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宗室与“五姓”婚姻关系简论

摘要：北魏的五姓大族是孝文帝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因素而确定的，汉人大族与北魏宗室的亲疏关系并非是衡量的唯一标准。五姓六家中，除陇西李氏外，其他均属魏晋旧族，这说明孝文帝时期所确定的最高层大族悠久的历史传统仍是其考量的最重要标准。魏晋旧族是传统文化的渊源所在，具有标志性意义，这对致力汉化的孝文帝而言，当然会着力笼络，而婚姻则是固结双方关系的最有效手段之一。五姓六家进入北魏宗室婚姻的核心层，正是这种社会背景衍生出的结果。

关键词：北魏；宗室；大族；婚姻

中图分类号：K23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3—0119—05

《资治通鉴》卷140齐明帝建武三年（496年，北魏太和二十年）正月条：“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娅，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可见，至北魏孝文帝末期，卢、崔、郑、王四姓仍是“衣冠所推”的一流大族，陇西李氏亦因“当朝贵重”而与四姓相提并论。除陇西李氏外，尚有“人物尤多”的赵郡李氏。上引《通鉴》同年月条记：“时赵郡诸李，人物尤多，各盛家风，故世之言高华者，以五姓为首。”胡注：“卢、崔、郑、王并李为五姓。赵郡诸李，北人谓之赵李，李灵、李顺、李孝伯群从子侄，皆赵李也。”可知“五姓”实际包括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以及陇西李氏和赵郡李氏共六家。五姓与皇室的婚姻关系学界多有涉及，但尚有余义可发。本文再申浅见，请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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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品前引《通鉴》所述五姓六家，它们位列“高华”大族之首，凭藉各有不同，大体可分三类：一是“衣冠所推”，卢、崔、郑、王是也；二是“当朝贵重”，陇西李氏是也；三是“人多家盛”，赵郡李氏是也。所谓“衣冠所推”，实指历史悠久、家学著世，不仅北魏甚而整个中古时期均为士林所推重，孝文帝“雅重”的四姓正是这样的望族。而“当朝贵重”则专指北魏时得势骤贵、权倾朝野，其代表无疑是陇西李氏。至于“人物尤多”的“赵李”虽然不乏显宦，但这恐怕不是它跻身“五姓”的主要资本，或主要与它在地方上盘根错节的势力有关。综观北魏，就大族的地方势力而言，殆无出其右者。孝文帝开启胡汉联姻的大门后，这五姓正式成为皇室联姻大族的首选，其着眼点正在于五姓大族的历史和现实地位。

卢、崔、郑、王四姓为“衣冠所推”，魏晋以降皆然，北魏时也不例外。范阳卢氏在北魏的开基人物卢玄，就凝聚着南北衣冠对旧族卢氏的推崇。《魏书》本传：“卢玄，字子真，范阳涿人也。曾祖谌，晋司空刘琨从事中郎。祖偃，父邈，并仕慕容氏为郡太守，皆以儒雅称。神四年，辟召儒俊，以玄为首，授中书博士。司徒崔浩，玄之外兄，每与玄言，辄叹曰：‘对子真，使我怀古之情更深。’……后转宁朔将军、兼散骑常侍，使刘义隆。义隆见之，与语良久，叹曰：‘中郎，卿曾祖也。”’崔浩和刘义隆之叹，足见卢氏并未因政治分裂而影响到其社会声望，南北评价依然如故。实际上，卢氏在波谲云诡的政权变换中始终保持着家学传统：“初，谌父志法钟繇书，传业累世，世有能名。至邈以上，兼善草迹。（卢）渊习家法，代京宫殿多渊所题。白马公崔玄伯亦善书，世传卫瑾体。魏初工书者，崔卢二门。”卢氏自卢志以下，书法成家，代代相传，至北魏初，已成北方“工书”之翘楚，甚至平城宫殿也多为卢玄子卢渊所题，卢氏书法为世所重于兹可见。范阳卢氏依然享誉士林，故北魏孝文时荣列五姓自在情理之中。

