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颈癌危险因素病例对照研究

[摘要] 目的 探讨本地妇女宫颈癌健康危险因素，为进一步健康干预提供依据。 方法 对本地20～55岁有过2年以上性生活史妇女进行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筛查，以病理活检为金标准筛查出患者共129例作为观察组，同时选取与之年龄匹配的200例VIA阴性妇女作为对照组，进行问卷调查及一般健康体检，问卷内容包括与子宫颈癌防治有关的知识，包括生活方式、吸烟喝酒，本人及生活史、个人病史、家族史等，体检包括血压、体重、身高、腰围、臀围。结果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宫颈癌个人习惯不良、多、初次性生活年龄小、初潮及初产年龄小、月经周期短、口服避孕药、多孕、多次人流史、既往妇科病史、腹型肥胖等相关。 结论 宫颈癌的发生发展是一个多因素、多步骤、复杂渐进的生物学过程，对当地妇女进行个人行为健康教育及宫颈癌预防知识宣传是预防宫颈癌的重要措施。

[关键词] 宫颈癌；健康危险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病例；对照

[中图分类号] R737.3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2）02（c）-0169-02

宫颈癌是指发生在子宫阴道部及宫颈管的恶性肿瘤，是女性常见妇科恶性肿瘤之一，高发年龄为35～60岁，近几年有年轻化的趋势[1、2]。宫颈癌是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在女性恶性肿瘤中居第二位，但在某些发展中国家甚至居首位。据世界范围内的统计，每年大约有50万左右的宫颈癌新发病例，占所有癌症新发病例的5%，其中80%的病例发生在发展中国家[3]，这与发展中国家卫生资源不足有关。预防宫颈癌对于女性健康意义重大，而近年来对于宫颈癌健康危险因素的研究多显示宫颈癌的发病与高危型人瘤病毒（HPV）感染[4]、初次性生活年龄过小、多孕、多产、多个、营养不均衡等有关[5]。但由于宫颈癌的发生存在较明显的地区差异性，研究分析本地宫颈癌发生的健康危险因素对于在本地开展宫颈癌预防措施有重要的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0年笔者对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符合入组要求的妇女进行免费醋酸肉眼筛查宫颈癌及癌前病变。入组标准：（1）以自愿为原则；（2）年龄20～55岁、有2年以上性生活史；（3）排除子宫切除史、妊娠妇女、无盆腔疾病近期放射性治疗者；接受VIA检查妇女3 186名，发现可疑病变者276例，进一步经TCT、阴道镜及阴道镜下病理活检检查，以病理活检为金标准筛查出宫颈癌及癌前病变患者共129例。

1.2 问卷调查

病理活检结果显示宫颈癌及癌前病变患者作为观察组，并于VIA阴性受试者中选取年龄比例相近的200名作为对照组，对两组人群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生活方式、卫生习惯、饮食习惯、吸烟喝酒等情况；本人及生活史、月经婚育史、避孕史；个人病史、肿瘤家族史等。并进行一般体格检查，包括血压、身高、体重、腰围、臀围等。

1.3 统计分析

统计结果用SPSS 16.0进行Logistic回归统计分析，以观察组=1，对照组=0；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0、初中及高中（含职中）=1、大专及以上=2；宫颈癌知识知晓率回答正确率低于30%=0、正确率为30%～70%=1、正确率大于70%=3；个人卫生习惯勤换洗内裤每周超过4次=1、每周换洗低于4次=0；吸烟是=1、否=0；饮酒是=1、否=0；妇科病史是=1、否=0；肿瘤家族史是=1、否=0；初产年龄低于24岁=0、24～35岁=1、高于或等于35岁=2；初潮年龄小于12岁=0、12～18岁=1、大于18岁=2；初次性生活年龄小于16岁=0、16～20岁=1、大于或等于20岁=2；数1个=1、多于1个=2；月经周期小于40天=0、大于等于40天=1；孕次0次=0、1～3次=1、大于3次=2；产次0次=0、1～3次=1、大于3次=2；人流次数0次=0、1～3次=1、大于3次=2；口服避孕药0次=0、1～3次=1、大于3次=2；BMI小于18.5=0、18.5-24（含18.5及24）=1、24～28=3，大于28=3；腰臀比[6]小于0.85=0、大于0.85=1；血压正常或偏低=0、高血压前期=1、高血压=2。

