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以来林乐知研究综述

【摘要】林乐知（YoungJ.Allen，1836―1907），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是近代来华传教士中颇有影响的一位。近三十年学术界的研究主要涉及其在华的整体活动、多重文化身份及其从事的翻译著作等方面，既有助于推动林乐知研究的深入开展，还原林乐知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应有地位，也有助于更全面地剖析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近三十年；林乐知；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K25

从明代利玛窦东来开始，外国传教士来华者愈多，次数也更加频繁，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众多传教士中，林乐知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他在近代中国的形象，似乎更像是一位传播西方文化的使者，而非庄重的传教士。他在中国兼及多种文化身份，即传教士，教习，译员，报人，将其传教寓于其它的文化活动中。

一、研究纵览

西方学者很早就注意到林乐知在中国的经历及其对中国近代化发展的影响，近三十年以来中国也涌现了不少关于林乐知研究的论文和著作。关于林乐知以及与他息息相关的《万国公报》、中西书院的研究更为丰富，值得我们探讨。

（一）整体性研究

首先，关于林乐知的整体性研究著作首推美国学者贝奈特所著的《在中国的传教士报人：林乐知与他的杂志，1860――1883》。该著作对林乐知1860――1883年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对林乐知将《教会新报》改变成以新闻时事为主，政治、经济等无所不包的《万国公报》的过程，进行了十分细致地描述和探讨[1]。另外一部必须提及的专著是由梁元生所著的《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作者系统而又详细地记述了林乐知先生在华的事迹。对他由一心传教到注重俗务给予逻辑上的说明，同时也论述了《万国公报》对维新运动所产生的政治影响[2]。

其次，关于林乐知的整体性研究近年来论文方面有大量成果。朱琳琳介绍了林乐知所采用的“由上而下”的传教方略，并分别论述了其独特的“以学辅教”、“以报辅教”、“以会辅教”的传教形式[3]。李喜所分析了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个特殊现象，这就是传教士所追求的基督教文化并未在中国生根开花，而服务其传教目的的西方教育、新闻出版等先进的文化却得到广泛的传播[4]。另外，卢明玉则探讨了林乐知在华的多重文化身份及各种“入世”活动间的联系，以此加深人们对林乐知在华思想和行为的认识[5]。此外，关于林乐知的整体性的叙述还多散见于一些著作中。

（二）具体研究

1.林乐知与西学东渐研究。林乐知在传播西学、西学东渐方面贡献显著，这方面的研究也相对比较多。

熊月之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对晚清西学传播的总过程做了综合研究。将之分为四个阶段，概述了每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在第十六章提及了林乐知，肯定了他在西学东渐中对中国的贡献[6]。顾长声则将来华新教传教士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等人一一做了评传，书中就有林乐知、丁韪良、傅兰雅等人的传记，对他们在传播西学方面的工作，做了比较细致的叙述[7]。尚智丛论述了林乐知所创办的《万国公报》作为西学东渐的重要载体在西学传播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8]。此外，关于林乐知的西学传播研究还多散见于一些关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中，如张海林的《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9]，宝成关的《西方文化与中国社会西学东渐史论》[10]，梁碧莹的《近代中美文化交流研究》[11]。

相关论文方面主要有卢明玉介绍了林乐知西学传播研究的概况[12]。孙邦华则论述了晚清来华以林乐知等为代表的自由派新教传教士对中国儒家学说的看法和态度的变化[13]。王立新则通过对林乐知的中西文化观的个案考察，来透视近代传教士在中西文化融合与会通中的地位和作用[14]。

2.林乐知与近代中国办报研究。林乐知创办了《教会新报》并在此基础上演变成为晚清最有影响的《万国公报》，对晚清新闻传播业贡献很大，近年来对其办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这两种报刊的研究，以此可窥见其具体的办报思想。

对林乐知创办的《万国公报》和《教会新报》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主要著作有杨代春的《与晚清中西文化交流》[15]和王林的《西学与变法研究》[16]，分别把《万国公报》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和清末政治变法的一个载体来深入分析。这两本是近年来研究《万国公报》较为详实的著作。论文方面的成果也较多。陈绛以林乐知与《中国教会新报》的关系入手，全面介绍了《教会新报》刊行的背景、性质、林乐知办该报的宗旨等内容[17]。房德龄则以《万国公报》与的关系入手，认为《万国公报》对时政的批评，对变法的鼓吹和建议更直接推动了维新运动[18]。郑师渠则以《万国公报》与中日甲午战争的关系入手，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了《万国公报》对甲午中日战争言论的报道[19]。李瞻论述了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外人的言论思想，直接唤醒了我国的知识分子，而后才有维新与革命两派的救亡图存运动[20]。程丽红通过把林乐知与《万国公报》作为对清末来华传教士办报的个案来考察，论述了林乐知将教会报刊的思想影响力推向了顶峰[21]。此外，近年来还有多篇论述《万国公报》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晚清政治改革以及近代科技文化的传播等方面的论文，在此不一一赘述。综上所见对林乐知办报思想的专门研究的成果则相对较少，主要是将其办报思想寓于其具体的办报活动及政治言论中进行论述。

