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微草堂笔记》中的杀生故事

摘要：《阅微草堂笔记》中有十余则笔记和杀生有关，从这些笔记中可看出纪昀对屠宰耕牛持坚决反对态度。对其他动物，则既不反对杀生，又反对过度杀生。纪昀形成这种观点既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更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他创作这些笔记的目的是用因果报应的方式劝戒人心，以弥补法律实施上所存在的不足，维护封建伦理道德，但其中也包含着劝善惩恶的朴素思想。

关键词：《阅微草堂笔记》杀生 佛教 儒家

中图分类号：1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3）01-85-89本文中的杀生指宰杀牲畜、家禽等生物。《阅微草堂笔记》中有十余则笔记和杀生有关，下面作简单介绍。

《滦阳消夏录四》记载了几个杀生的故事。福建某贵夫人很喜欢吃猫肉，每天设网抓捕，再用很残酷的方式屠宰，被她捕杀的猫数不胜数。后此夫人突然病危，嘴里不断发出猫叫声，十余天后才去世；景州一宦家子，喜好抓取猫犬之类，拗折其足，捩之向后，观其凳孑跳号以为戏，所杀亦多。后来他所生子女皆足躔反向前；纪昀家某王姓仆人，酷好打猎，日恒杀鸟数十。其子忽然遍体生疮，如火烙痕，每一疮内都有一铁子，百药不痊，竞以绝嗣。

同卷中又记载某许姓屠夫经常用很残酷的方法屠杀生驴，后突然患病，遍身溃烂，体无完肤，形状就如所屠之驴一模一样，宛转茵褥，求死不得，哀号四五十日乃绝。

《滦阳消夏录五》记载几个圉卒盗杀一官羊，此羊借他人的灵魂向官府告发，终将圉卒擒获。《如是我闻四》记载某知府女儿性格温柔，但很喜欢吃鸡肉，每饭必具，如不具则不举箸，每岁恒割鸡七八百。后此女十六岁时突然去世，去世后转胎为猪。

《滦阳续录三》在同一则笔记中记载了三个屠夫因杀业过重，去世后转胎为猪遭受屠杀的故事；又记载某屠夫正在杀猪时，妻子怀孕生下一女，女儿刚落地即作猪叫声，连叫三四日后才去世。纪昀认为此女即是猪转胎而来。

除了上述各类屠宰牲畜家禽而遭报应的笔记以外，纪昀重点表现屠宰耕牛的杀生故事。

《滦阳消夏录四》记载某两个以杀牛为业的回民，行劫后一直潜逃。其中一人逃至邻县，过独木桥时，突有健牛怒目当道卧，近辄奋触，只能退觅别途，于是被巡逻者抓获；另一人也逃至外地，突被牛挤入泥田中，正与人争斗时被抓获。

《如是我闻三》记载某任姓奴仆年青时曾经盗杀数牛，后突然得重病，某晚闻听窗外牛吼声后骇然而殁。《如是我闻四》记载某古姓屠夫以屠牛为业，所杀不可胜数。后他父亲突然双目失明；母亲则肌肤溃裂，痛苦万状而亡。

《槐西杂志三》记载临清某屠夫购得一牛，准备屠宰。牛过一钱肆时，忽然向门屈两膝跪，泪涔涔下。钱肆主人冷悯此牛，愿以原价甚至加价购买，屠夫坚决不肯卖，日：“此牛可恶，必割刃而甘心，虽万贯不易也。”屠夫煮牛肉于釜后就寝，五更自起开釜，妻子怪不回，疑而趋视。才发现屠夫已自投釜中，腰以上与牛俱縻矣。

《滦阳续录六》则记载了一则牛犊复仇的故事。某牛犊亲见母牛被屠宰，牟牟鸣数日。后见此屠者即奔避，奔避不及则伏地战栗，若乞命状。等到牛角坚利以后，乃伺屠者侧卧凳上，一触而贯其心，接着奔跑而去，最终竟莫知所往。

