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狱青年男性罪犯的人格特征研究

[摘要] 本研究以273名初入狱男性青年罪犯为被试，以16PF为测量工具，探讨了初入狱男性青年罪犯人格的基本特征，并比较了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刑期青年罪犯的人格特点。结果发现，与对照组相比，初入狱青年罪犯在B、E、H、I、O和Q2六个人格特质、X2和X4两种次元人格因素和Y1综合人格因素上存在显著差异；不同文化程度罪犯在B，F，H，O，Q1和Q4六个人格特上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刑期罪犯在所有人格特质上的差异均不显著。该结论提示，未来的研究应采用纵向研究的手段以进一步了解处于不同服刑期罪犯的人格特质。

[关键词] 监狱化；初入狱；青年罪犯；人格特征

[中图分类号] D917.6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目前，罪犯人格特征的研究主要采用信、效度较高的人格量表对在押罪犯的人格特征进行描述，也有研究针对年龄、性别和犯罪类型等因素比较了不同类罪犯之间的人格差异[1－2]。这些研究对于查明具体违法犯罪的原因，对于罪犯的教育改造，以及在刑事侦查过程中选择正确的策略和方法等方面均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然而，现有的研究虽然在选取量表、施测过程以及数据分析上极尽标准和严格，在被试选取上也根据年龄、犯罪类型和刑期等指标进行了细微的划分，但少有直接针对初入狱罪犯的系统研究。国外研究者D.Clemmer[3]早在上世纪中期就提出了“监狱化”的概念，并指出，监狱化包含了对一般监狱文化的吸收，长期的监禁将影响罪犯的人格和心理健康。后期，研究者Zamble 和Porporino[4]进一步的把监狱化看作是一种态度，一种决定和对监狱适应的其他因素相结合的态度。国内，也有研究者提出过类似的概念，冯殿美等研究者[5]提出在押女性罪犯在刑罚执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交叉感染的问题。此外，国内也有研究者[6]考虑了已服刑时间对罪犯人格的影响作用，并指出随服刑时间的增加罪犯的人格将发生积极的改变。但由于该研究采用的是非严格意义的纵向研究，并未对初入狱罪犯的人格基线进行考察，因而对“监狱化”说明缺乏实际意义。本研究者认为，应积极开展对初入狱罪犯的人格研究及严格意义上的纵向跟踪研究，才能够较为准确的说明初入狱罪犯人格、在押罪犯人格或监狱化人格等概念。基于此，本研究以初入狱罪犯为研究对象，对其人格基本特征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对“监狱化”或“交叉感染”的可能性及对该现象开展研究的必要性进行了探讨，以期为后继的追踪研究奠定基础。

二、方法

（一）被试

罪犯被试选自云南省某监狱。从2006年初到2007年初，对新入狱的男性罪犯进行即时分批测试，累积测试次数16次，人数298名，最后删除无效问卷及信息不全被试后实际进入统计样本的为273名,年龄均在19－25 岁之间（平均分为22.15，标准差为1.72）；小学文化程度116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157人；短刑期（4年以下）的120人，中长刑期（4年以上）的153人；其中盗窃犯为59人，抢劫类为140人，伤害类为25人，涉毒类19人，其他犯罪类型30人。

近期，蒋俊梅等研究者[7]，采用16PF探讨了青年罪犯的人格特点，经考察，该研究中的对照组基本符合本研究样本对对照组的要求，故作为本研究的对照组，用于与本研究初入狱青年罪犯的人格特征做比较。对照组被试为88名男性学生，年龄在20－25 岁之间，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二）测量工具

采用美国心理学家R.B. Cattell 编制的，经华东师大心理系1989年重新修订的《卡特尔16 种个性因素量表》（16PF）进行群体测量，量表共有187个题目。该量表有较高的信效度，国内外已有许多心理研究者使用这一量表对罪犯的人格特征进行描述。

（三）施测程序及数据处理

由监狱教育改造科受过专题培训的警察对罪犯施测，测量中使用统一的指导语，严格按照问卷测验程序与要求进行，指导被试根据自己的情况如实作答，并说明本测验与其自身利益无关，纯粹是为了科研目的，测试结果受到保密，以消除被试的顾虑，保证测试结果的真实性。问卷收回后,利用16PF测评系统进行处理，再把有效问卷数据结果输入计算机，使用SPSS10.0 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三、结果

（一）罪犯组与学生组的16 种人格特质比较

将年龄小于25周岁的273名青年罪犯与蒋俊梅研究者[7]（2005）研究中对照组学生的人格特质进行比较，结果见表1。从特质水平上看，罪犯组的聪慧性、持强性、敢为性、敏感性、忧虑性和独立性特质与学生组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敢为性、敏感性和忧虑性的得分显著高于学生对照组，而聪慧性、持强性和独立性显著低于学生对照组，其余10个特质无显著差异（见表1）。

（二）学生组与罪犯组的次元人格因素比较

从次元人格因素上看，与学生组相比，罪犯组在内向与外向型因素及怯弱果断因素上的得分均显著低于学生组，而适应焦虑及感情安详因素上无显著差异（见表2，表中仅列出有显著年龄效应的特质）。

（三）学生组与罪犯组综合性人格因素比较

从综合性人格因素看，罪犯组的心理健康人格因素上的得分显著低于学生组，其余三因素无显著差异（见表3）。

（四）不同文化程度青年罪犯的16PF人格比较

文化程度对聪慧性、兴奋性、敢为性、忧虑性、实验性、紧张性六个人格特质存在显著影响。其中，小学文化程度的青年罪犯在聪慧性，兴奋性，敢为性和实验性四个特质上的得分显著低于较高文化程度的青年罪犯，而在忧虑性和紧张性两个特质上的得分却显著高于较高文化组。其次，文化程度对适应焦虑和内外向两个次元人格存在显著影响，文化程度较低的青年罪犯在适应焦虑这一次级人格因素上显著高于文化较高的青年罪犯。最后，文化程度对心理健康这一综合人格因素也存在显著影响，较低文化程度组罪犯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较高文化组罪犯（见表4）。