收到有效问卷观察组122份，对照组156份。所有结果均采用SPSS 16.0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单因素分析

观察组平均年龄42.25岁，对照组平均年龄41.37岁，两组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单因素分析提示文化程度低、个人卫生习惯差、吸烟、妇科病史、肿瘤家族史、初产年龄小、初次性生活年龄小、数多、初潮年龄小、孕次多、人流次数多、口服避孕药、腰臀比大等各项目均是宫颈癌发病的危险因素（P < 0.05），而与宫颈癌知识知晓率、饮酒、产次、BMI及血压的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2.2 Logistic回归分析

上述各经单因素分析有意义的全部20项变量输入Logistic回归模型，在α=0.05，允许误差0.1水平，最终引入回归方程的变量为个人卫生习惯、吸烟、妇科病史、初产年龄、初潮年龄、初次性生活年龄、数、月经周期、孕次、人流次数、口服避孕药及腰臀比。其中数OR值最高，为7.089；初潮年龄及月经周期的β的绝对值最高，分别为-2.763和-2.676。见表1。

3 讨论

3.1 个人卫生习惯

既往研究显示[7-9]宫颈癌与经济收入低、受教育程度低、宫颈癌预防知识知晓率低、首次发生的年龄小、既往有妇科病史、孕产次多等因素明显相关。本研究结果表明宫颈癌与个人卫生习惯、妇科病史、初潮年龄、性因素及腹型肥胖有关。其中初潮年龄和月经周期长的β值绝对值最高，而数的OR值最高。近年来宫颈癌的生物学病因研究表明了，宫颈癌与多种亚型的HPV病毒感染有关[4]，HPV感染是诱发宫颈癌的首要启动因素，生殖器HPV感染与宫颈癌流行存在因果关系，90%以上的宫颈癌合并HPV感染[10]。缺乏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特别是不洁均易导致HPV的感染，对于这些不洁卫生习惯引起当地宫颈癌高发的直接或间接作用应予以足够重视。

3.2 性生活及分娩因素

20岁以下年轻女性生殖道发育不成熟，宫颈黏膜对一些致癌物质、细菌、病毒等的作用敏感，而多次妊娠、多次流产或多次分娩可对宫颈造成刺激或创伤，增加细菌、病毒感染的机会，引起宫颈移行带区鳞状上皮化生，在修复过程中容易引起细胞分化不良，进而形成宫颈上皮内瘤变，再逐渐发展成癌。故初次性生活年龄过小及多孕多产多次人工流产均是宫颈癌的危险因素。在本研究中发现，数的OR值最高，应相应的进行健康教育，提倡不要过早开始性生活，对专一，安全避孕，减少怀孕及人工流产次数。

3.3 月经因素

本研究单因素分析及Logistic回归均表明了初潮年龄和月经周期与宫颈癌有关，初潮年龄小、月经周期长是宫颈癌的危险因素，并且β值最高，表示月经与宫颈癌发病关系密切。既往也有类似报道[11]。在宫颈癌肿瘤组织中存在雌激素、孕激素受体[12]，但雌孕激素与宫颈癌的关系尚未得循证医学的支持，故对于长期口服避孕药物是否为宫颈癌危险因素也是有争议性的[8]。有研究报道称[7]，长期口服避孕药增加宫颈癌发生的危险性而绝经后妇女宫颈癌危险性降低，雌激素与宫颈癌的关系及其机制有待深入研究。

