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共产国际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援助研究

在中国现代史上，苏联、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影响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所无法类比的。早在1929年下半年，中国革命就出现了大革命失败以来未曾有过的高涨形势，受此形势鼓舞，共产国际认为中国革命条件已经成熟，于是要求中共在城市建立统一的苏维埃政权。1931年以苏俄为模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应运而生。在此期间苏联、共产国际对中央苏区的作战方案、军事人才的培训及其军事装备予以援助并制定了借助十九路军购买武器的计划。此外，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苏联、共产国际听从中央苏区建议，决定通过打通“国际交通线”连接外蒙给中国红军提供物资援助，本文将从以上几个方面，拟就苏联、共产国际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援助问题进行一概略的探讨。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及其军事方面的情况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大会选举产生了统一的全国苏维埃政权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为主席，项英、为副主席；大会还讨论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划分行政区域暂行条例》等条例法令，并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作为苏维埃共和国的根本大法。和以往一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也很大程度上受到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影响。其政权的构建，也基本上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以苏俄(联)苏维埃政权为样板而进行的。可以说，中国的苏维埃政权“在基本模式上曾是苏俄(联)苏维埃在一定程度上的移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体，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民主。从属于工农民主的国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权组织形式――苏维埃代表大会制也基本仿效苏俄(联)模式而确立，无论是政权机构体系的构建和组织机构的设置，还是政权的组织活动基本原则，基本上都是效仿1918年苏俄的国家权力机构体系。在中央政权组织机构的设置甚至在机构的名称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效仿苏俄，采取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各人民委员部三级形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1931年颁布的《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和1933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对地方政权机构体系和职权的规定，也基本效仿苏俄。

(二)其军事方面的情况

1930年11月15日，盖利斯在给别尔津的书面报告中关于对中国红军部队总的评述中提到，由和组成的第一军团约有“红军16500人，20200支步枪，34挺机枪(各种型号)，2门山炮(没有炮弹)。”由第20、21、11军组成的闽粤军团“总人数有8000人，其中有战士4200名，机枪3挺。”由领导指挥的第2军团“人数为8500人，其中战士5200名，4挺机枪，5门追击炮。”而由领导指挥的第3军团战斗力则较强，有“人数约1.7万，步枪1300支，机枪17挺，迫击炮6门。”此外，没有列入军团编制的红军各军情况如下：“第1军是3个师建制，每个师有2个团。人数为6000人，有5000支步枪，12挺机枪。第10军是3个师建制。人数为5000人，有4000支步枪，2门迫击炮。”。此时红军部队总人数及其火力可以用下列数字比较准确地表示出来：1、人数54000人(包括抬担架的人员)；2、步枪305000支；3、各种型号机枪70支；4、迫击炮13门。

在对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之前，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在1933年关于中国红军状况的情报中就提到了军队与我军的力量对比情况，其中军队人数比中央苏共红军人数多3倍，武器装备技术上优势就更不用说了。

1、军事指挥方面的指导

主要包括在多次战役与第四、五次反“围剿”中共产国际对中央苏区作战方案的指导等。

共产国际建议在保卫苏区时，特别重要的是“保持红军的机动性，要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涣散敌人军心和使敌人疲惫的战术，还要最大限度地运用游击斗争的方法”。

在关于歼灭敌人黎川兵团时，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上海中央局要“加快它向南推进的速度，并在敌人纵深和防卫很差的地方成功开展具有特殊意义的游击战争”。

针对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四次“围剿”，苏联、共产国际认为此时应清楚地了解到双方力量的对比，南京政府虽然由于前三次反“围剿”的成功，政治上被削弱、军队士气受挫，但我军应认识到“他们在数量上与武力上要比我们强大很多”。因此“存在着对敌人力量估计不足的很大危险，”。“必须采取一切方法来阻止敌人，集中部队给敌人最薄弱地点以最有力打击，消灭与解除敌人的武装”。面对的围追堵截，“应当发展成为民众的战争，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数量上和技术上占优势的敌人力量”。针对敌人以三方面(西南方、北方和东北方)进行集中的进攻以及妄图占领所有重要城市和交通路线以打破通盘苏区的用兵计谋，我军应“并用游击队袭击、牵制、政治分化等方法去约束和削弱敌人其余的进攻部队，以便能够顺利利用红军具有的优势占领国内交通线”。

