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不该取缔余额宝?

央视证券资讯频道执行总编辑钮文新撰文《取缔余额宝》，把自己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余额宝的出现确实给银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是，当老百姓沾沾自喜于手机账户中又多了几块钱利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想过，自己所在的企业融资成本正在面临大幅上涨的风险。这事跟你没关系吗？我想，至少你的加薪机会已经被吞噬了，而你的工作机会恐怕也会更加风雨飘摇。”

尽管声称“不是危言耸听，更非号召谁退出余额宝”，但声讨意味还是显而易见：“余额宝哪里只是冲击银行？它所冲击的是中国全社会的融资成本，冲击的是整个中国的经济安全。因为，当余额宝和其前端的货币基金将2%的收益放入自己兜里，而将4%到6%的收益分给成千上万的余额宝客户的时候，整个中国实体经济、也就是最终的贷款客户将成为这一成本的最终埋单人。所以我们强调，余额宝是趴在银行身上的‘吸血鬼’，典型的‘金融寄生虫’。”

不仅将余额宝定义为“金融寄生虫”，钮文新还将批评矛头直指监管层：“中国金融监管当局基本属于脑残，居然对余额宝这样典型的‘金融寄生虫’无动于衷，把余额宝纳入监管到底是要保护它，还是真要监管它？……我的主张就是取缔余额宝，还中国以正常的金融秩序。”

此言一出，网友反应激烈，有调查显示，超过九成的网友不赞成取缔余额宝。

余额宝应该被取缔吗？

阿里巴巴去年6月以“会赚钱的支付宝”为口号推出余额宝以来，以其高出银行活期储蓄利息十几倍的收益，迅速风靡中国，并激发出腾讯微信理财通、百度百发等跟进效仿者。

作为这项产品的开创者，支付宝国内事业群总裁樊治铭曾经自豪地宣称“互联金融领域不会再出现这样一个伟大的产品”，阿里巴巴“教父”马云亦公开将余额宝赞作他2013年里最骄傲的事，凭借迄今已超4000亿元的总规模，合作方天弘基金更是由一个无名之辈迅速成长为行业老大。

在钮文新《取缔余额宝》的博文引起争论不久。支付宝的官方微博账号长微博“卖萌”反击。

阿里巴巴的公关团队再次证明了他们一贯能言善辩的名声。这篇长微博极尽嘲讽：“老师您造吗？您说余额宝影响实体经济要取缔，但您没看到自从有了余额宝我每天奋发工作的动力更强了吗？还不是因为平时每天早上只能吃俩菜包现在已经每天改吃俩肉的了！这让我每天干劲十足为祖国经济至少添砖加瓦多了好几块呢！……老师您还提到了余额宝的利润是2%。可余额宝加上增利宝，一年的管理费是0.3%、托管费是0.08%、销售服务费是0.25%，除此之外再无费用。我知道自己数学就比天猫好那么一丢丢，所以特意用计算器加了好几遍，算出来的结果每次是0.63%。不知道老师的2%是咋算出来的呢？”

作为阿里小微金融服务集团首席战略官，舒明也在2月22日正襟危坐地辩驳：“这只是一个有意无意的‘误解’……国内货币市场基金规模相对较小，实在无法‘严重干扰利率市场’……余额宝是市场利率的跟随者，而不是决定者……信贷的可获得性和成本，主要与国家信贷政策、资金环境和金融机构的竞争格局相关，而与货币市场基金关系不大。”

正是基于对中国利率市场化趋势的认识，多有业界专家学者亦为互联网金融产品助阵，批评“取缔余额宝”的说法过于耸人听闻，实乃一叶障目。

其中，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教师陈善昂的观点是：“目前推高社会融资成本的主要是政府债务、过剩产能、经济空心化等，而不是余额宝。不赞成将余额宝这些新兴金融业态简单定性为‘邪恶金融’。取缔‘余额宝’就如同那位当了55年的人大代表所主张的‘哪能说上网就上网’一样可笑，应当疏而不是堵。”