3.4 妇科疾病既往史

临床已证实宫颈炎与宫颈癌的发生有密切关系。真菌是宫颈炎、宫颈糜烂的诱发因素之一，其除有致癌作用外，还可产生致癌性毒素，可与二级胺、亚硝酸盐等合成致癌性亚硝胺[11]。由于炎症的刺激使鳞状上皮被柱状上皮所替代，有可能进一步发展成宫颈癌。有研究表明，当生殖道感染的微生物种类增加将增加宫颈癌发生的危险性[13]。宫颈糜烂是诱发宫颈癌的高危因素，有宫颈糜烂者的宫颈癌发病率较无宫颈糜烂者高5～10倍[10]。早期发现、诊断、治疗宫颈炎症及其他慢性宫颈疾病对预防宫颈癌有重要意义。

3.5 其他因素

吸烟与宫颈癌的发生存在明显的关联性[10]，在吸烟者的宫颈黏膜组织中发现含有烟草有的强致癌物质亚硝胺等，但吸烟促进宫颈癌发生的生物学机制尚有待进一步研究。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新的健康问题，代谢综合征、肥胖与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生紧密相关。与脂肪细胞分化、胰岛素抵抗相关的PPARy（peroxisolne proliferators activated receptor-γ）也被证实与宫颈癌的发生密切相关[14]。本研究也发现宫颈癌与腰臀比有相关性，与BMI关系无统计学意义，表明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是宫颈癌发生的危险因素。

4 结论

宫颈癌的发生发展是一个多因素、多步骤、复杂渐进的生物学过程，其确切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尚未明确。对宫颈癌危险因素的调查分析有助于制定相关干预措施预防宫颈癌。本研究表明了本地宫颈癌的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多源于个人健康、卫生知识缺乏，对妇女进行个人行为健康教育及宫颈癌预防知识宣传是预防宫颈癌的重要措施。

[参考文献]

[1] 佟丽，房立琴，赵晓娟，等.宫颈癌的预防及早期诊断[J].中外医学研究，2011，9（1）：112.

[2] 张玉红，苏妩.宫颈癌的研究进展[J].中国民间民族医药，2011，20（4）：18-19.

[3] 廖秦平.宫颈癌病因学研究新进展[J].中国妇产科临床杂志，2003，4（4）：243-245.

[4] Faridi R，Zahra A，Khan K，et al. Oncogenic potential of Human Papillomavirus （HPV） and its relation with cervical cancer[J]. Virol J，2011， 3（8）：269.

[5] 路文婷.宫颈癌流行病学概况[J].内蒙古医学杂志，2007，39（8）：967-970.

[6] 赵开栋.社区2型糖尿患者体质指数及腰臀比与疾病的关系[J].上海医药，2010，30（增刊-1）：67-69.

[7] 王金桃，高尔生，程玉英，等.宫颈癌危险因素病例对照研究[J].中国公共卫生，2004，20（2）：161-162.

[8] 赫敏，王静芳.宫颈癌流行病学研究与调查[J].国外医学：妇幼保健分册，2005，16（6）：404-406.

[9] Borisenkov MF，Anisimov VN. Cancer risk in women：a possible connection with geographic and certain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J].Vopr Onkol，2011，57（3）：343-354.

[10] 陈黎萍，张燕.宫颈癌的危险因素分析及预防保健[J].肿瘤基础与临床，2011，24（2）：183-184.

[11] 李庭芳，陈锐.宫颈癌流行病学概述[J].实用医院临床杂志，2005，2（2）：19-21.

[12] 凌玲.雌、孕激素受体与妇科临床[J].国外医学：妇产科学分册，1993， 20（5）：258-261.

[13] 逯彩虹，李保红，李小斌.宫颈癌患者阴道微生物的分布特点[J].中国医科大学学报，2011，40（3）：267-271.

[14] 凌波，张家文，陈岚.PPARy在宫颈癌中的研究进展[J].中国妇产科临床杂志，2005，6（4）：312-313.

（收稿日期：2011-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