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问题的多学科理论综述

摘 要：金融监管问题的理论研究涉及众多学科，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分析了金融监管领域的相关问题。关于金融监管的原因，经济学认为在于金融市场的失灵，法经济学认为在于法律的不完备，政治学认为在于使政治收益和经济收益达到最大化。管理学的分析主要集中于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激励问题。金融学从金融脆弱性、金融中介理论、金融约束论几个方面进行研究，相对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来说具有系统性。

关键词：金融监管；市场失灵；金融脆弱性；监管辩证论

中图分类号：F830.1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３５４４（２００8）０5－００34－05

金融监管问题是一个跨学科问题， 该问题自产生和引起人们注意以来， 已经被多个学科的专家学者所研究， 并形成不同的学科对该问题的理论分析。本文的主要内容是综述各个学科在金融监管方面的理论贡献。

一、金融监管的经济学分析

对金融监管经济学分析的理论基础是市场失灵理论。 公共利益说认为金融市场的失灵是客观存在的， 因此需要政府对金融领域进行适当的监管， 引导金融资源配置向“帕累托最优状态”转变。

公共利益说认为金融市场的失灵表现在自然垄断、外部效应和信息不对称。

金融市场的自然垄断和外部效应问题主要体现在银行业。一般来说，银行业规模越大，越具有规模效益，因此银行业具有一定的自然垄断倾向。 银行业的垄断会导致价格歧视、寻租等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影响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降低社会的产出效率， 另一方面会降低金融业的服务质量， 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减少社会福利。银行业的外部效应则表现在其破产所带来的高昂社会成本。 银行业的利益相关者众多，可以说几乎每个人、每个经济单位都要和银行有一定的联系， 银行业的破产不仅会影响到每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且会给社会造成恐慌，导致银行体系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 带来的损害远远大于银行的私人成本。

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也存在于以银行为主体的各类金融中介。 银行等金融中介的存在解决了信用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但同时又形成了银行与存款人之间、 以及银行与贷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 以及金融价格体系的信息传递失灵， 造成金融市场的低效率（Grossman，Stiglitz，1976）。Stiglitz（1993）认为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的重要原因在于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 第一，信息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它性，导致信息产品的供给不足；第二，个体单位通过占有信息来完全占有信息带来的回报比较困难， 说明了信息的获得具有外部性， 其他人可以在不支付成本的条件下消费信息而获得收益；第三，获得信息的支出并不随信息数量而变化， 因此信息密集型的市场具有不完全竞争的性质。 金融市场这几个方面的特征使金融信息具有公共产品性质， 造成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 存款人很难鉴别银行的经营状况， 任何不利信息都可能导致存款人的挤兑， 导致金融市场的波动和不稳定。

综上所述，金融市场自然垄断、外部效应和信息不对称的特征会降低金融市场的服务效率和社会产出效率，减少社会福利，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因此政府有必要参与进来，对金融市场进行干预，对金融活动和金融机构实施监管。

二、金融监管的法经济学分析

法经济学这一新兴学科起源于边沁的执法思想，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贝克、斯蒂格勒和波斯纳则是这个领域的奠基人。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思想家边沁指出， 法律应该制定成最优的， 使其明确无误地定义犯法的程度及相应的最优惩罚程度， 由法庭执行的最优法律具有对犯罪的最优阻吓作用。20世纪60年代后期， 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加利・贝克第一个把边沁的思想变成一个经济学模型，用严格的经济学方法论述，并于1968年在美国《政治经济学评论》上推导了最优法律和最优阻吓作用的条件。 他的一个基本推论是：当法律设计到最优，由法庭来执法是最优的制度。此后斯蒂格勒改进了贝克的理论，形成贝克―斯蒂格勒模型，成为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波斯纳也认为，执法只需要法庭，不需要“监管者”，而现实中之所以有监管者，原因在于利益集团的游说， 利益集团游说立法者而建立起“监管机构”来为利益集团做事，因此对整个社会而言有监管者比没有监管者效益更差。除此3人外，芝加哥学派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代表人物科斯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科斯定理在法律上解释为，如果没有交易成本，只要有法庭来帮助执行合同就可以了，不需要监管者等机构的干预。