清河崔氏是对北魏历史有重大影响的家族，崔玄伯和崔浩父子不仅位极人臣，且学冠时彦，俨然士林领袖。崔玄伯“立身雅正，与世不群，虽在兵乱，犹励志笃学，不以资产为意”。归魏后，“太祖常引问古今旧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则。玄伯陈古人制作之体，及明君贤臣，往代废兴之由，甚合上意”。道武帝“命有司制官爵，撰朝仪，协音乐，定律令，申科禁，玄伯总而裁之，以为永式”。玄伯学问之博通、识见之得体、创制之宏远，于斯可证。与范阳卢氏相似，清河崔氏亦家学传世、精通书法，崔玄伯“尤善草隶行押之书，为世摹楷。玄伯祖悦与范阳卢谌，并以博艺著名。谌法钟繇，悦法卫瑾而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谌传子偃，偃传子邈；悦传子潜，潜传玄伯。世不替业。故魏初重崔卢之书”。崔浩颇得家学之精髓，“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太祖以其工书，常置左右”。世祖拓跋焘时，崔浩柄持枢衡，“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书记，尽关于浩。浩能为杂说，不长属文，而留心于制度、科律及经术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尝之礼，丰俭之节，义理可观”。崔氏父子在北魏初期以学理政，文名粲然，久负士林之望，后虽因崔浩忤时而惨遭夷族，但清河崔氏依靠族大支广而渐复元气，以学名世者史不绝书，其得列孝文五姓，实属必然。

相较而言，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凭士林之誉名列四姓多少有些意外。荥阳郑氏虽也属魏晋旧族，但在五胡掀起的政治风暴中，郑氏缺少应付时局的精英，官位不显，仕途凝滞。《魏书》卷56《郑羲传》：“曾祖豁，慕容垂太常卿。父晔，不仕，娶于长乐潘氏，生六子，粗有志气，而羲第六，文学为优。”郑羲祖缺载，父“不仕”，透露出这个家族在政治上气脉不顺，迟至郑羲才有所改变。而从士林所重的家学而言，魏初郑氏似乎也缺少名世的仪范。除郑羲“文学为优”外，其他五兄弟“并恃豪门，多行无礼，乡党之内，疾之若仇”。这种情形，与衣冠士族的形象相去甚远。而太原王氏得人“四姓”尤为蹊跷。五胡人华后，太原王氏多随晋室南迁，盛于南而寂于北。北魏初期，太原王氏扬名立世的人物同样不是出自本贯，而是只身由刘宋逃奔姚秦再入拓跋魏的王慧龙。王慧龙入魏并无可侍的家族根基，幸赖崔浩以“贵种”许之并鼎力扶持，王慧龙才撑起太原王氏在北魏的门楣。但王慧龙三代单传，至孝文帝定族姓前，这个家族人物单弱，家学不显，且王琼秽声在外，说这支王氏缺少士族气象似不为过。但事实是，和荥阳郑氏一样，太原王氏不惟忝列士族之首，且登堂入室，融进北魏皇室的核心婚姻圈。究其因，两族人选“衣冠”四姓主要应是孝文帝“雅重门族”的结果。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在北魏虽然学术不彰，但在魏晋时却是当仁不让的一流士族。孝文帝热衷于汉化，魏晋望族的余韵仍然具有标志性意义，郑氏和王氏正是借助魏晋先祖的余光，因缘际会地在北魏再次成为望族。