1933-1934年，集合了优势兵力，在新的政治形势下，按照新的计划用改编过的军队在新的战线上对中央苏区展开了第五次“围剿”。共产国际强调此时我军的基本任务就是“保护与巩固剩下的苏区，肃清的地方和常规的军队”。还应对“武装力量进行改组，组建新28军。在革命军事委员会建立政治部，以便不断扩大武装力量。”等。

2、军事人才的培训

苏联十分重视军事人才的培训，20世纪20年代就有伏龙芝军事学院、莫斯科红军军事学校、列宁格勒军事航空技术学校等多所军事院校招收中国留学生。1930年6月15日，联共(布)和领导层会议研究认为此前对中国留学生的军事培训学习期限长，且课程内容偏重正规军作战，已不能适应目前中国革命的形势，决定：今后军事培训的对象应定位为游击队的专门人才，如指挥员、爆破人员、报务员等；学习期限应缩短至9个月以内；学员人数不超过50人；教学人员应为中国人，教学用中文进行。

军事班学习期限为1年，共300个学习日，每个学习日包括课上学习6小时和课下自习4小时，共3000学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如“联共(布)党史、共产国际史和中共党史”等，也分别各占总课时的3％。

军事班教学内容设计注重中国革命的实际，如“武器和作战装备”课要求学员不仅要掌握红军武器的使用，还要了解敌军的武器运用，以便日后缴获后能够使用；“一般战术和作战艺术”不仅研究分析红军的若干重大战役，还介绍苏联内战中尤其是西伯利亚和乌克兰游击队的战术，同时还介绍军队和日军的战术和组织编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美中不足之处是军事班教员均不懂中文，教学需完全借助翻译。

军事班原本计划招收100名中国红军指战员，但事

实证明这是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的：1930―1936年间，中共领导红军进行武装斗争、开辟根据地、击败敌军的围剿、进行艰苦卓绝的长征，红军各级指战员是最为宝贵且十分短缺的人才资源，很难将其抽调去苏联留学，除此之外，长征中中共中央的大功率电台损坏，与苏联和共产国际联系中断，这更给留学生的选派增加了难度，所以，军事短训班一直因为生源严重短缺而无法开办。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情况有所好转，而“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通过和谈，再次建立了统一战线共御外侮，中共所面临的军事压力大为减轻，着手选派军事骨干赴苏联留学。1938年，伏龙芝军事学院与共产国际中共党校合办军事班，刘亚楼、(化名李进)、卢东生、杨至成、钟赤兵、李天佑等人曾先后在这里留学。

应陈云的要求，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建议联共(布)接收393名“游牧人”(为保密起见所用的代号，意指西路军左支队)到苏联学习，东大军事班可以接收100到150人，剩下的可以安排到其他学校。联共(布)中央表示反对，决定将西路军左支队安置在新疆学习，由苏联提供部分资金和师资。最终，绝大多数的西路军左支队留在新疆学习飞机驾驶、汽车修理、无线电通讯等，从中选拔22人派到苏联的军事班留学。1940―1941年间，这批学员相继回国。

总的来说，伏龙芝军事学院和东方大学合办的军事班在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上注重中国革命实际，师资力量也很充足，但没能做到原来预期的用中国人讲课的计划，教官全部为不懂汉语的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专家，翻译数量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

3、军事装备方面的援助

主要包括药品、防毒面具、飞机以及购买弹药和装备的资金等武器装备的援助。

埃韦特1933年致电共产国际表明现急需3万元购买药品。1934年，由于中央苏区的形势急剧恶化，共产国际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备用金中追加拨款5万墨西哥元来帮助中央苏区购买药品”。

1934年3月，共产国际致电李竹声，对其提出的购买必要数量的防毒面具问题进行了回复，建议其小批量购买。此外，还要求中央苏区说明“购买飞机特别是歼击机的数量，并承诺委托飞行员把这些飞机从空中提供给苏区”。除此之外还对“能否购买以及在苏区组织生产防毒面具上给予帮助的问题提出了疑问”。