在《余额宝舆论场背后隐藏着什么》一文中， 《扬子晚报》评论员石磊亦呼吁“与其急吼吼地忙着取缔余额宝们，不如脚踏实地地制定互联网金融的‘边界’，不如设身处地替老百姓想想如何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不过，他也承认“钮文新的文章，并非完全的拍脑袋之作，其中部分观点也得到了专家的认可”。

钮文新当然也有自己的回应：“余额宝的回应说0.63%这样的一个收益，其实那仅仅是很少的一部分，前端的货币市场资金还要赚钱呢，所以总体加起来的成本至少应该在2%，这个2%最后还是会承付，最后还是拉高的贷款利率由实体经济来偿付，因此我说这件事情不是余额宝的错，也不是货币基金的话，而是我们监管者不应该允许这样的一种机制行为……我认为中国的利率现在不应该这么高，这么高的话实体经济会出问题，而它们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拉高的是全社会的融资成本，国际股票市场也因为这件事情出现了比较大幅的下跌，这个问题我觉得才是核心。”

相当多的人，还是乐于将余额宝以及众多互联网金融产品看做是闯入传统银行业的“鲶鱼”。

互联网金融会颠覆银行吗？

在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看来：“互联网金融的创新，终于让民营资本在国有资本的金融长城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余额宝就是那颗炸弹。可见，互联网金融的异军突起，不仅打破了银行赖以躺着挣钱的利率管制，更冲击了国有金融的寡头垄断格局。理解了这一点，银行的忐忑心情就不难想像了。”

被多家媒体转载的《站在高处看余额宝》一文评述：“余额宝在当前本质就是货币基金，仅此而已，担不起太大的赞誉，做到了几万亿的规模，他也只是货币基金，仅此而已，乃至现在很多人都在说余额宝让银行存款搬家，我还是认为跟余额宝毫无关系，只要处于非市场化利率结构下，货币市场利率和存款利率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货币基金的发展是必然的趋势。”

回顾了货币基金的发展史后，该文强调“余额宝最大的意义就是通过技术的手段，让银行把一直遮遮掩掩的遮羞布给彻底的拉了下来”，然而即便“销售方式更先进”，“无法解答的还是货币基金自我管理过程中的现实问题”：“最现实的就是美国的货币基金，曾经超越了美国商业银行的存款，也是股票和债券基金的总和，依然无法改变日趋没落的现实。确切的说，主要是因为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如同你管理了几万亿的社保资金，你就可以打败一家银行了么？两者本质不同，不构成竞争，相反还是互为补充，更何况目前余额宝购买的都是银行的同业存款，也不是一个竞争关系。”

以网吧作喻，这篇文章将余额宝的成功归结于“搭便车模式”：“要打败余额宝首先必须要有比余额宝更大的客户群，现在看来，也只有银行了，而事实银行受制于利率管制，很难跟进，于是一场不对称的游戏就这么开始了，这里也就很容易得出结论，银行的对手是谁这个命题？不是互联网，而是利率管制。”

虽然根据发表时间可以看出，这篇《站在高处看余额宝》并非为回应钮文新而写，但文中恰恰也论及“余额宝对社会，到底正相关还是负相关”的问题：“余额宝最大的正面意义，其实跟美国的货币基金是一样的，是倒逼了金融机构的自我革命，从而变相推动了利率市场化的提前到来，这个对银行而言，很可能是个噩梦的开始，因为利率市场化后的竞争市场，银行业会极度的惨烈。”

其实，余额宝更多的被看做是一种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创新。

刘胜军还认为，互联网金融这种新生事物尽管“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金融风险和监管挑战”，然而非但不是“吸血鬼”，反倒可以视作“中国经济体系中多年来罕见的正能量”。

在刘胜军看来：“在不远的将来，随着阿里巴巴以及腾讯金融业务的不断增长，它们也应该被纳入到金融监管体系之中，例如可以考虑发放互联网银行牌照。至于那些习惯于‘高大上’的银行，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放下身段、拥抱互联网革命，或许能避免诺基亚、柯达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