总而言之， 芝加哥学派的核心观点就是认为只要能够设计出好的法律， 由法庭执法就是最优的制度， 根本不需要任何其他机构行使监管的职能。但芝加哥学派理论的前提有两个， 一是法庭必须是中立的，二是执法成本不予考虑。而现实中执法成本（比如搜寻证据的成本）是客观存在的，而世界各国即使是在最有法治传统的国家里，法庭也往往受政治势力左右，更多地表现出效率低下和腐败等现象。

卡塔琳娜・皮斯托和许成钢（2002）从贝克―斯蒂格勒模型和科斯定理隐含的前提假设出发， 依据哈佛大学哈特的“不完备合约”（1990）引申出“法律的不完备”理论。贝克―斯蒂格勒模型和科斯定理都是在“法律是完备的”隐含假设基础上论述了法律具有最优阻吓作用的条件下不需要监管者，施莱佛等人（2001）则认为法律即使是完备的，由于执法时需要耗费搜寻证据的成本，因此仍然可能需要监管者。卡塔琳娜・皮斯托和许成钢认为现实中任何法律都是不完备的，原因在于“法律是面对全体国民的，社会是变化的，而法律具有稳定性， 所以立法人怎么可能预料所有将来会发生的事件呢？怎么能把法律定义的无限清楚，用语言准确地、无差异地写出来呢？” 在“法律的不完备性”假设条件下，许成钢（2001）认为根据贝克―斯蒂格勒方法制定最优法律而得到的结果并不是最优的， 因为法律的阻吓作用会由于其内在的不完备性被削弱， 并会产生阻吓不足和阻吓过度等问题； 施莱佛等人关于“执法成本的存在使得监管具有必要性” 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即便寻找证据并不费力，甚至当证据确凿无误时，当法律不完备时，法庭执法仍然不能达到最优。” 由于法律的不完备性使得法律的设计和法庭执法都不可能达到最优， 引入监管机构的主动式执法可以改进法律效果。通过主动式执法， 监管机构可以阻止危害事件的发生。 监管机构事前预防的主动执法与法庭事后惩罚的被动式执法相配合， 可以弥补法律的不完备， 解决高度不完备法律下司法机构执法效率低下等问题。

皮斯托和许成钢在贝克―斯蒂格勒模型的框架中引入法律的不完备性和主动执法者（监管者）后，证明了如果监管者没有任何私利地为社会谋福利并能够无成本地、准确地观察到所有发生的事件， 那么不完备的法律仍然能够达到最优。 但是现实中这两个条件并不具备， 因为监管者一般都是政府的人，是有其自身利益的集团，在执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政治势力和激励的影响而出现谋私的腐败现象，并且监管者的监管也不可能是无成本的。在监管有成本的客观事实面前，什么是需要监管的，什么是不需要监管的，也就成了有条件的了，在经济学中一般认为监管所带来的成本不应该降低社会的福利。 如果成本是外生的， 在两种情况下需要引入监管，一是法律特别不完备，二是有害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足够大，而金融领域满足这两个条件。一方面金融领域的法律比其他领域的法律更不完备， 因为在信息的传递和技术的变革高速运转的条件下， 金融业务的交叉现象和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创新层出不穷，从而使即使出台不久的金融法规也频频出现漏洞，金融法律特别不完备，需要引入监管者；另一方面，金融市场一旦出现有害行为就有可能累及整个经济， 其损失可以说是足够大， 法庭事后的被动式执法不能弥补这一损失， 因此应该引入事前主动执法的监管者来防止有害行为的发生，减少损失发生的概率。

三、金融监管的政治学分析

很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者从政治学的角度以利益集团理论为基础， 对金融监管的原因和监管的效果等多个方面进行研究，并形成了政府掠夺论、特殊利益论和多元利益论、寻租学说、监管俘获论等理论。