5月，李竹声就中央苏区购买药品、食盐和用于生产子弹的原料的问题向共产国际提出援助要求，共产国际强调“需要在南方甚至在澳门设点，并从那里经福建港口建立特殊的联系路线”。格伯特“特别针对中共中央提出的购买和运输药品、子弹和飞机等问题”进行了答复，表明可以根据“前线的条件和封锁线的变化而变化制定灵活的计划”。后来共产国际提到“中国共产党在1934年每月将收到7418金元”。

从中国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和皮亚特尼茨基本人的报告、书信和电报中可以看出，中央苏区的预算赤字问题不止一次被提到。但是，说明为弥补赤字而拨款的文件没有找到。在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余部到达陕北、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恢复联系以后，给中央提供的资金数额大大增加了。

4、借助十九路军的援助

1930年12月，发动“围剿”红军的内战，把第十九路军调到江西“剿共”前线。“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党和红军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口号，第十九路军受到正义的感召，在江西赣州集体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一・二八”事变爆发时，日军所面对的中国守军是军队中具有爱国思想的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统率的第十九路军。潘汉年作为代表在同蔡廷锴谈判时提出：“请求获得如高射炮、改良型山炮、炸弹发射炮等现代技术装备。”不久，包围了福建，十九路军的一半力量已被蒋的军队消灭，处境非常困难。

1933年埃韦特致电皮亚特尼茨基转达中央苏区的指示：要求立即寄钱借助蔡廷锴发运弹药。11月2日，皮亚特尼茨基“考虑到收货后形势可能发生变化，通过蔡廷锴购买武器装备不合适，建议立即从他那里购买重型火炮、飞机、防毒面具和药品”。11月14日，埃韦特“要求对方寄来25万美元购买武器装备，并继续保持同蔡廷锴的联系”。不久埃韦特收到共产国际关于寄来的5万美元的电报，建议“只能从蔡廷锴那里购买武器装备，货到后再付清余款”。

由此可以看出，中央苏区的雄心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苏联、共产国际支持的基础上。不仅自1933年11月份以来中央苏区的保卫战就是由莫斯科派来的军事顾问就近指挥的，而且共产国际和苏联也一直想方设法要帮助红军解决部分武器装备、药品、防毒面具，包括飞机和重炮等需要，以改善红军与军作战的条件。他们甚至考虑通过借助于红军与十九路军的协定，从苏联经海路运来，经由十九路军福建防地送进苏区，或是在南方找一个港口“建立一个为苏区采购和运输武器、弹药和药品的不大而有效的机构，或是偷偷用外国商船经长江通过可能的口岸进行武器交接”，由莫斯科出钱，从有关系的军队那里大批购买武器弹药。他们为此还向中央苏区提供了相当数量的款项用于解决购买武器弹药问题，但是这样的援助始终未能实现，而“控制福建沿海地区的十九路军迅速失败更使得最具现实可能性的这种机遇不复存在了。”

三、打通“国际交通线”与西路军的失败

(一)从外蒙－宁夏或新疆方向给中国红军物资援助

对中国红军的军事物资援助，早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1934年9月就着手准备了。其标志之一，是弗雷德(又称施特恩)于9月16日在莫斯科提交的《关于支持四川省苏区和发展中国西北革命运动的建议》。他从各方面提出了12条“关于四川－新疆问题的建议”，其中关于军事物资援助是这样说的：“需要援助武器、弹药、飞机等。要建立秘密基地仓库，储备能装备50人、100人和1000人的成套备用武器弹药。”由此可见，打通国际路线提供物资援助的建议和措施，最早是由共产国际首先提出的，具体路线则是从新疆方向与陕北及川陕根据地打通。

1935年11月，林育英经过艰苦跋涉，终于到达陕北瓦窑堡，找到了与共产国际长期失去电讯联系的中共中央，完成了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斯大林指示的任务。于是才有1936年初红军东征山西，企图从绥远打通国际路线的行动，以及1936年5月下旬开始的西征甘宁边区、扩大根据地、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以期通过宁夏战役，从宁夏一外蒙方向打通国际路线的行动。

