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精英政治与农村治理危机研讨

《农业经济杂志》2014年第六期

一、后精英政治：农村精英参与治理的流失

（一）村民自治制度缺失造成的参与挫折第一，宗族大姓的强势地位对村民自治的制约。在很多农村地区，特别是传统还占据主导地位的农村，宗族的势力依然非常庞大。宗族往往有着共同的祖先，祖祖辈辈时代想传，依赖血缘组合成利益共同体。对于族群的农民来说，由于受到族规的约束，在行为方面往往有所约束，有利于维持农村的稳定。同时，共同的风俗习惯和传统也为人们提供了精神归宿的家园，在宗族内部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形成了感情上的共同体。与此相对应的是，宗族力量在村民自治特别是村委会选举中有着强大的力量，甚至能左右一些乡村的选举，导致村委会大权长期被某些大家族所掌控。对于这种现象，为了维护村民自治制度的权威性，乡镇政府往往予以默认。一些家族为了小集团的自我利益，即使本族之内无贤才也不愿意让外姓当选，使得一些农村出现了“劣绅”治村的现象。有些地方的宗族甚至通过各种黑恶手段，采用暴力、恐怖、拉拢等方式，控制投票，从而掌握把持乡村的权力。虽然时代进步了，但不得不承认宗族的影响力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烟消云散，在某些农村，宗族势力甚至控制了村民自治，农村的精英即使有参与治理的愿望，在庞大的宗族力量面前，也毫无办法。第二，一些地方村民选举的暗箱操作也阻碍了精英的政治参与。虽然村民自治的本质要求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但现实中，村委会的选举还是出现了诸多问题，暗箱操作的成分也比较重。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现任领导人为了维持权力，扩大势力范围，扶持自己的亲信竞选村干部，以保证日后工作能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帮助；二是候选人通过请客吃饭送礼等方式拉票，或者寻求上级政府的帮助，进行贿选；三是村民察言观色，投票给上级领导者支持或与之结盟的候选人，以便日后获得某种好处。暗箱操作的选举往往导致村干部缺乏认同感，对于村庄事务的处理也难免显失公平。不管是宗族大姓对村民自治的长期把持，还是村委会选举中的一些违法违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都阻碍了精英的政治参与，导致农村治理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不仅精英难以成长，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也受到严重的阻碍。

（二）农村干部的政治经济地位开始下降税费改革后，农村干部的角色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基层政府在乡村的人，又是农村治理的当家人。在目前的体制下，村干部扮演着政府人和村民当家人的双重角色。很多时候往往出现严重的角色冲突，既要按照国家的政策来进行管理，同时要维护村民的利益，二者很难同时兼顾。从政治社会地位来说，农村干部的工作与农民生活密切相关，很多工作往往导致村民的怨言，最典型的是计划生育。权力开始受限，社会地位也开始下降。从经济收入而言，一般地区的农村干部一年收入比较少，无编制，也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险，退休之后缺乏可靠的保障，仅仅依靠这点微薄收入难以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

（三）城乡差距拉大所产生的吸引效应现代国力的竞争其重点是城市竞争，因此，城市往往成为一国政策优先发展的地方，各种资源也向城市倾斜，使得城市的发展更加迅猛，各种社会福利保障也明显优于农村，种种有利条件对农村精英形成强大的吸引力，大量的精英由此出走农村向城市发展。

二、体制吸纳：精英的联盟

在农村治理中，一部分精英选择了走向城市，一部分精英选择了沉默。当然，也有一些精英通过体制内的吸纳与政治力量结盟，组成了精英联盟，从而获得了合法性的政治权力和决策资格。乡村社会的体制吸纳即行政权力系统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吸纳乡村社会精英或者引导农民组织进入准公权系统，从而实现乡村治理的管理效能，体制吸纳实质上是农村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力的结合。

（一）体制内的动员：治理精英的理性选择在体制吸纳的过程中，作为政府政治力量的代表，治理精英为了获得和扩大统治权力的合法性，通过精英的整合，把社会中的其他精英或其所代表的集团吸收到权力运作体系之内。在农村，体制吸纳表现为行政权力吸纳农村社会精英特别是经济精英及农村组织进入公权体系，以此实现农村治理的效能提升。在农村政治的治理结构中，作为国家权力在农村的人，乡村干部等治理精英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除了依附于上级之外，也迫切需要农村体制外的力量，当然这种需要会导致利益的重新调整。对于体制外的支持，治理精英有两种选择，一是占绝大多数的普通农民，另外就是少数的社会精英。作为理性的“经济人”，选择与少数社会精英结合很明显能使利益最大化。在此过程中，基层行政权在行政行为过程中引导组织进入行政权视野，或者吸收农村能人、龙头企业，创办合作组织或直接管理农村社会经济。治理精英吸纳经济精英，是理选择的出发点和归宿。因为经济精英的介入能够满足地方经济和财政收入增长的迫切需要，当然农民也希望经济精英能够带领他们走向富裕。