关于金融监管的原因， 政府掠夺学说认为任何监管都是由政府推行的， 政府和政治家有与社会整体利益差异很大的自身利益， 其之所以推行监管主要是为了使政治收益和经济收益达到最大化， 而不是为了控制金融市场的失灵、 防止金融风险、维持金融市场健康发展。Peltzman（1976）提出的特殊利益论和多元利益论对政府掠夺论进行了发展， 认为政府掠夺论中“抽象的政府”是由许多政党和利益集团组成的， 金融监管是利益集团通过政治斗争而形成决策的产物，不同利益集团是金融监管的需求者，政府的政治决策机构则是金融监管的供给者， 只有把握好各方利益的结构及政治力量的分布， 才能了解金融监管制度的变迁， 才能确定监管制度的效应以及效应的分析。Peltzman还通过数学模型证明了即使管制的利益都被一种利益集团所独占， 其得益也要小于私人组织的卡特尔。 这两种理论本质上其实都认为金融监管产生的原因并非是建立在公共利益基础之上，而是为了满足既得利益集团的需要， 它们把政治引入金融监管的分析中， 便于从动态的角度把握金融监管制度产生的政治过程及其演变的动力机制， 让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政府在市场监管中的作用和局限性。

关于金融监管的效果问题， 监管俘获论和寻租理论都认为监管对解决市场的问题没有太大的帮助。 由Stigler、Peltzman、Becker、Posner所代表的监管俘获论最早利用利益集团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来解释监管问题， 它否定了公共利益理论把金融监管看作维护公共利益的保障机制的观点， 认为监管是被被监管者俘获而为其利益提供服务的机构。 该理论认为，监管不仅仅是经济过程，更重要的是政治决策对经济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 监管措施实施之初或许会有效， 但当被监管者对立法和行政程序非常熟悉时， 他们就会试图影响监管者的立法程序来为自己谋取利益， 监管机构逐渐被被监管行业所控制而失去其应有的监管职能， 因此政府应该放弃对行业的监管。 寻租理论则从各个利益集团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监管和金融监管的效果。寻租理论由Tullock（1967）提出，经Krueger（1974）发展而形成，麦克切斯尼（1987）后来又提出“政治创租”和“抽租”的概念，从而完善了寻租理论，使得寻租理论对现实问题更有解释能力和应用价值。 寻租理论认为在政府参与的活动中寻租现象具有普遍性和经常性， 寻租行为的存在破坏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导致经济资源配置的扭曲，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金融监管是政府管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金融监管中同样存在寻租行为，影响金融监管的公平与效率。该理论通过竞争租金来解释政治经济中的利益集团、立法机关、监管者等如何操纵民主政府以改变政治制度和政策来创造租金（Tollison，1991），提出政府的管制加剧了市场中的寻租活动， 并产生了政府及其人的租金创造和抽租行为（Ginsburg，1999），使市场竞争更加不公平， 所以通过政府监管来纠正市场失灵是理想化的、不现实的。

四、金融监管的管理学分析

关于金融监管的管理学分析主要集中于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激励问题，而关于这一问题Kane、Boot和Thakor、拉丰和梯若尔、德沃特里庞等人都做了深入的研究。

Kane（1990）认为金融监管当局提供监管的激励不足是引起资本监管低效的主要原因， 监管者的激励问题是正确理解银行业过去与将来监管的关键。Boot和Thakor从委托的角度进行研究， 在其监管者声誉博弈模型中， 将监管者自身利益假设为合格监管者的声誉， 监管者的目标是追求自己声誉的最优， 而监管者监管能力的不确定性将引起监管者的行为偏离社会公众最优化目标， 出现监管政策的扭曲。

拉丰和梯若尔的《政府采购与监管中的激励理论》（1993） 一书对监管的激励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们将激励问题引入到监管问题的分析中来，运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研究了激励和抽租的权衡取舍问题， 认为监管问题就是一个最优机制的设计问题。 在分析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行为和最优权衡问题上， 认为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缺少承诺以及不完美的监管者，因此监管不是最优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限制了监管者对被监管者的监控能力； 由于合约方面或者法律方面的原因， 监管者不能对激励方案进行承诺会降低监管的效率；监管者很可能是不称职的，并容易被利益集团收买。