若论“当朝贵重”，孝文帝时期陇西李氏确乎出类拔萃，罕有与其匹敌的大族。陇西李氏在五胡乱华时乘势崛起割据河西，历三世至李宝时投靠拓跋魏。李宝六子多为北魏显宦，尤以李冲最著功绩。李冲先受宠于文明太后，继又知遇于孝文帝，《魏书》说他“早延宠眷，人干腹心，风流识业，固乃一时之秀。终协契圣主，佐命太和，位当端揆，身任梁栋，德洽家门，功著王室。盖有魏之乱臣也”。这种评价的确名至实归。北魏孝文帝时期的重大举措，如废除宗主都护制、实行均田制和三长制、迁都洛阳等，均与李冲有直接关系。而李冲不仅身系国柄，且心系本族，倾力扩展家族势力，兄弟子侄布列朝野、冠冕相望。李冲又善于利用婚姻上攀皇室、下结大族，这张无形而繁密的关系网也为陇西李氏的“贵重”增添了砝码。从“实力”角度而言，与陇西李氏相比，赵郡李氏也不遑多让。不同的是，赵李的地方势力似更胜一筹。通览《魏书》，赵李入传的人物之多首屈一指，《资治通鉴》所言“人物尤多”，当是根据《魏书》所做的判断。赵李既不乏高官显贵，更有根基深厚的家族势力。《北史》卷三十三《李灵附李显甫传》：“显甫，豪侠知名，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为其宗主。”这条经常被引用的史料，解读的角度虽多有不同，但可确定的是，“诸李数千家”足以说明赵李家族之庞大。《魏书》卷三十六《李顺传》评价赵郡李氏“以兹盛德，克广其猷，宗绪扶疏，人位盛显，可谓李虽旧族，其世唯新矣”。规模如此庞大的家族，势必会引起拓跋统治者的瞩目。

上述五姓六家在北魏是最尊显的汉人大族，用前引《通鉴》的话说，“世之言高华者，以五姓为首”。拓跋统治者自道武帝后一直致力于向中原拓展，而拉拢利用汉人大族助其成就大业是其一贯的政策。北方汉人大族历经五胡入华后政治风暴的冲刷，逐渐顺应了历史潮流，甘为政治上的新主人服务，这些大族由此成为胡族政权的重要依靠力量。到北魏孝文帝时，这些大族得到王朝的正式承认，五姓犹如汉人大族的法定最高代表而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在流行利用婚姻巩固关系的中古时代，北魏统治者也不例外，同样把婚姻看成是政治的延伸，而汉人大族自然成为拓跋皇室联姻的重要对象。根据《魏书》、《北史》、《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以及《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等资料，我们统计到北魏宗室结以婚姻的传统大族约有17个，占全部汉人家族的50%；与传统大族共联姻82次，占与全部汉人家族通婚次数的51%。这两组数字充分体现了传统大族在北魏联姻家族中的分量，也说明传统大族依旧是各族统治者无法忽视的社会力量。在17个传统大族中，上述五姓大族与北魏宗室共联姻57次，占全部大族与北魏宗室通婚次数的69%。这进一步说明五姓大族是北魏宗室与汉人大族联姻的首选，但因五姓各自情况不同，它们与北魏宗室的联姻也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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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衣冠所推”的四姓中，与北魏宗室联姻次数最少的是太原王氏。太原王氏自魏晋以来即为北方望族，永嘉乱后随晋室南迁，东晋末掌控江左朝政，但很快就被激烈的门阀倾轧所淹没，劫余而存的王慧龙孤身北奔胡族，辗转至拓跋魏才得以安身立命。而北魏对其并不信任，“慧龙请效力南讨”，可终因“南人不宜委以师旅之任”而“停前授”，后虽经司徒崔浩极力援引而“得南垂自效”，也是“功高而位不至”。作为太原王氏在北魏的奠基人，王慧龙“自以遭难流离，常怀忧悴，……生一男一女，遂绝房室”，王氏香火由此而微若残烛，“自慧龙人国，三世一身，至琼始有四子”。子嗣乏少，又被猜忌，太原王氏与北魏宗室联姻无多是必然的。据统计，太原王氏与宗室联姻正史只见一例，即孝文帝纳王琼长女为嫔。墓志资料中见两例，一为南安王之妻“太原王氏”，其家世不明；一为“自云太原晋阳人”，因缘见幸于文明太后的王睿嫁女于元谐，其家世又可疑。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太原王氏都堪称是北魏宗室的边缘性姻亲。