纪昀还用牛对人的恩情说明人要善待耕牛，不可随意屠杀。

《如是我闻一》记载佃户董某，父亲去世后，遗留一牛既老且跛，准备将它卖到屠肆。牛奔跑至其父墓前，伏地僵卧，牵挽鞭篓皆不起，惟掉尾长鸣。原来董某父亲曾经掉人深水中，牛随之跃人，将其救出。董某在邻居的提醒下得知此事，连忙将牛牵人家中。过了数月，牛病死后，才泣而埋之。《滦阳续录六》记载某盗牛者杀死牧童，准备盗取耕牛，耕牛奋力拼搏，触死盗牛者，又急忙奔跑回家，告知其主人。纪昀评价道：“是牛也有人心焉。”

纪昀认为只要人们善待耕牛，耕牛一定会尽心回报。

《滦阳消夏录六》记载某两头耕牛被卖至屠宰场，哀鸣伏地不肯前行，于某见而心恻，解衣质钱赎之而回。后某夜于某外出时，家里来了数个盗贼。两头耕牛怒吼跃人，奋力与盗贼搏斗，最终盗贼受伤狼狈而去。《槐西杂志三》记载某耕牛被卖至屠市，牛见纪昀先叔即长跪不起，纪昀先叔赎之而回，交给佃户豢养，此后其驾耒服辕，力作较他牛为倍。

从上述笔记可以看出，纪昀似乎是反对杀生的，他不断地强调：“杀业至重，信夫”（《滦阳消夏录四》），“杀业至重”（《如是我闻四》），“盖杀业云”（《如是我闻四》），“杀业至重”（《滦阳续录三》）。

“在印度佛教中，‘业’指人的一切身心活动，包括身、口、意三业”，杀业指杀生所带来的报应。为什么杀生为罪孽？纪昀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只要是动物无不贪生怕死，如果屠者违背动物的意愿杀了它，动物势必会怨恨屠者。死亡之后，它的鬼魂就会伺机报复。如果能力足够，就自己报复；如果自己能力不足，就附着在其他动物身上进行报复。纪昀在《滦阳消夏录四》中说：“岂非宰割惨酷，虽畜兽亦含怨毒，厉气所凭，借其同类以报哉？”在《槐西杂志三》中也说：“凡属含生，无不畏死，不以其畏而悯恻，反以其畏而恚愤，……厉气所凭，报不旋踵，宜哉。”

但纪昀又提出，有时候是可以杀生的，比如在招待宾客时；而在儒家所非常重视的祭祀时，更应该杀生。这时候的他似乎又不反对杀生。如何解决这个矛盾？纪昀在《滦阳消夏录四》中自圆其说道：“儒者遵圣贤之教，固万万无断肉理。然自宾祭以外，时杀亦万万不宜。”也即：不绝对禁止杀生，但不可过度杀生；某些人可以杀生，绝大部分人不可杀生。

既然并不是绝对禁止杀生，那么杀生的工作又叫谁去执行？纪昀和孟子持相同观点，《孟子·粱惠王章句上》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纪昀也认为只有屠夫才能从事此项工作。他在《滦阳消夏录五》中说：“六畜充庖，常理也，然杀之过当，则为恶业。非所应杀之人而杀之，亦能报冤。”而屠夫也只能宰猪，却不能宰杀其他家畜。纪昀在《滦阳消夏录四》中记载某屠夫宰驴终得报应，他的儿子接受劝戒，改学屠豕。

当然屠夫也不可过度地屠宰猪，纪昀在《滦阳续录三》同一则笔记中记载了四个屠夫因过度屠猪而自己或子女终遭报应转胎为猪的故事。

而对于普通百姓，纪昀提倡可以适当食肉，但不可杀生。他认为食肉和杀生相比，后者的罪孽要严重得多。有人偶尔食素，平时却不断杀生，纪昀对此深恶痛绝。他在《滦阳消夏录四》中说：“余尝怪修善果者，皆按日持斋，如奉律令，而居恒则不能戒杀。夫佛氏之持斋，岂以茹蔬啖果，即为功德乎？正以茹蔬啖果，即不杀生耳。今徒日某日某日观者斋期，某日某日准提斋期，是日持斋，佛大欢喜。非是日也，烹宰溢乎庖，肥甘罗乎俎，屠割惨酷，佛不问也。天下有是事理乎？”当然纪昀也反对过度地逞口舌之欲，“以一脔之故，遽戕一命；以一羹之故，遽戕数十命，或数百命；以众生无限怖苦，无限I参毒，供我一瞬之适口。与按日持斋之心，无乃稍左乎？”

