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运花马池盐的往事

1940年抗战在相持中日显艰苦。由于沿海盐区相继沦陷，芦（长芦）盐、淮（两淮）盐运道断绝，特别是晋南解池盐场被日军攻占后，陕中、豫西、川北的食盐供应大为紧张。战争是全方位的，日寇有目的地控制盐产区，是因为盐是人人必需又没有代用品的“政治商品”。时任国民政府盐务总局总办的缪秋杰是一位严谨干练的业务官员。缪有鲜明的爱国思想，他深知一旦闹起盐荒对军事和民情将产生严重后果。他认为除奖励陕豫土盐增产外，调运花马池盐（俗称“浪盐”）以救燃眉是最佳方案。大花马池位于宁夏、陕西交界处的盐池、定边县境，地处陕甘宁边区。要到共产党管辖的地区去调运盐斤，缪慎重地先征得了孔祥熙的同意，又通过我的父亲何遂（时任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与同志商洽。我（时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军事组少校视察员）为此事特地去向作了汇报。叶说，这件事关系稳定抗日局势，对巩固抗日统一战线有利，而且将花马池盐外销，可以换回边区所需的棉布等日用品，活跃边区经济，对国共双方都有利。我们应该努力去办好此事，表明我们是真正愿意团结抗战的。叶要我直接参与这项工作。缪秋杰在重庆海关总署宴请董必武、、博古同志，父亲与我作陪，在座的还有西北盐务局长陈纪铨、陕西盐务办事处长费文尧。席间商定由我代表盐务总局到西北去协助陈、费办好此事。我随父亲去见李济深，并辞去战地党政委员会的工作。

7月，缪秋杰委任我为西北盐务局视察员，行前我去见董必武同志。董老说，林伯渠正在重庆办事，你先到红岩办事处见见他。林伯渠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他对我参与这项工作表示支持，他说他会把有关情况通知西安和兰州的八路军办事处，需要的时候可以去找办事处的负责人。

到西安后，我住在邓宝珊家，发现西北盐务局长陈纪铨对如何把花马池盐运出来毫无准备。而费文尧过去常吹嘘自己对边区“筑了一道经济封锁线”（不许边区的食盐外销）。所以我决定沿运输线作一番考察。我到了甘、宁、青，骑马进入青海草原一直到达都兰附近的茶卡盐池。我初略计算一下，这个盐池储有三亿多吨含氯化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青盐，但只能用牦牛运出，数量有限，以致陕豫几千万军民站在盐罐旁叫盐荒。此行使我勾画出由宁夏经甘肃入陕豫的运输路线。回西安后，与费文尧商议，都认为必须在定边设立盐务收运机构。此时（大约是11月），缪秋杰恰到陕西、宁夏、甘肃、豫南和鄂北考察，我在西安向他作了汇报，缪同意与边区交涉设立收运机构，并决定把西北运输处迁至平凉，费文尧任处长，派我到该处专门负责办理花马池盐外运事宜，在平凉、天水、中卫、汉中、咸阳、长武、老河口等处设置运输分支处。

为在定边设立机构一事，我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找伍云甫处长。他不在，幸好董必武在隔壁听见我的声音出来见我，董老答应把这个要求向党中央汇报。我向董老反映，陕西盐务处有两个中统派来的盐务督察员，他们知道我是代表总局办理筹运花马池盐的，对我很感“兴趣”。董老说，现在华中的局势很紧张，我们要警惕，要在各方面加强坚持团结抗日的工作，要从公开两字着眼，越大方越好。我告诉董老，日前我同费文尧到胡宗南的军需处长达观家里，胡的参谋处长在那里打牌，那位参谋处长说，他就要请假回老家四川了。董老笑道，这说明胡宗南这个期间不准备和我们打仗，你以后要注意从一般情况中发现重要问题。在西安，经我联系，董老又与缪秋杰就运盐事宜进行了一次商谈。十多天后，董老派人送来一封信，传达送至费文尧办公室，恰巧两位督察员在场，我就当他们面拆开信，并给他们看了。信里说设立机构一事，延安已有回音，约我去面谈。我又去见董老。他说，党中央已批准西北盐务运输处在定边设立收运机构，要我转告陈纪铨、费文尧，将来派去的人可以到兰州或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拿介绍信。董老告诉我，、博古同志就要调回延安工作，他本人是回延安还是仍回重庆工作在等候中央指示。

