而言的，而是特别强调在《新周刊》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个性气质统摄下的“新锐”，具体说，这里所说的“新”，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新闻的“新”，而是力图在大量新闻素材的基础上，有新的解读角度、新的解读方法以及新的观点。

而这里所讲的“锐”，在《新周刊》的前十年，可以大致理解为一种“锐利”的风格，集中体现在所谓的批判性上，透过锋芒毕露的批判，显示自己的观点、立场和态度。而近两年来，《新周刊》的内容风格更趋向于稳健，批判性锋芒不像以往那样锐利了，其所谓“锐”，则是朝着“敏锐”的方面发展，强调的是对社会生活的更为独到的发现和洞见。所以，也许其他媒体也不乏“新”，不乏“锐”，但此“新锐”非彼“新锐”。

两个基本点归结到一个中心上，则是对社会发展趋势的观察和把握。《新周刊》曾经有个广告语，叫“时代前言观察家”，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不是简单地跟新闻，我们是双周刊，在做新闻上没有优势，而事实上，一本双周刊的最大优势，就是在大量占有足够多的新闻素材的基础上，站在社会学的高度，从时代变迁和历史发展的脉络中，为读者提供对社会发展趋势的深度思考。这些话，说起来有点抽象，但在《新周刊》大量成功的报道中，都可以找到踪迹。

为了更好地贯彻和体现上面这个“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路，我们在栏目设计上，会尽可能地与之相匹配。《新周刊》毕竟是一本综合类的刊物，所以，内容上各方面都有一些，社会的、财经的、文化艺术的以及生活的，等等，基本上也就是一个大杂烩。但是为了突出自己的特色以及多年来积累起来的优势，在栏目设置上，会考虑一些角度上的与众不同。比如，我们不是一般性地设置社会类的栏目，而是设“城市”栏目，而生活类的内容，则更多是从生活方式的角度去做。当然，栏目的设置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事件”这个栏目，最早是叫“现场”，后来改成“观察”，再后来变成现在的样子。不同的时期，自身的理念和外部的市场因素都有变化，栏目的调整也就顺理成章了。

至于文章风格，则不做硬性规定。文章风格是一种属于杂志传统的东西，是慢慢形成的，并且对每一个新加入的记者和编辑形成无形的影响。更何况，写文章也和做人一样，基本上也是物以类聚吧。

黄：在内容设计完成之后，接下来就是怎样在采编过程中执行了，贵刊在实际的采编实践中怎样确保内容设计的目标得到正确的执行呢？

周：主要在流程监控上加强管理。《新周刊》分成两个板块来操作。一个是“专题”，另一个是各个常规栏目，一般来说，大家在“专题”上花的心思要多一些，毕竟，那是《新周刊》的主卖点。但不管是什么栏目，都遵循“一切从选题开始”的原则，每周例会上大家提交和讨论选题，然后再由各栏目编辑去做梳理，再由编辑部负责人来统筹，题目一旦敲定就安排记者去做。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各个环节商量解决，总体上是确保原选题计划能顺利推进，而一旦遇到与原计划有出入的，或调整，或放弃，这一点，应该和其他杂志没什么区别。所不同的只是大家提交和讨论选题的兴趣点和方法有差异而已。

黄：各位记者和作者在稿件的写作过程中，你们一般要做哪些工作？编辑部对内容的管理和控制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如果记者和作者写的稿件与杂志的风格不符，一般会怎样处理？

周：就上面的第一、二问来说，我觉得《新周刊》所做的和其他媒体应该没什么区别，大同小异而已，至于出现“记者和作者写的稿件与杂志的风格不符”，我想，如果这种不符仅仅是文章写作风格上的差异的话，《新周刊》应该不会太在意，毕竟，《新周刊》的记者不会写《读者》或《知音》文体的文章；但如果这种差异表现在选题立意和观点方面，《新周刊》还是会尽量避免的。有的时候，我们约来的稿件和我们的观点出入太大，我们会退稿，不管他是不是名家，当然，和稿费标准相同的退稿费是会如数奉上的。

黄：从贵刊总主笔闫肖锋在《青年记者》杂志发表的文章中了解到，贵刊内部有一些关于内容控制的规章制度，在实际采编过程中执行得怎样？

周：应该说各项规章制度还是很健全的，但执行起来却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毕竟媒体和一般的公司在企业文化上有较大的差异。媒体在管理上受时间因素的制约比较大，很多记者出去采访，往往有一个交稿期的困扰，很多采访如果再多给一点时间可能会做得更深入更漂亮一些。而且，写作的状态又和很多因素相关联，有些时候，记者们采访完了以后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截稿期一到就必须交稿，有的时候交不出来，自然会被罚。我们也确实出现过因为记者拖延交稿影响整个进度而被罚款的情况，只是，我们也并不把这种方式看成是解决问题的最好的方式。

黄：现在很多报刊转载贵刊的内容，对此，你们是否准备加强对自己独创内容的知识产权保护？据我所知，《财经》杂志在这方面早就采取措施了，如定期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布杂志社的声明，对非法转载的媒体进行通报批评。

周：在网络时代，纸质媒体如何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杂志目前在这方面还没有更好的办法。目前所能做的，就是多加留意，读者的举报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渠道，发现一件解决一件，最后交由我们的律师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