在所有家畜当中，纪昀认为最不能宰杀的是牛，屠牛者必受报应。报应或在自己身上，或在亲属身上，屡试不爽。《滦阳消夏录四》：二人“皆业屠牛，而皆以牛败”；《如是我闻三》：某青年盗杀数牛后“骇然而殁”；《槐西杂志三》：某屠夫屠牛后，当即死亡；《滦阳续录六》：某屠夫屠牛后，被牛犊触死；《如是我闻四》：某屠夫屠牛后，父母亲终遭报应。

为什么屠牛者报应最重，《如是我闻四》中有详细的解释：“杀业至重，牛有功于稼穑，杀之业尤重。《冥祥记》载晋庾绍之事，已有宜勤精进，不可杀生，若不能都断，可勿宰牛之语。此牛戒之最古者。《宣室志》载夜叉与人杂居则疫生，惟避不食牛人。《酉阳杂俎》亦载之。今不食牛人遇疫，实不传染，小说固非尽无据也。”在本则笔记中，纪昀不但坚决反对屠牛，而且劝戒大家尽量不要食牛肉。他借《宣室志》和《酉阳杂俎》中的记载告戒大家如果不食牛肉，甚至可以躲避瘟疫。

既然不能食牛肉，那么“有功于稼穑”、而后去世的耕牛应该如何处置呢？纪昀在《如是我闻一》中暗示得非常清楚，应该等耕牛寿终正寝后才“泣而埋之”，这才是唯一正确的方法。

纪昀对杀生的态度，首先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

佛教称杀生为大忌，“‘五戒’是佛教戒律中最最基本的戒条，它是全部佛教戒律的基础，所有佛教戒律都是在此基础上扩充而来。”“五戒”的第一条即要求“不杀生”。《佛说大乘金刚经论》中就说：“文殊菩萨问佛：‘一切罪业，何业最重？’佛言：‘一切罪中，杀生食肉，其业最重。何以故？一刀还一刀，一命偿一命。千万生中，相啖无休。是故菩萨欲出轮回，先学慈悲，不食不杀。”如果犯了此戒，即“永堕沉沦，一失人身，万劫不复。”同经中又说：“文殊师利菩萨问佛：‘造何等业，堕畜牲中？’世尊曰：‘一切众生，贪酒食肉，宰杀禽兽，铺设筵席，取欢作乐，果报为牲。酬前命债。’”

弘一法师曾说：因杀生之人，现生即短命多病多难无子，及不得生西也。命终之后，先堕地狱、饿鬼、畜生，经无量劫、备受众苦。地狱饿鬼之苦，人皆知之。至生于畜生中，即常常有怨仇返报之事。昔日杀牛羊猪鸡鸭鱼虾等之人，即自变为牛羊鸡鸭鱼虾等；昔日被杀之牛羊猪鸡鸭鱼虾等，或变为人而返杀害之。此是因果报应之理，决定无疑，而不能幸免者也。

既经无量劫，生三恶道，受报渐毕。再生人中，依旧短命、多病、多难、无子及不得生西也。以后须再经过多劫，渐种善根，能行放生戒杀诸善事，又能勇猛精勤阡悔往业，乃能渐离一切苦难也。

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中也说：“诸余罪中，杀业最重，诸功德中，放生第一。”和不杀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放生，所以弘一法师又说：“先问诸君，一欲延寿否？二欲愈病否？三欲免难否？四欲得子否？倘愿者，今有一最简便易行之法奉告，即是放生也。”

“不杀生”的佛教戒律在“尸毗王割肉喂鹰”的印度佛经故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尸毗王修慈悲行，爱民如子。某日见一鸽子为鹰所逐，王不忍见到鸽子为鹰所杀，认为这是杀生；又不希望见到老鹰因吃不到鸽子而被饿死，认为这也是杀生。最终决定：“害一救一，于理不然，唯以我身，可能代彼，其余有命，皆自保存。”乃割自己身上肉喂鹰，以救鸽一命。

另一则印度的民间故事《求雨》则用因果报应的故事阐述不杀生的道理，认为即使祭祀时也要避免杀生。故事叙述某一只即将作为祭祀品被杀掉的羔羊在临死之前突然又哭又笑地大闹不止。祭司问它原因，羊回答自己前生也是一名祭司，因为曾经杀了五百只羊献给天神，因此罪有应得变成了羊，而这种杀生的罪孽要被屠杀五百回以后才能解脱。