但太原王氏既入四姓，且得“纳其女以充后宫”，说明这个人物单弱的大族仍被选人北魏宗室的最高婚姻圈肯定另有缘由。太原王氏初显于北魏时，王慧龙既无家族势力可依，又无文治武功可恃；三世单传的血胤，更与传统大族的人丁兴旺形成强烈的反差。它最终与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并为可与帝室通婚的四姓，应该说它凭借的主要不是自身实力，而是衣冠士族长期“提携”的结果。早在东晋时，太原王氏就以“盛德”、“德誉”著于江左，深受衣冠士族的推戴。王慧龙入魏虽受到拓跋贵族的冷落，却得到北方士族领袖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的特殊照顾。王慧龙奔魏之初，质疑四起，清河崔氏及时伸出援手与之结以婚姻，这对王慧龙摆脱困境是最直接的帮助。王慧龙死后，其独子宝兴又得崔浩安排，与范阳卢氏结为姻亲：“尚书卢遐妻，崔浩女也。初，宝兴母及遐妻俱孕，浩谓曰：‘汝等将来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为亲。’及婚，浩为撰仪，躬自监视，谓诸客曰：‘此家礼事，宜尽其美。”’在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长期扶植的基础上，至宝兴子琼时，经过李冲的极力推荐，北魏皇帝“直信李冲吹嘘之说”，总算把这个“真伪未辨”的南来士族归入四姓，并申以婚姻。

当然，北魏钦定的宗室联姻四姓也不全然以士族的好恶为根据。四姓中的荥阳郑氏贪贿不绝、秽闻不断，这种情形不会给衣冠士族留下好印象。但郑氏是河南的传统大族，其影响不容小觑。尤其是北魏迁都洛阳后，荥阳郑氏成为距离新都最近的传统大族，其受重视的程度自然非比寻常。我们注意到也正是从孝文帝迁都前后起，北魏宗室和郑氏的通婚才骤然增多。冯太后在世时，即太和十四年（490年）之前，郑羲凭借与李冲的“姻好”关系，曾与宗室进行过联姻，即“文明太后为高祖纳其女为嫔”。大约在迁都前后，孝文帝不仅纳郑羲侄郑胤伯之女为嫔，还为太子元恂娉郑羲长子郑懿之女为孺子。此外，在孝文帝为六个弟弟强娉大族女的诏书中，荥阳郑氏亦居其二，即郑平城女嫁广陵王元羽、郑懿女嫁北海王元详。可见，迁都前后，荥阳郑氏有四女人元氏，且对象不是皇帝就是太子、宗室诸王。这种高密度、高规格的通婚应该说绝非偶然，它和孝文帝的迁都之举必有关联。因为延兴初（471年）荥阳阳武人田智度“妖惑动众，据乱京索”时，郑羲仅“宣示祸福，重加募赏”，便收“旬日之问，众皆归散”之效。这种影响力，想必志欲迁都的孝文帝不会陌生。因此，以荥阳郑氏为通婚四姓，应是北魏统治者着眼于现实政治的结果。自太和年间至魏亡，荥阳郑氏与宗室的通婚达11次，且绝大部分都在迁都之后。这就清楚地表明：北魏宗室与荥阳郑氏结为经常性的通婚关系，目的是想与这个毗邻新都的传统大族结成利益同盟，以免后顾之忧。