（二）体制外的过问：经济精英的经济资本经济精英所从事的市场活动需要稳定的政治规则来降低不确定性，同时通过参与农村治理也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参与农村治理既是经济精英的理性选择，同时也是治理精英的迫切需要，通过掌握村庄的经济资源，经济精英获得了强大的动员力量，在某种程度上，一些农村的经济精英甚至能够左右当地的政权。

三、农村治理危机：权力结构的失衡

体制内的精英吸纳和体制外的精英过问，实现了农村治理中的精英联盟，连接其中的基本媒介则是各自利益。精英在农村的结盟虽然是一个很自然的社会化过程，但由于权力载体在产生的过程中遭遇了来自于国家体制规范因子的侵蚀，其载体的社会权力属性也就不再纯粹，而是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实现了精英集团的治理，导致了精英和农民之间力量结构的失衡，很容易在农村形成治理危机。

（一）异化的精英结盟在农村的治理结构中，党的基层组织占有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农村，党的组织结构体系非常健全，自成一体，而且其触角延伸到农村社会的各个角落。农村权力结构体系的平衡与否，村级党组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税费改革后，为了减轻财政负担，很多地方减少了村“两委”组成人员，特别是实行党的书记与村主任“一肩挑”，使得农村权力基本上被“党化”。如果这种权力来源于村民自治并且受到村民的制约，那么这种权力仍然是有效的社会性权力。但是，如果“党化”后的权力与上级组织和农村精英结盟，这种权力有可能被滥用。对上是一种绝对的服从关系，对下的支配和规范权威依赖于国家强制力，决策和利益分配过程实际上只是精英内部妥协的结果。可以说，村“两委”的社会权力属性已经转化，这种转化的治理权力通过利益关联将农村其他精英的影响力捆绑在一起，并使之依附为一体，成为一种类似国家强制力的支配力。由此可见，结盟使所有的乡村社会支配力和影响力都成为政治权力的一部分，并且在这个层面上看，政党基层组织的活动可能会异化为一种维持农村秩序的精英结盟过程，农村精英结盟解决了农村社区和基层政府之间自治与控制的悖论。但这种治理结构一旦形成，会将农村政治参与的制度规范束之高阁。另一方面以“人情”、“面子”为基础的裙带关系，必然影响和削弱制度规范的作用，将村民自治形式化。

（二）体制吸纳后能人政治的出现当前党的基层组织的吸纳机制最典型的特征是一旦有一位经济能人出现，很可能会成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培养吸收的目标。对于一部分经济精英而言，加入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利可图的，既可以增加自身的发言权，同时有可能成为“两委”成员，对村庄公共资源具有了一定的配置权力，威望也大大加强。对于经济能人，入党的成本是比较低的，而潜在的收益则显而易见。对于基层党组织而言，发展经济能人入党既能扩大本组织的吸引力，对于上级党组织也是一种政绩，同时，巧妙的将体制外的协商争执纳入到体制内的资源配置，降低了农村治理的外部压力。由于这种体制吸纳符合上级的文件精神，也有利于农村治理精英和经济精英整体利益的扩大延伸。因此，体制吸纳很容易实现精英间的联盟。但是，由于这种结盟规避了村民选举的制度操作，实质上是通过体制吸纳实现精英之间的自我保护，这是一种以私利代替正式制度的关系网络，实际上使得农村治理让位于能人政治。在农村治理结构中，各种精英实现结盟，本质上仍然是国家性力量的延伸和拓展。其后果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体制力量通过合并社会力量从而变得更加强大，对于农村的支配更加有力，减少了治理农村所需的昂贵代价。二是国家力量的强大压缩了农村的社会权力，民间组织的发展受到抑制，体制外的精英减少或消失，社会权力由整合转向分散，其结果是非均衡权力结构的出现。对于农民来说，利益表达和自我保护的社会机制受到体制内外权力的压制，权益更容易受到侵害。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整合了社会权力的体制性力量更容易侵犯农民的合法权益，两头强化的结果是，一端是刚性控制和侵犯的强化，一端是农村社会的“原子化”抗争加剧，其结果是农村治理危机的出现。

四、结论

在农村社会中，随着一部分精英出走，剩余的精英通过被体制吸纳和组建联盟，形成了农村治理的后精英时代。当然，体制吸纳和精英联盟后的治理结构如果还受到农村社会的严格监督控制，这种“党化”后的自治结构依然具有高度的合法性，并且能得到农村的广泛认同。但是，通过精英的凝聚和结盟来维护少数集团的利益，抵制农村社会的批判，最终结果是农村社会权力的高度集中，力量的平衡被打破，无法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约。特别是一些地方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党员发展过程中凸显功利主义取向，以团结精英的方式吸收能人参与，目的是主导农村治理体系，以精英结盟获得绝对优势。这种权力结构体系既没有体现国家的方针政策，又不代表农村的利益。相比税费改革后日益“原子化”的农民，这种精英结盟后的强制力量缺乏有效的制约与平衡。特别是体制外的精英被完全吸纳之后，在缺乏党内民主的农村，“原子化”的农民只能以个体的方式来进行维权，其结果将是农村社会抗争的泛化。

作者：张君单位：桂林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