随着佛教传人我国，在我国民间也开始流传不杀生的故事。比如土家族的民间叙事长诗《锦鸡》就有这样一个传说。故事叙述孤儿春哥一次上山砍柴时，不忍见到锦鸡被妖蛇所杀，于是斩妖蛇救出锦鸡。锦鸡变作姑娘来报恩，送给春哥一颗月明珠、一只如意铃和一根羽毛，并和春哥结婚，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如果把我国的民间故事和印度的民间传说做一个对比，就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即印度的佛经故事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杀生，而我国的民间故事认为杀死蟒蛇并不违背“不杀生”的戒律，因为这符合锄强扶弱的理想，而这是国人津津乐道的一个主题。可见，“中国佛教伦理虽源自印度佛教，然而通过佛典的汉译、中国历代佛教徒的临机诠释和发挥，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与中国以儒家为正统的伦理思想会通或融合，蕴含着很多融会儒家仁、义、礼、智、信及忠、孝、和、恭、宽、惠等道德理念和规范的内容。”所以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纪昀反对杀生的态度和印度佛教反对杀生的态度有很明显的不同。

纪昀对杀生的态度更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对杀生的态度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儒家声称，我们要善待动物。但是在另一方面，儒家认为，我们可以食用或为了人类的某些目的而牺牲动物。”

孟子曾经说过：“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孟子·尽心上》）赵岐注曰：“物，谓凡物可以养人者也。当爱育之，而不如人仁，若牺牲不得不杀也。”可见，物是指除人以外的所有有生命的动物和植物。孟子在这里再次阐述他的“爱有差等”的理论：对亲人要亲；对人民要仁；对动物的态度，虽然不必亲、不必仁，但是必须爱。也即人必须爱护动物、善待动物。

但同时儒家又认为，人可以随时剥夺动物的生命，只要理由充分。《礼记·王制》中就说“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不杀”的前提是“无故”，只要理由充分，比如祭祀祖先、招待宾客等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杀生。所以孔子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子贡认为，告朔之礼既不举行，何必仍供一羊？孔子则认为和礼相比，羊的生命算什么？

每个人都有恻隐之心，儒家也很讲究这点，“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所以要远离庖厨。闻、见会产生同情，同情会影响自己的食欲，所以只要不闻不见就可以放心大胆地食用。由此，古代信佛又喜食肉者为自己找到了一种有效的解脱方法。陶宗仪《说郛》卷七就记载了苏轼所说的一段话：“某昨日买十鸠，中有四活即放，余者幸作一杯羹。今日吾家常膳，买鱼数斤以养之，活者放而救渠命，殪者烹而悦我口。虽腥膻之欲，未能尽断，且一时从权尔。”

苏轼采用自欺欺人的方法，他将买来的鸟和鱼，活的放生，死的充腹。因为死的鸟和鱼并不是自己所杀，就可放心大胆地食用。这和儒家“远庖厨”的传统一脉相承。殊不知，这种方式“将导致一种道德冷酷，即对于自己视野之外的生命（包括同类）漠不关心、任其灭亡，甚至主动参与到杀死这些生命的行为当中。”

朱熹也知道这种理论必会遭人指责，所以他做了长篇大论的解释：曰：君子之远庖厨，何也？日：禽兽之生，虽与人异，然原其禀气赋形之所自，而察其悦生恶死之大情，则亦未始不与人同也。故君子尝见其生，则不忍见其死；尝闻其声，则不忍食其肉。盖本心之所发，自有不能已者，非有所为而为之也。日：然则曷为不若浮屠之止杀而撤肉也？曰：人物并生于天地之间，本同一理，而禀气有异焉。禀其清明纯粹则为人，禀其昏浊偏驳则为物，故人之与人自为同类，而物莫得以班焉，乃天理人心之自然，非有所造作而故为是等差也。故君子之于民则仁之，虽其有罪，犹不得已然后断以义而杀之；于物则爱之而已，食之以时，用之以礼，不身翦，不暴殄，而既足以尽于吾心矣。其爱之者仁也，其杀之者义也。人物异等，仁义不偏，此先王之道所以为正，非异端之比也。彼浮屠之于物，则固仁之过矣，而于其亲，乃反恝然其无情也，其错乱颠倒乃如此，而义何足法哉！