清河崔氏和范阳卢氏都有资格入选四姓。与有些大族主动投靠北魏不同，清河崔氏是以被逼无奈的姿态出现在拓跋开国史上的。其代表人物崔玄伯少有“冀州神童”之誉，及长，“有王佐之才，近代所未有也”。仕慕容宝时，遭拓跋珪逼迫，“玄伯弃郡，东走海滨。太祖素闻其名，遣骑追求，执送于军门”，大受信用。可以说，北魏初期的制度设计，崔玄伯实居首功，拓跋珪“命有司制官爵，撰朝仪，协音乐，定律令，申科禁，玄伯总而裁之，以为永式”，甚至拓跋国号由代改魏，也出自崔玄伯之议。崔玄伯长子崔浩更具影响力，《魏书》评价他“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无论是汉族的文化还是胡族的权力，崔浩两得其高，实属罕见。可惜崔浩不容于时，最后不但惨遭拓跋焘夷族，且又殃及姻亲，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可能尚在复苏就遭此重创，因而北魏时这两族并不兴旺；只有范阳卢氏因族大支广而又重新崛起。

现在我们关注的是，崔浩既被夷族，清河崔氏何以成为四姓？众所周知，太和年间入选四姓的清河崔氏不是崔浩之后，而是由南人北的崔逞之后。北魏朝廷认定的四姓并不是针对某一支，而是针对整族的。假如没有崔玄伯、崔浩父子在北魏初期的声望，清河崔氏能否成为公认的大姓也很难说。何况崔逞在拓跋珪时即“以言悖君臣之体”而被赐死，至孝文帝初其孙崔睿被诛，“三世积五十余年而在北一门尽矣”。也就是说，崔逞一支也未能始终如一地独立支撑起清河崔氏的门楣。但清河崔氏屡被诛杀而屹立不倒且最终得人四姓，这应是整个清河崔氏长期积累的合力效应，并不是某一支的功劳。这从它与宗室的联姻中也可获得证明。在我们的统计中，清河崔氏与北魏宗室联姻约9次，其中6次与崔逞玄孙崔休有关。崔休之父就是四姓中领衔清河崔氏的崔宗伯，但从宣武帝初才被追赠为清河太守、其子崔休“少孤贫”这两点判断，崔宗伯生前肯定不达于世。以这样一位籍籍无名之辈代表清河崔氏，并与四姓中分别领衔荥阳郑氏、太原王氏的郑羲、王琼并列，这本身就不伦不类。因此四姓后的人名并非特指，而是代表整族。而且在其余3次与宗室的联姻中，至少有1次与崔逞后人无关，即崔亮女被选为宣武皇帝嫔。这亦可说明宗室与清河崔氏联姻时并未局限于崔逞一支。

范阳卢氏是北魏时堪与清河崔氏齐名的传统大族，其代表人物卢玄以“儒俊”出仕北魏。“神四年，辟召儒俊，以玄为首，授中书博士。”但卢玄官位并不显达，且因受姻亲崔浩的牵连险遭灭族之祸。后经其子卢度世的经营，特别是度世四子渊、敏、昶、尚之的规复，至孝文帝时，范阳卢氏终于乘时崛起，高官显宦布列朝野。尤其是卢渊“与仆射李冲特相友善。冲重渊门风，而渊祗冲才官，故结为婚姻，往来亲密。至于渊荷高祖意遇，颇亦由冲”。并且卢氏与宗室的联姻也以卢渊一门为多。据统计，范阳卢氏与宗室联姻11次，卢渊一门即占3次，其两子卢道裕、道虔分尚乐浪长公主和济南长公主，孙女（卢道约女）为肃宗元诩世妇。而卢渊的3个弟弟与宗室共有4次通婚，即卢敏女为孝文帝嫔、卢昶子元聿尚义阳长公主、卢尚之女嫁武献王第四子元略以及卢元聿女嫁平原郡开国公元亮。