（五）不同刑期青年罪犯的16PF人格比较

比较不同刑期青年罪犯的人格特征结果显示，不同刑期罪犯在16个人格因素上均无显著差异。

四、讨论

（一）青年罪犯的人格特点分析

从特质水平上看，初入狱青年罪犯在聪慧性、持强性和独立性上的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而在敢为性、敏感性和忧虑性方面却显著高于对照组。这一结果说明与对照组相比，被试缺乏合理的知识结构，判断事物能力较差；缺乏当代青年的好胜好强心理，而表现为相对依赖，且有较低的独立自主能力；同时他们行事冒险、粗心大意，无所顾忌；与他人相处又表现为敏感多虑，感情用事，对未来持忧虑抑郁、沮丧悲观、缺乏自信。

从次元人格因素及综合人格因素上看，与学生组相比，罪犯组在内向与外向型因素、怯弱果断因素及心理健康因素上的得分均显著低于学生组。这表明，初入狱青年罪犯有较低的心理健康水平，特别是入狱初期潜意识自我保护特征的内向性比较明显，与人相处多拘谨不安，情绪稳定性差而导致优柔寡断，以及受人驱使时更倾向于被动接受而缺乏独立性，行为上客观表现为事事迁就他人，以期获取别人的欢心进而得到环境整体的认可和接纳。罪犯在怯弱果断因素及心理健康因素上的结果与以往大多数研究结一致[8]。

以往的罪犯人格研究较为一致的揭示，罪犯群体存在一些明显的消极人格特征[9－12]。本研究通过与对照组学生的比较，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但本研究同时也发现，首先，与同龄学生组相比，初入狱青年罪犯尽管存在着一些明显的消极人格特征，但在其中的10人格特质上与学生组无显著差异，且都处于中等水平。这表明，初入狱青年罪犯与同年龄正常群体一样，其大多数人格特质与该时代所赋予的及要求的特性相符合，他们与同龄人有着更多的共性而不是差异性。其次，参照蒋俊梅[7]的研究结果，尽管采用的是同样的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在其研究中，青年罪犯在8个特质上与学生组存在显著差异，而本研究只在6个特质上表现出差异，且仅有其中的2个特质(独立性与敢为性)的表现与蒋俊梅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本研究中，罪犯在C、F、G、L、Q1和Q3六特质上的表现要好于前者，而在B、E、I和O四特质上有较差的表现。这一结果提示，初入狱罪犯与一般意义上的服刑或在押罪犯在人格特性上可能存在着显著差异，即入狱后罪犯的不良人格特性存在着交叉感染的可能，以及入狱后其不同的人格特质在“监狱化”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生改变，一部分人格特质朝向不良方面发展，而另一部分人格特质由于教育改造的介入存在着改善的可能。未来的研究应采用纵向研究的模式探讨处于不同服刑期罪犯人格特质的改变模式。

（二）不同文化程度及不同刑期青年罪犯的人格特点

对不同文化程度的青年罪犯的人格特性比较发现，小学文化程度的青年罪犯在聪慧性，兴奋性，敢为性和实验性四个特质上的得分显著低于较高文化程度的青年罪犯，而在忧虑性和紧张性两个特质的得分上却显著高于较高文化组。这表明，由于受教育程度的不同，较低文化程度的罪犯没有合理的知识体系，同时缺乏理性判断事物的能力，行为更加冒险、激进甚至放纵，并对未来和前途更易于悲观，有较强的挫折感，明显缺乏自信与耐心。因此在针对不同文化程度的罪犯进行心理矫治和干预时，应针对他们不同的人格特质采用不同的策略。

基于罪刑相当的原则，初入狱罪犯因各自犯罪情节的严重程度而被判处长短不同的刑期，因此轻刑和重刑犯可能存在着显著的人格差异。然而，本研究中，对不同刑期青年罪犯的人格特性比较发现，尽管短期和中长期的服刑时间在时间跨度上有很大的差异，最短的少于2年，最长的超过10年，但其人格特性并无显著差异。然而陈卓生等研究者[6]对处于不同已服刑期的罪犯人格进行的比较研究揭示，尽管人格是一个较为稳定的内在特性，但罪犯的许多人格特点随服刑时间的增加而发生了改变。综合两类研究结果，其一，背负和面临着不同刑期的罪犯在人格上无显著差异；其二，非严格意义研究中不同服刑时间的罪犯人格存在改善。因此，似乎可以推测，入狱后罪犯人格特质的改变可能更大程度的与监禁生活有关，而与其本身的人格特质无关。这一结果进一步强调采用纵向跟踪研究的重要意义，只有对同一批罪犯在不同服刑期的人格特质进行考察，才有可能真正揭示服刑时间或持续存在的监狱环境对其人格特质的影响，从而为罪犯心理调查和矫治提供科学客观的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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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lemmer, D.(1958). The Prison Community. New York: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4] Zamble, E. and Porporino, F.J. (1988).Coping, Behavior, and Adaptation in Prsion Inmates. Berlin: Springer-Verlag.（下转29页）

（上接55页）

[5] 冯殿美, 孙丽.浅议女性罪犯交叉感染问题[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2005, (1).

[6] 陈卓生，韩布新.服刑时间对罪犯个性特征的影响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6, (3).

[7] 蒋俊梅，青年罪犯的人格特征研究[J].心理科学，200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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