朱熹在这里着重强调人和动物之间的区别，认为人是禀性清明纯粹的，而动物则是禀性昏浊偏驳者，很自然地把人和动物区分为上下尊卑。既然动物低人一等，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食用，甚至提出“杀之者义也”，为杀生找到了充足的理由。而把提倡众生平等的佛教指责为“错乱颠倒”。所以有学者指出：“封建专制统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尊卑等级特权的统治，恰恰在这个本质问题上，儒学给予了道德上的认同，对其合理性作了一系列的论证。”从某种意义上说，朱熹的理论无异于把大自然的丛林法则扩展到了人类。

对其他动物，纪昀是不反对杀生的，认为只要不过分即可。而对耕牛，纪昀则持坚决保护的态度。

当然这和儒家的杀生理论无关，而主要是受我国保护耕牛的传统和法律影响。

汉民族一直为农耕民族，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农业，种田产粮是国家稳固的根本。在古代，耕牛是非常重要的生产工具，一头耕牛有时甚至比一个成年劳动力还宝贵。为了保护耕牛，每个朝代都用法律的形式严禁无故杀牛。俞正燮《癸巳存稿》《禁杀牛》一则中虽然说：“古杀牛之禁，宽严不同。”但在接下来的记载中，俞正燮叙述从汉代开始，每个朝代对杀牛的处罚基本都是死刑。

虽然朝廷对耕牛持坚决保护态度，但民间私宰耕牛的情况却屡禁不止，所以《水浒传》里提到的梁山好汉每次进小饭店，就会吆喝小二切一大盘牛肉。而《儒林外史》第四回中汤知县也说：“现今奉旨禁宰耕牛，上司行来牌票甚紧，衙门里也都没得吃。”但很快他又接着说：“方才有几个教亲，共备了五十斤牛肉，请出一位老师父来求我，说是要断尽了，他们就没有饭吃，求我略松宽些，叫做瞒上不瞒下，送五十斤牛肉在这里给我。”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的记载更说明禁止杀牛之难：“近年丙戌、丁亥间，巡城御史杨四知者，出榜禁杀牛。引太祖所定充军律，悬赏购入告发。时九门回回人号满刺者，专以杀牛为业，皆束手无生计。遂群聚四知之门，俟其出，剽刃焉。四知惴甚，命收其榜，逾月始敢视事。”官员重申禁止杀牛，竟然差点被人刺杀，最终只得收回告示，可见禁止杀牛的难度之大。

清代时朝廷虽然也一再强调禁止杀牛，如雍正七年六月上谕中就说：“闻外间讹传，六月二十四五，将开屠宰耕牛之禁，回民等将欲齐来谢恩。又闻民间竞有私宰耕牛之事，今朝廷所需，除祭祀照例供用，其余一概不用牛肉矣。如有违禁私宰耕牛，立即锁拿，该管官从重议处。”嘉庆年间又再次重申严禁杀牛，但民间偷宰耕牛的情况仍然屡禁不止，地方官对此也是睁一眼闭一眼。

“有人曾经试图让法律与专制主义并行不悖，但是，任何东西一旦与专制主义沾边，就不再有力量。”法律虽然有明确规定，但无法真正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用因果报应的故事来劝阻大家不要杀牛和食牛肉，因为“在家族制度的情形下，人类宗教上的造诣只是简单的德性和行善。”从中也可看出纪昀的无奈和凭借一己之力挽救世道人心的苦衷。

综上所述，《阅微草堂笔记》中有十余则笔记和杀生有关，从这些笔记中可看出纪昀对杀生的态度是既不反对杀生，又反对过度杀生。纪昀形成这种观点既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更是受到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他采用儒家为体、佛教为用的方法，创作因果报应的杀生笔记劝戒人心，以弥补法律实施上所存在的问题。纪昀的目的当然是维护封建伦理道德，但其中也包含着劝善惩恶的朴素思想。正如周积明先生所说：“它既无庸置疑地包括对封建礼教秩序的维护，又在善与恶的对峙与惩恶扬善中涵泳着一种素朴的生活逻辑，展现出不容忽视的社会道德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