从上面的情况看，卢玄一支与元魏宗室共通婚7次，另外4次则别有所属。如卢度世“从祖弟神宝，中书博士。太和中，高祖为高阳王雍纳其女为妃”。而卢玄从祖兄卢溥的五世孙卢柔，“聪敏好学，未冠解属文”，“司徒、临淮王或见而器之，以女妻焉”，时当北魏末。可见卢神宝、卢柔均与卢玄别为支系。此外，墓志所见的卢延集也是如此。据《元寿安妃卢兰墓志》：“太妃讳兰，幽州范阳涿县人也。……祖兴宗，范阳太守。父延集，幽州主簿。”《元融妃卢贵兰墓志》：“祖巘，燕太子洗马，魏建将军良乡子。……父延集，幽州主簿。”这表明，卢兰和卢贵兰都是卢延集之女，但奇怪的是，姊妹俩竟同父不同祖，一为“祖兴宗”，一为“祖巘”。对此，逯耀东先生考证认为：“《贵兰墓志》称妃是魏司空毓九世孙，而且贵兰之祖亦仕于燕，则巘与玄应是同辈，兴宗可能是巘字，其官职相异，或一是生前的官职，一是其死后的赠谥。”甚是。既然卢巘、卢玄是同辈，则卢延集当然不属于卢玄一门。这些情况进一步印证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观点，即《通鉴》所列四姓虽有具体人名出现，但并不代表某一支，而是代表全族。范阳卢氏与宗室的通婚就不限于卢敏所在的卢玄一支，而是包括卢氏其它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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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谈到陇西李氏和赵郡李氏跻身“高华”大族之首，主要依靠现实的而非传统的因素。二李虽未进入“衣冠所推”的四姓，但与宗室的通婚足可与四姓相颉颃。赵李与北魏宗室的通婚，我们统计到7次，5女嫁元氏，2男娶元氏。女性中入宫2人，即北魏宣武帝嫔和东魏孝静帝嫔。前者是“使持节冠军将军安州刺史固安侯赵郡李静之孙，殿中将军领斋师主马左右续宝之女也”，后者是“赵郡李叔让女也”。从李续宝女“应帝命”“作配皇家”这点看，赵郡李氏还是很受“皇家”青睐的。特别是前引《通鉴》所提到的“李灵、李顺、李孝伯群从子侄”，史籍中不时见到他们与宗室结为二姓之好。李顺孙李宪历孝文、宣武、孝明三朝，出将人相屡受重用，其女也因之贵为王妃。《李宪墓志》云：“第四女季嫔，适司空公安乐王（下残），铨尚书左仆射武康王。”文中安乐王即元鉴，《魏书·李顺传附李宪传》说“（孝昌）三年秋，宪女婿安乐王鉴据相州反”可证。碑文残缺部分当有“元鉴”二字，可能因其谋反而被故意凿缺。“铨”应是元鉴父元诠，官至尚书左仆射，谥号武康，《魏书》卷20有传。综合上述情况可说，赵郡李氏与北魏“皇家”的通婚是符合其“五姓”地位的。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赵郡李氏不仅“人物尤多，各盛家风”，又“以学识器业见重于时”（P843），甚至与帝室的联姻也不遑多让，为什么它被排斥在朝廷钦定的“四姓”之外？揆诸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说，王赵二姓的一升一降都与“衣冠士族”的态度关系匪浅。但不同的是，太原王氏一直为某些重要士族所“提携”，而赵郡李氏似乎与某些士族存在着很深的隔阂。比如，太武帝拓跋焘时期，俨然士族领袖的崔浩就不顾姻亲而排斥李顺。《魏书》卷36《李顺传》：“初，浩弟娶顺妹，又以弟子娶顺女，虽二门婚媾，而浩颇轻顺，顺又弗之伏也。由是潜相猜忌，故浩毁之。”崔浩“颇轻顺”主要是争宠所致。但联系到崔浩对拓跋焘曾说过“臣与之婚姻，深知其行”的话，可能李顺的某些行为确为士林所鄙。赵郡逸士眭夸对李顺就鄙夷不屑：“同郡李顺愿与之交，夸拒而不许。”这些对赵郡李氏后来的声誉可能都有影响。从前引知道，进入四姓者“衣冠所推”这个条件有时很重要，赵郡李氏可能缺乏士林之望，而太原王氏则素负“德”名，久为南北士林所推。因此，太原王氏入选而赵郡李氏未入选四姓就都不足为奇了。