苏联、共产国际切实准备了援助中国红军的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及运输工具和人员。但是援助物资地点并没有确立为经由新疆，却放在了蒙古边境。在蒙古方向是这样准备的：“提前决定在中国红军攻占宁夏地区后提供1.5万-2万支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当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武器将于1936年12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将通过知名的乌拉圭洋行售出，为运进宁

夏作准备。”

(二)改从新疆方向将援助物资运往哈密

红军西渡黄河之初，进展顺利，30军迅速北进，控制一条山，围攻景泰城，占领五佛寺渡口；河东红军主力，也在竭尽全力阻击南敌，以保证宁夏战役的胜利。然而，出乎意料的是，11月3日，共产国际却致电中共中央，突然改变了援助方向和地点。该电文称：“在详细研究之后，我们坚决认为从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的。”

中共中央无可奈何，于11月8日复电共产国际，“这个改变已经太迟了。已经过河的红军大约两万一千人，我们可以命令他们向哈密方面前进，但要通过五千余里路程，战胜这一带敌人与堡垒，需要许多时间”。另一方面，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敦促其“确实无误的准备从新疆接济物品”。11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王明、康生、陈云转交国际”：“部队已将红军主力与红军已渡河者从中隔断，渡河者现组成西路军，受、指挥，人数二万二千，令其依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首先占领凉州地区，然后向肃州前进。”

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确实认真从新疆方向准备了接济物资和接应人员。据季米特洛夫日记记载：“收到政治局今天作出的决定。1166吨箱装货物(这里指向中共提供的援助――原注)由外贸人民委员会负责提供卡车、燃料、弹药等。”可见，共产国际对西路军形成和西进有导向性的影响，其相关电示是中共中央同意西路军西进的外部依据。

(三)西路军的失败

1936年12月8日，陈云一行五人离开莫斯科，乘火车前往阿拉木图。西安事变爆发后，局势“极为复杂”，联共(布)中央、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性质和作用作了错误判断。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既然认为西安事变对日本最有利，中共又支持西安事变，暂停对中共的武器援助也就是符合其逻辑的事情。陈云一行停在了霍尔果斯口岸，中止为中共提供物资援助，这是造成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腹地进退维谷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共产国际曾认真准备了提供给西路军的援助物资，并派出了以陈云为首的代表团前往新疆送一批给西路军的武器弹药，但由于联共(布)中央对西安事变背景和性质作用的错误判断，致使前往接应的人员和物资停在了苏联边境，对中共中央相关决策和西路军失败造成了重大影响。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彻底失败。从大的方面看，西路军从形成、正式命名、西进建立根据地，几度走走停停，每一步都是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行动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

四、苏联、共产国际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事援助的评价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到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历史使命的光荣结束。纵观苏联、共产国际对其的军事援助，首先应肯定它有着相当的历史功绩的一面。它有效援助了敌后战场，巩固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权，壮大了中国红军队伍，保存了一批红军将士，培养了一批技术兵种的骨干为随后到来的抗日战争保存了实力，使得中央苏区的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苏联、共产国际在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进行军事援助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是基于自身利益和战略需要考虑的。中苏两国互为邻邦，唇亡齿寒。20世纪30年代、战争风云笼罩着欧亚大陆，苏联在东、西两线同时受到威胁。援华抗日和避免过早爆发日苏战争，是苏联远东外交的两个基本点。1931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这次事变，不仅使中国面临亡国之患，而且也引起了苏联的不安和警惕。从苏联方面来说，随着国际法西斯势力的恶性膨胀，德、日两个法西斯战争策源地逐渐形成，对苏联在东、西两条战线同时构成威胁。因此，当时苏联的政策是既要争取和援助中国抗日，以牵制日本，又避免正面卷入对日战争，以全力对付更加危险的德国可能发动的侵苏战争。苏联认为苏日一战终究不可避免。因此，必须利用中国的力量紧紧拖住日本，削弱日本。

因此，我们在评价苏联、共产国际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事援助时，更应看到苏联国家利益这一深层次的原因。尤其在当今，世界各国都以发展经济做为本国的第一要务，深刻了解这一史实对于我们制定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都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