3.林乐知与近代中国教育研究。关于林乐知与近代中国教育，研究较多的是林乐知与其创办的中西书院方面。林乐知和他的同事们不仅为落后的中国带来了西方新鲜的知识和血液，而且也为中国今后的发展造就了一大批新式人才。

《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中陈英吴著文论述了中西书院较其他教会学校的特色及在某些方面的开创性以及林乐知能创办成功的客观环境和主观因素，同时就中西书院对中国教育产生的影响也进行了论述[22]。另外，喻本伐，熊贤君则从教育学的视角出发论述了林乐知的“孔子加耶稣“的教育方式及林所主张的振兴女学与提倡幼稚园教育的教育主张[23]。

相关论文方面的成果也比较多。胡卫清详细分析了林乐知在中西书院所采用的双语制教学制，同时阐述了中西书院的学制及课程变化的原因[24]。张华腾则就1882―1895年间中西书院的几个问题作进一步的微观探讨，如中西书院的办学经费的来源及使用，办学体制的变化，教学管理的具体实施等问题[25]。另外，邹振环以尹致昊与上海中西书院的关系为例，考察了一个文化个体在两个城市生态的复合体中如何运动，及两个异质的城市文化如何影响一个文化个体的成长的互动关系[26]。

此外，还有关于林乐知教育思想及专门学科方面的研究，如肖朗以《文学兴国策》为切入点，通过对近代中、日、美三国文化教育交流史上这一段不寻常的史实的介绍，论述《文学兴国策》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37]。孙邦华写了系列文章论述了以林乐知为代表的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的教育兴国思想[28]；论述了清末来华传教士的学制改革思想[29]；同时还论述了晚清来华西方新教传教士对女子教育的呼吁[30]。丁伟则从学科教学的角度出发分别论述了林乐知的中西结合的英语教学法，英语教学双轨制及培养精通英语的人才策略[31]。

4.林乐知与近代中国翻译及其著作研究。林乐知在华期间翻译了很多的西书书籍，成绩巨大。关于其翻译研究应首推卢明玉的《译与异：林乐知译述与西学传播》。卢明玉是从西学传播的视角考察林乐知的翻译活动，在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语境中解读他所宣扬和身体力行的翻译理念，同时分析其有代表性的译作，阐释其翻译策略和技巧[32]。高黎平则从林乐知的翻译活动与晚清政治变革的互动关系入手，考察了他的在华活动与晚清政治变革之间存在的密不可分的关系[33]。

关于其著作方面的研究也有很多。王海鹏，刘金凤简单介绍了林著《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的特点及其对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产生的影响[34]。卢明玉以《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的序跋为切入点，通过对《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六篇序跋的比较分析，揭示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35]。王林则从四个方面对《中东战纪本末》进行论述，从而阐述了《中东战纪本末》与甲午中日战争的关系[36]。赵少峰则通过分析《中东战纪本末》的撰述旨趣、内容及社会反响，进而论述了传教士译著的实际效果及该书对中国近代史学产生的重要影响[37]。

5.其他方面研究。

赵建辉分析了1900――1907年林乐知从支持政府改良，到他对革命派的态度有所改善的政治立场的变化。阐述了林乐知关于清末新政的思考与评论[38]。比较研究方面主要有于醒民从沈毓桂与林乐知的“合作”关系入手，说明了林显赫的荣耀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沈默默的辛劳[39]。段炼则从宋耀如与林乐知两人之间不可调节的矛盾关系入手，分析了林与宋之间微妙关系的变化从而激发了宋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其成为一位职业革命家[40]。此外还有关于林乐知思想研究方面的论文。

二、结语

综上所述，学术界从多角度、多层次对林乐知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但总体来说，对林乐知研究得还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比如：大多是对林乐知生平事迹的简单论述，缺少对其行为背后深层原因的剖析；关于林乐知办报研究的成果较多，但对其翻译活动的研究相对不足；对林乐知西学东渐方面研究较多，但对其东学西传方面研究不足；同时对林乐知自身思想方面的研究也较少。如果能够进一步挖掘研读林乐知的档案史料，同时运用新理论新方法新视角，将会推动林乐知研究不断的发展深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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