在德沃特里庞（Dewatripont）和梯若尔（Tirole，1993）构造的“最优相机监管模型”中，集中讨论了金融领域何时需要外部的干预和监管， 以及如何设计外部人监管的激励方案。根据不完全合约理论（Hart and Moore，1990；Aghion and Bolton，1992），股东对企业业绩是凸的收益结构，债权人对企业则是凹的收益结构， 拥有凹收益结构的人较拥有凸收益结构的人更倾向于外部干预和更严厉的监管。 对银行而言， 银行清偿比率越低， 股东就越偏好风险， 而存款人则越规避风险。因此，德沃特里庞和梯若尔认为最优的监管方案应该与索取权联系起来， 让监管者拥有与没有保险的存款人一样的激励。 在他们的模型中揭示了当监管者既负责事后的干预又负责事前的监督时，是如何被动干预以掩饰其失败的监督的。

五、金融监管的金融学分析

关于金融监管问题， 金融学是从金融脆弱性理论、金融中介理论、金融约束论几个方面分析的。

（一）金融脆弱性理论

金融脆弱性问题自明斯基（Minsky）1982年首次提出“金融不稳定假说”后才引起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论。金融脆弱性理论主要以金融机构、信贷企业以及金融市场三者的特点和金融业务关系为出发点进行研究。

明斯基（Minsky，1982）和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85） 通过区分信贷市场上企业的融资性质不同，提出了“金融脆弱假说”，指出在商业周期衰退阶段，企业陷入财务困境而不能归还到期贷款，企业的流动性不足会反馈到金融市场甚至整个金融体系而引发金融危机； 克瑞格（J. A. Kregel，1997）从银行的角度研究信贷市场的脆弱性，提出了“安全边界说”，认为在商业周期的扩张期，银行家和借款人变得很自信而产生投资预测失误， 银行的安全边界不断被降低， 当减少到最低程度时，金融危机就会爆发。这两种理论都分析了银行的利润最大化目标促使其系统内风险性业务和活动的增加， 导致系统的内在不稳定， 而商业周期的波动则是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因而需要对银行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管（Minsky，1982；Kregel，1997）。

Friedman和Schwartz（1986）、 Diamond和Rajian（2001） 则对金融机构经营业务的特点进行研究，分析了银行及金融机构业务经营的三个特点： 一是短借长贷和部分准备金制度导致了金融机构内在的脆弱性；二是在资产负债表中，主要是金融资产而不是实物资产， 主要是金融负债而不是资产净值， 这导致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 三是存款合同的等值和流动性形成了在萧条时期提取存款的激励。 由于银行及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的这三个特点往往导致流动性不足而使金融机构具有内在的脆弱性。

Kaufman（1995，1996）从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来研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他认为由于银行间的拆借及其支付系统使得金融机构间的资产和负债相互关联，从而使金融机构之间具有传染性， 单个金融机构的倒闭会传染到其他的金融机构， 从而引起一连串的金融恐慌。 他还总结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高杠杆比率、低现金资产比率、高负债比率和高短期债务比率等特点， 由于这些特点使得银行比其他行业的企业更具有脆弱性，因此应该在金融机构准入、金融机构业务以及金融机构退出等方面实行严格监管。

Fisher（1933）从货币供给角度分析了金融脆弱性问题。在他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中指出，经济的扩张资金主要来自银行贷款等债务融资， 这种债务融资使存款和货币供给增加，引起物价水平的上升，债务人会从这种通货膨胀效应中得益而受到激励，进而继续增加贷款直到“过度负债”状态，此时企业没有足够的流动资金来清偿到期债务， 引起一连串的债务――通货紧缩，爆发金融危机。因此Fisher提出要把非金融部门债务量作为监测目标， 以防出现“过度负债”而增加金融风险。弗里德曼和舒瓦茨也指出金融体系的脆弱具有内生性， 是由货币供给量自身决定的， 而一些突发事件会引发或加剧银行的货币紧缩效应而出现银行恐慌， 因此应该将银行储备和货币总量作为中央银行调控监管的政策目标。