费文尧派任醒民（西北盐务运输处办事人员）负责到定边去建收运站。12月，西北盐务运输处迁至甘肃平凉，我也从西北盐务局视察改调为西北盐务运输处视察。年末，费派我回重庆向缪秋杰汇报在定边设立机构的经过。我到自流井（今自贡市）缪秋杰家过新年，向他作了汇报。1月我回到重庆，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当时重庆的政治气候阴霾重重，国共团结抗日的局面濒临破裂。三弟何康（中共南开中学支部书记）先去见了董老，带信回来给父亲说，办事处经济很困难。我去见董老时，带去了父亲送给办事处的一笔现款。董老给我讲了皖南事变前后的情况。他说，不让我们在《新华日报》上讲皖南事变，我们准备用另外的方式向外作一个报导，表明我们的态度（指散发传单《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董老要我找一个有前后门出入方便的地方和一位可靠的人担任转递工作。我提出“云庄”，并推荐从山西回来的剧宣三队队员我的表姐陈端担任这项工作。董老同意了，让我带陈端来一趟。我向董老汇报了近期的一些情况，说到前些时，李宗仁、白崇禧送给父亲五万元，父亲利用这笔钱，由母亲主持在城内石门坎开了一家盐店，那地方也不为人注意。董老说，可以利用这个店作通讯点，由办事处隔一个时期派人去取一次信，要我先征得母亲的同意。接着，董老讲了形势的严峻，嘱咐我：要作长期埋伏的打算；当前要充分利用公开身份，做好运盐的事；要利用长期潜伏的机会，勤学、勤业、勤交友，多学一些东西，外国文也不要丢了。董老问我学哪种外语，我说俄文。董老说，学俄文容易引起怀疑，还是改学英文吧。那天，我是晚上去的曾家岩，谈完话夜色已浓，董老亲自送我下楼，又叫人到门外查看后，才让我离去。董老亲切关怀的长者风范，我终生难忘。

我带陈端去见董老，董老把她介绍给张晓梅（中共南方局的工作人员），由张和她联系工作。我告诉董老我的母亲同意把盐店作为通讯点。由于我把自己是共产党员的情况告诉陈端，董老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说，即使是亲人也不能暴露身份，不准同地方党发生关系。

春节后，我回到平凉。费文尧说，任醒民在定边工作推不开，让我去看看。3月初，我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开了去边区的证明，带着西北盐运处派赴定边工作的两个职员，经驿马关先到庆阳，见了王维舟同志（八路军三八五旅旅长），由他开了路条才骑驴来到定边。任醒民是有工作热情的，当时阻碍工作的关键是西北盐运处对“浪盐”的收购价格太低。任醒民说，他曾写信给，建议由西北运盐处派运输工具到定边来接运。运出边区，按二八或三七分成，边区占二或三成，由西北盐运处在驿马关附近设点收购，但未获回音。任醒民陪我到花马池见陕甘宁边区盐务局长张永励，参观了花马池盐场，了解边区盐运的一般情况。我第二次去见张永励时，摆脱了任醒民，向张和前来检查工作的后勤部长叶季壮汇报了我的身份和我接受任务的前后过程。叶季壮要我随他到延安去解决问题。

这是我第二次到延安。我先去看望同志，带我去见总司令。朱让我住在后勤部，不要住招待所，那里人员复杂。我同叶季壮研究了任醒民的建议，都认为由的机构派运输工具深入边区来运盐容易把事情搞复杂化，而且数量也有限。因此问题的中心还在收购价格上，费文尧交给我带来的价格，按边区草料价格计算仍然偏低。提出两点指示，一是把发动群众运盐到驿马关的事交给边区政府去办，要我向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汇报以取得支持；二是要我向盐政当局反映只有提高收购价格才能收购到大批的盐，因为最大的运输力量是老百姓的小毛驴。我在延安住了半个月，受到非常热情的招待。总司令和林伯渠分别在饭店里请我吃饭，介绍我给肖劲光、谭政、傅钟、莫文烨、李涛等同志。总司令还约我到他家里吃了一顿便饭，详细说明了党在区域采取的长期隐蔽政策，嘱咐说，虽然我是代表来办事的，出边区后仍然要防备检查站的搜查，不能疏忽大意。

由于日寇开始发动后来被称为中条山战役的新攻势，陕西省政府主席熊斌特别批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把长久禁运的一批钢材运进延安，要我搭乘运钢材的车回西安。叶送给父亲和缪秋杰一批延安生产的毛料和毛线，表示对他们在经济上帮助重庆办事处的谢意。要我转告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像边区这样穷苦的地方尚且能自力更生，坚持抗战，大后方人力和资源丰富，更应走自力更生，坚持抗战的道路。临行前，林伯渠要我带一封信给伍云甫，我想起总司令的嘱咐，把信藏在汽车破旧的座垫下面。经过检查站时，虽然我出示了护照，他们仍然对我进行了搜查。到西安后，我把信交给伍云甫。

回到平凉，费文尧正苦于收购到的盐数量太少，边区老百姓宁可把盐存在庆阳，也不肯卖给驿马关收购站。我把收购价格和边区草料价格作了比较，向费说明不提高价格就收不到盐。此时，庆阳王维舟派人来建议将现定价格提高半倍，在严重缺盐的压力下，盐政当局接受了这个建议。收购价格提高，加上边区政府发动群众的工作，很快组织起了一支有二百多匹牲畜的运盐队伍。从陕北定边经甘肃环县到庆阳再到驿马关，由于辖区缺盐，胡宗南的军事封锁线也只得为运盐队伍敞开大门，运盐队伍又带回棉花、棉布和日用品，形成盐棉交流。仅1941年最初的三四个月，在驿马关一地就收购了一万多担食盐。这条运输线维持到1942年下半年，由于边区内部“左”了起来，任醒民和收运站被赶了出来。然而，这件发生在皖南事变前后的事，仍不失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国共合作抗日的一次成功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