陇西李氏与北魏宗室通婚较晚，至孝文帝初期双方才开始结为姻亲，但在通婚次数上却以16次位居第二，仅次于冯太后所出的安乐冯氏。在北魏为陇西李氏开基的李宝，是十六国时期西凉国主李暠之孙。西凉被沮渠蒙逊灭掉后，李宝亡入柔然，后降北魏，位至高官。但陇西李氏的贵宠还有个偶然因素，即李宝第六子李冲“虽以器能受任，亦由见宠帷幄”，“为文明太后所幸，恩宠日盛”。李冲和文明太后的特殊关系为陇西李氏与北魏宗室的通婚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前面提到，孝文帝下诏为六个弟弟娉娶大族女，陇西李氏得占其二，即咸阳王元禧娉李辅女、始平王元勰娉李冲女。这个诏书于文明太后依旧掌权之时，“自太后临朝，高祖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对于宗室联姻这样的大事，冯太后当然不会放过，陇西李氏被选为皇族之戚是很自然的事情。同样“高祖初依周礼，置夫、嫔之列，以冲女为夫人”，这也应是冯太后操纵的结果。李冲也尽量利用这种优势，通过婚姻积极为家族争取利益。据统计，陇西李氏共15女嫁给北魏皇族，这基本是由李冲奠定的基础。

李冲死后不久，陇西李氏在宣武帝初期就遭到打击。咸阳王元禧在高祖崩后“受遗辅政”，“为宰辅之首”。元禧“性骄奢，贪淫财色，姬妾数十，意尚不已，衣被绣绮，车乘鲜丽，犹远有简娉，以恣其情。世宗颇恶之。”景明二年（501年），“禧遂与其妃兄兼给事黄门侍郎李伯尚谋反”。元禧之妃兄李伯尚即李辅长子。这次谋反败后，元禧被诛，李伯尚、李仲尚兄弟坐死，余被徙边，李辅一房几遭灭顶之灾。但这次变故并未对陇西李氏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如李冲长子李延窘在世宗时袭父爵官至刺史，“庄帝即位，以元舅之尊，超授侍中、太保，封濮阳郡王”，及“尔朱兆入洛，乘舆幽絷，以延审寔外戚，见害”。《魏书·外戚列传》里，李延寔是惟一出自汉族大族的人物。这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陇西李氏在北魏宗室婚姻圈中地位之独特。

综合以上论述，可知北魏时期的五姓大族是孝文帝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因素而确定的，汉人大族与北魏宗室的亲疏关系并非是唯一标准。最明显的例子，是太原王氏和清河崔氏。王氏人物单弱深受猜疑，崔氏曾因崔浩忤时而遭难，但两姓最终都进入北魏宗室的婚姻核心圈，“衣冠所推”无疑是极重要的因素。且除陇西李氏外，五姓六家中其他均属魏晋旧族，这说明孝文帝时期所确定的最高层大族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仍是最重要的标准，否则声名不佳的荥阳郑氏恐怕难以侧身其中。这五姓六家除太原王氏外，其他均与北魏宗室有频繁的婚姻联系，在传统大族与北魏宗室的联姻中占有优势地位。但正如前所分析，从五姓大族本身来看，其与北魏宗室的姻缘也各不相同，值得深入探讨。在中古时代，宗室婚姻其实是政治的延伸，北魏孝文帝在推行汉化政策时，汉人大族是其依靠的最基本力量，而五姓家族又是这种力量的核心。魏晋旧族是传统文化的渊源所在，具有标志性意义，这对致力于汉化的孝文帝而言，当然会着力笼络，而婚姻则是固结双方关系的最有效手段之一。五姓六家因此进入北魏宗室婚姻的核心层，正是这种社会背景衍生出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