（二）金融自由化理论和金融约束理论

麦金农（Mckinnon，1973）、肖（Shaw，1973）和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69）从金融监管失灵方面论述了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理论。 他们首先提出了“金融抑制论”， 认为政府严格的金融监管束缚了金融机构的活力，使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效率下降，压制了金融业的发展，最终会背离金融监管的目的。此外该理论还认为政府在金融监管过程中同样会遇到市场机制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备的现象，因此政府的监管效果会受到影响。 为了解决金融抑制下的问题， 就应该实施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政策，放松对金融机构的严格监管和过度限制，恢复金融业的竞争，以提高金融机构的活力和效率。

与金融深化理论不同，赫尔曼、穆多克、斯蒂格利茨（1997）和青木昌彦在信息经济学分析框架下提出了“金融约束”理论，他们认为：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会使金融机构随时因信息问题而陷入困境，而搜集和处理信息的高昂成本往往使个人或经济单位难以承担， 因此政府应该在金融监管方面采取措施来改进金融市场信息问题。“金融约束论”中所主张的金融监管与“金融抑制论”中所描述的政府监管有所不同， 它强调政府通过一系列金融政策创造租金机会，租金为银行的持续运营创造了一个利润流，使银行有动力积极地监督企业， 确保贷款得到最有效率的使用。

（三）金融中介理论

金融中介理论以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为出发点， 非常注重金融业自身的独特性对金融监管的要求和影响， 把金融监管理论转向如何协调安全稳定与效率等方面。Diamond和Dybvig（1983）的“银行挤提模型”及Calomiris和Gorton（1991）证明的“先到先取”原则，揭示了银行面对挤兑的两难选择：投资短期资产就不能实现其期限转换的功能； 而持有长期资产就会面临流动性不足和破产的威胁。这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或由政府扮演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可以实现这个问题的“合理均衡”， 挤兑就不会发生。Merton和Bodie（1993，1995，2000）提出的功能观的金融监管理论认为基于功能观点的金融体系比基于机构观点的金融体系更便于政府的监管。 因此应该首先厘清金融的基本功能再进行相应的金融监管，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监管者的专业能力， 并降低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在信息上不对称的程度。

六、金融监管的辩证法分析

以上关于金融监管的理论都是从静态的角度解释可观察到的金融监管问题， 没有考虑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 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和预测监管问题。Kane（1981， 1983， 1984， 1994） 则从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出发， 以黑格尔的辩证法为理论基础建立了监管辩证论， 解释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交替的动态过程， 提出金融监管制度的设计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而相应改变。否则，要么以延迟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发展为代价，要么以牺牲金融稳定为代价。

Kane的动态博弈模型从动态的角度解释了监管过程中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机制。 他认为， 金融监管最初是应利益集团的要求而由政府供给的，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监管机构的监管效率和目标的实现程度将会降低。 因为作为被监管者的金融机构， 其竞争能力和获利能力在严格的监管条件下会受到限制， 在利益的驱动下，这些金融机构会进行创新活动以规避监管而寻求盈利机会，金融创新出现后，原来的金融监管制度不再适应新形势因而效率降低。根据公共选择理论，作为有特定利益目标的监管者来说， 它不可能自动退出社会舞台， 而是重新为自己寻找监管的新手段， 制定新的游戏规则以强化监管， 从而形成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监管――创新”的动态博弈过程。由于监管的产生过程总是滞后于逃避监管的行为， 因而监管的供给总是缺乏效率的或是不足的。 针对于此，Kane（1991）提出了监管者竞争理论，即通过引入监管机构之间的竞争机制来消除监管供给不足和低效率的问题。

综合以上几个学科关于金融监管问题的研究，每个学科都从不同的角度对金融监管问题做出了理论贡献，当然这些理论也存在缺陷，它们对问题的解释往往带有片面性和局限性， 但是作为金融监管理论体系的一部分， 这些理论也相互补充，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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